罗 辉
古往今来，所谓“三应诗”是指以“三应”为特色的诗词曲（以下简称“三应”诗词）。对于这种类型的诗词，尽管褒贬不一，但却经久不衰，这种现象耐人寻味，须秉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进行持续不断地探讨。可喜的是，当代诗坛的“三应”诗词创作，不但方兴未艾，而且一些本有成见者，亦改弦易辙，给以新的认识。例如，著名诗人丁芒先生在《“三应”诗也能写好》一文中指出：“我一向反对’三应’诗，认为这类诗不易写好。后来发现，以诗赠答是我国文人墨客社会交往的一种传统方式。十多年来，自己也碰到各种各样不得不写诗的场合，大至慰问、救灾、捐献、展览、开幕、题署，小至登临楼堂馆所、个人红白喜事，加之现在社会风气越来越趋文崇雅，你是诗人，实逼于此，无法回避，只好来个’秀才人情纸半张’，从实践中我体悟到：必须修正概念，应该反对的是’三应诗’创作中的’三化’诗风，即概念化、庸俗化、熟套化，而不是’三应’题材本身。只要有诗意，’三应’题材一样能写好。”然而，笔者从阅读相关文献或咨询专家意见中感觉到，为了更好地促进当下的“三应”诗词创作，与“三应诗”概念相关的问题，似乎还有必要予以界定与厘清。
一、从“应”的视角来认识“三应诗”
在“三应诗”这一概念中，“应”字最为关键。根据《古代汉语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简编）》的释义，“应”有受、接受、响应、应声、回答、应和、符合、适应等义。“应”＋“制”（或“时”）、“景”与“酬”后，则成其为“三应诗”所对应的“三应”，即“应制”（或“应时”）、“应景”与“应酬”。根据《汉语大词典（简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释义：所谓“应制”，是特指“应皇帝之命作诗文，亦以称其所作”。鉴于帝制早已消亡，今人对“应制”的理解，或是摒弃传统概念，赋予新的含义，即“应制”作诗为“受命”作诗；或是用“应时”代替“应制”。而“应时”之义，或谓“顺应时势，适合时会”；或谓“顺应天时，适合时令”。所谓“应景”，是指“为了适应当前情况而做某事”。所谓“应酬”，或谓“交际往来”或“犹应接”，或谓“勉强应付”。由此可见，由“应”字组成的“三应”，一是各自的含义相互交织，并非独立，除非必要，以“三应”统称似更适宜一些；二是都有以“应”为特色的共同点，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三应诗”创作，主要体现为“命题”而诗或“因酬”而诗。
二、从“诗”的视角认识“三应诗”
“三应诗”是“诗”，而不是“文”。所以，从“诗”的视角认识“三应诗”，一是基于诗学理论，“三应诗”必须彰显“诗言志”与“思无邪”的本质规定，并充分体现“审美意象作为诗之本体，它’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既是可感的，又是超验的。它是一个浑成结构，意是有形之意，象是念意之象，而’形’’象’又都是心象，或曰物态化的审美体验、艺术化的心理结构，一切尽在包容中，全息性是其根本特质”1。二是基于诗歌体裁，“三应诗”包括以“三应”方式创作的诗词曲三种诗体。三是基于创作动因，“三应诗”既可以是陆机《文赋》语境下的“诗缘情”之作，也可以是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所提出的“诗缘政”之作，还可以是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所提出的“诗缘事”之作。四是基于创作始终，“三应诗”创作的终点表现为“三应”诗词（含曲）作品，而从创作起点到终点，则体现为诗词“三应”过程。之所以要这样区分，是为了说明接下来要言及的相关问题。五是基于“主客观”或“有无题”来认识“三应诗”。请先看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所云：“近世论文者多析作者表达情性之方法有二：曰主观，自表暴其遭际而显现其个性之抒情文学是；曰客观，援古事以运思或因登临而叙景等文章是。《日知录》云：’古人之诗，有诗而后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后有诗。有诗而后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后有诗者，其诗徇乎物。’或谓前者为主观之诗，后者为客观之诗。”2当然，这段话所说的“主观之诗”或“无题之诗”、“客观之诗”或“有题之诗”现象，是诗评家论诗的一种观点，但基于积极心理诗学理念，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初始创作心态。包括“三应诗”在内的传统诗词，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是心物碰撞的产物，是审美体验的结果，“诗”的“吟咏情性”，指的是审美情感的喷发与倾诉。而诗人审美情感的生成机制一般有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即原始唤起—内觉体验—情感外化。3显然，对于诗词“三应”而言，“三应”特色让其必然是“命题”而诗，所以“三应”诗人的创作心态往往始于“原始唤起”环节，将要创作之诗必然是“客观之诗”或“有题之诗”。但是，“三应诗”创作绝不能搞“心”外循环，绝不允许勉强应付地硬拼滥凑，尤其需要诗人在以主言情志为特色的积极审美心理的引领下，激活以审美意象为特色的积极形象思维，切实经由审美情感生成的三个环节或阶段，逐步孕育出“在心为志”的审美情感，再运用以“赋比兴”为特色的积极修辞手法，最终用“诗家语”“发言为诗”。这就是说，“三应诗”尽管初始表现为是“客观之诗”或“有题之诗”，但一旦经由“三个环节”或“三个阶段”生成审美情感以后，则必须实现从“客观之诗”到“主观之诗”，或从“有题之诗”到“无题之诗”的跨越。
三、从“体”的视角认识“三应诗”
