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静：写作的中途

文章来源 | 《山东文学》2021.3

2017年开始，陷入不想写的窘境，固然不写作也不是什么大事。诗人但丁在《神曲》开篇就说：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中。我知道，这是我的黑暗森林。除了被师友们约稿之外，自己几乎不再是一个主动的写作者，仿佛忽然之间对评论失去了兴趣和动力，所维持的不过是继续说话的外形。适逢谢有顺和李宏伟两位老师为当代作家论丛书约稿，圈定了当代文学中几十位有影响力的作家，每人一本作家论，排除了已经被其他作者选择的作家，我衡量了自己的能力和个人趣味，锁定了王安忆和韩少功。

选择的标准是，第一，我希望研究我父母同龄人（生于1950年代）那一辈的作家，最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这样就跟我本人具有生活经验上相反的移动路线，他们经历了当代中国曲折复杂的历史，有着丰富驳杂的生活经验，阅读他们不仅仅是关注语言艺术，也是重新阅读和了解一段历史。第二，作家持续不断地创作，同时也在当代文学各类思潮和现象中做出过自己的反应。创作力和思想力之结合，是我理想中的作家形象。多年来，由于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几乎阅读过王安忆的所有作品，是我从学生时代起一直会追踪阅读的作家，偶像一样的存在，也陆续发表过一些大大小小的文章，我和出版方可能都认为写王安忆老师会合适和妥帖一点。人在一些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刻，并不受制于理性，经常把陌生作为第一选择，以此做一些浪漫的自我幻想。后来听说最终去写《王安忆论》的是刘复生老师，顿觉没有遗憾了，刘老师的选择思路和过程跟我如出一辙，结果正好相反，也值得一记。最终我选择了韩少功先生作为我的写作对象，一个居于陌生之地和远方的作家，跟我平时喜欢的文学风格也有距离，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文学史上出现的名篇《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等几部的作品。之后两年时间中经历的写作困难和自我怀疑，证明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开始购买了一套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韩少功全集，用半年的时间通读了一遍，对韩少功的全部作品大体有了基本的感官知觉。然后按照写论文的要求，搜索研究论文和研究著作，大体也就了解了时人对韩少功这个作家的基本判断。然后我做了很多形式主义的准备，韩少功老师赠送我一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作品全集，于是家里和单位各放一套不同版本的全集，方便随时随地翻看。我在这几年的出差和上下班的途中，随身都会带着一本韩老师的书，我是一个需要仪式感的人，由于经常拿出来翻看和交替，家里的书带到了单位，单位的书也会落在家中，到最后它们交错混合排列在家中和单位的书架上。这一段时间内，韩少功几乎成为我看待文学的标准和聊天讨论中援引的例证，当然无论做多少额外的仪式，都不能更改我写不出来的现实。

我经常拿《韩少功论》的写作去抵挡各类约稿，用得太多以至于别人都不相信这个理由。我也因为写不出和不知道怎么写这部书稿，而自暴自弃地去接了一堆稿子来写，填补无事可做的空虚。最大的一个稿子是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故地时间》，本意是修改一下写于2004年的故乡风物人情的系列散文，修改的过程中发现无法再回到从前的感觉，几乎是重新书写，当然这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延期了，个人也无可奈何地蜕变成一个拖延症写作者。在写不出一个字的时候，就到处看看闲书，记得看到詹姆斯·伍德写杰夫·戴尔的一篇文章，杰夫·戴尔打算写一本关于劳伦斯的评论集，但不管他什么时候试图开头，总有些什么事情分散了他的注意。首先，是他对写小说的想法：“尽管我已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劳伦斯的书，但我也决定要写一本小说，而且虽然写劳伦斯的决心下得要晚一点，但它也并没有完全替代掉早先的那个决心。起先我胸怀大志打算两本都写，但是这双份的愿望把对方互相消磨到我没有动力写任何一本书的程度了。杰夫·戴尔感叹关于劳伦斯的书变成了一本关于没法动笔写劳伦斯的书，杰夫·戴尔早期作品中写了很多无法动笔的作家，并不是由于他们疏于写作而是因为他们太想写了，消极自由表达的是对完成的恐惧，如果从来没有开始一项工作，至少意味着你没有完成的机会，不开始行动是针对损失做出的先发制人。我当时想，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像杰夫·戴尔那样描绘出跟我如出一辙的心情，那种对未来结果和完成的恐惧，我想它几乎命定是一本乏味和平庸见识的作品。无法完成的、无路前行的、延迟的写作，对，这本关于韩少功的书会成为一本关于写不出韩少功的书。写不出的理由有一万条，综合概览了当代文学中关于韩少功的各种著述、论文、史料之后，发现关于一个作家能讲述的一切几近完成，赞美的路线与批评的道路已经汇合；作为研究对象的韩少功，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同样发达，我所想说的一切，可能他都已经说过，他对自己和当代写作的理解甚至高过众人对他的评述，它存在让一场耙梳变成一场像孙悟空在如来佛手心里折腾式的一无所获的追寻；如果只是一场致敬，在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之后，根本没必要进行一次重复性的写作。内心的失败感与试图重新寻找一种接近作家的方式，一直纠缠在一起。2019年1月我新换了工作单位，好像为了完成一件事，为了甩掉一个旧我，所不管不顾去做的一些尝试，期望借助新的时间和开始去甩掉旧包袱，其时这本书稿只完成了两万字，有四五万字的读书笔记。合同上要求2017年底交稿，我要求推迟至2018年6月交稿，后来延缓到2019年初，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太相信能写出来。不过在跟责编李宏伟的交流中，自我催眠式地一次次假装快写完了，也试图让他放心，幻想西西弗斯终于甩开了大石头。

人到中年，这是一个写作和生活都应该产生自觉的时间。而在一个作家身上我们永远只会佩服那些我们自己身上也有其萌芽和根源的品质。那么，我对韩少功的研究和阅读注定无法成为严谨的富有创见的学术论文，而只能是一种自我教育。我把韩少功当做不可复原的一代写作者中的杰出代表，去寻求和描述那个不可复原性。即使我们深知那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和德性，