所谓“体”字，按照《现代汉语辞海》的释义，涉及文学范畴，主要是指“文字的书写形式；作品的体裁”。由“体”字＋其他字组成的概念还有体裁（文学的表现形式）、体制（文体的格局；体裁）、体类（体式、类别）、体例（著作的编写格式；文章的组织形式）、体式（体制、格式）等，且这种概念还多有交叉。此外，在诗学领域，最为常用的概念就是“诗体”。《汉语大辞典（简编）》中的释义：诗体是指“诗的样式和风格”。在《诗学大典》中，与“三应诗”相关的几种类型的诗，其释义分别为：“’应制诗’：诗体的一种。封建时代臣子奉皇帝之命作的或上和的诗。”“’应景诗’：诗歌的一种。也称应时诗，应酬诗。指用于应付眼前光景的诗。这类诗一般事先没有深刻的感受，且多为奉命或趋时而作，如庆贺诗、节日诗、唱和酬答诗，以及封建朝臣所作的应制诗等。”“’唱和诗’：诗体的一种。也称唱酬诗，赓和诗。指以唱和方式应酬而作的诗。是’唱诗’与’和诗’的统称，先作的为’唱诗’，也叫’首唱’或’原唱’；应和而作的则为’和诗’，也叫’赓唱’或’续唱’。”4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对于“应制诗”与“唱和诗”，《诗学大典》明确为是“诗体的一种”，而对于“应景诗”，《诗学大典》则认为是“诗歌的一种”，但又将它与“应酬诗”与“应制诗”这两种诗体联系在一起。笔者在想，对于“应景诗”，《诗学大典》只将其界定为“诗歌的一种”，而不是“诗体的一种”。其中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应景”二字吧！因为相对于“应景”，以“应制”或“唱和”形式创作的诗词，其“样式”是独特的，所以称其为“诗体的一种”。而由“应景”生成的诗词，其“样式”则并非完全独立，因为“为了适应当前情况而做某事”，则让“应景诗”呈现为多种“样式”，如“唱和诗”与“应制诗”亦大体属于“应景”的范畴，但是，“应景”又不止于“应制”与“唱和”，如诗人出席某个活动“应景”而诗，也属于“应景”的范畴。大概是出于这个缘故，《诗学大典》将“应景诗”界定为是“诗歌的一种”。与此类似，用“应时”代替“应制”后，所谓“顺应时势，适合时会”的“应时诗”，也与“应景诗”一样，鉴于它的“样式”特点并非独特鲜明，故只能界定为是“诗歌的一种”，而不是“诗体的一种”。但是，若是将《诗学大典》对“应制诗”“应景诗”“唱和诗”的释义综合起来看，三者涵盖的范围与通常所说的“应制诗”（或“应时诗”），“应景诗”与“应酬诗”三者却是一致的。
然而，能否从整体上认为“三应诗”也是一种具有自身“样式和风格”的诗体呢？基于理论层面的论述，一是郭德英《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在引用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话时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认为，不同的文体对应于、适合于不同的审美对象。胡应麟说：’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5二是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一文中提出：“文体（文学体裁）的构成本具有外在的形式和内容的规定性双重因素。它既具有语言、结构方面的特征，同时也有内容和题材方面的因素。因此，在分类上可以产生多角度性……”6三是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从文体的呈现层面看，文本的话语秩序、规范和特征，要通过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体现出来，这就是（一）体裁，（二）语体，（三）风格。”7四是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认为：“一种文体的基本结构，犹如人体结构，应包括从外至内依次递进的四个层次，即：（一）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犹如人的外表体形；（二）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犹如人的语言谈吐；（三）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犹如人的体态动作；（四）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犹如人的心灵、性格。”8基于实践层面的划分，一是作为诗文总集的《文苑英华》，分文体为三十八类，多数文体又按内容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在“诗”类中，又将“应制”“酬和”“寄赠”“送行”“留别”等作为其中的小类。二是作为文体学著作的《文体明辨》，将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一大类，某些大类下还分细类。其中，第一至第十六大类分别是：“古歌谣辞”“四言古诗”“楚辞”“赋”“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言”“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六言诗”“和韵诗”“联句诗”“集句诗”，即是将“和韵诗”与其他诗体并列的。三是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涉及诗歌体类的前八章分别：原始型二言诗和四言诗、楚辞、赋体、乐府体诗、古体诗、骈体文、近体律诗、古体诗歌的其他体类。其中，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就是作为第八章中的第三节介绍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看，能否基于“文学的表现形式”，将“三应诗”看成是一种“体裁”，可能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为了加强“三应诗”的理论研究与诗学批评，以指导“三应诗”的创作实践，既基于学者们的理论研究以及古今文献对文（诗）体的实际划分，又关注“三应诗”相对明显的“样式与风格”（特别是“风格”，即艺术特点），如“三应诗”的“三部式”结构（即“开头”部分，常是点明主题，介绍事件；中间部分多是描绘情节，即物即境；结尾部分则是倾诉情感，彰显旨意）等，并借鉴宋代严羽关于“诗体”的“以时而论”与“以人而论”（《沧浪诗话》）的方式，将“三应诗”看成是一种诗体（即“三应体”）似是有据可循的。
四、从“题”的视角认识“三应诗”
所谓“题”字，与文学相关的概念主要是“题材”“题目”“主题”。按照《现代汉语辞海》与《古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所谓“题材”，是指“构成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材料”，即“作品中具体描写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所谓“题目”，是指“诗文的命题”；所谓“主题”，是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显然，任何类型的诗词创作，都离不开题材。诗词题材即是构成诗词作品的材料，无论是“以鸟兽草木为料”，还是“以事为料”，有“料”是有“诗”的前提与基础。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说明清代诗论家叶燮《原诗》时指出：“文中指出作诗之本，就被表现的客观事物来说，可以用理、事、情三者来概括”，9即所谓“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原诗》）。这就是说，无论是“三应”类型的诗词作品，还是其他类型的诗词作品，其题材内容都离不开叶燮所谓“理事情”“三言”的范畴。与此同时，历代诗词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对于诗词题材与诗词类型的关系，尽管有的题材相对适合于由某种诗体来表达，但总的来说，不存在某种诗体只能表达某种“理事情”，而不能表达其他的“理事情”。于是，对“三应”诗词来说，若是基于题材而论，似只可说某些题材，如“大至慰问、救灾、捐献、展览、开幕、题署，小至登临楼堂馆所、个人红白喜事”等，经常由“三应诗”来表达，但却不能说它们就是“三应”题材。就“三应诗”的主题而言，尽管历史上的“应制诗”，“歌功颂德”是其主题的基本表现，但却不是唯一表现，更不能说是它一成不变的表现。如吴聿《观林诗话》云：“汉武柏梁台，群臣皆联七言，或述其职，或谦叙不能，至左冯翊曰：’三辅盗贼天下尤。’右扶风曰：’盗阻南山为民灾。’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则有规警之风。及宋孝武《华林都亭》，梁元帝《清言殿》，皆效此体。虽无规儆之风，亦无佞谀之辞，独叙叨冒愧惭而已。”10这也说明，不能将某些诗词作品的“主题”等同于某一诗体的“主题”。尤其是当我们摒弃了“应制”二字的传统含义以后，对于当代“三应”诗词的主题，更是应当坚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以传统诗词的本质特征，即“主言情志，大美无邪”为审美目标，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至于说“三应诗”的题目问题，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基于“三应”特色，“三应”诗词往往是“先有题而后有诗”的“客观之诗”，但只要诗人立足“三应”语境，让诗词“三应”过程，充分体现诗学心理、诗学思维与诗学修辞“三者”的有机融合，做到在积极的审美体验中催生审美情感，并遵循“有题之诗”的创作特点，让诗词内容“语语皆在题中”，同样能够写出好诗词，乃至堪比“无题之诗，天籁也”（清·袁枚《随园诗话》）的精品力作来。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驻会顾问）
责任编辑：姚泉名
注释：
1童庆炳等著：《中国古代诗学心理透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2傅庚生著：《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
3童庆炳著：《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4游光中、黄代燮编著：《诗学大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第55页，第89页。
5郭英德著：《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6褚斌杰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页。
7童庆炳著：《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第103页。
8郭英德著：《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9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41页。
10参见贾先奎《应制诗风格的发展演变及其文化内涵》，载《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2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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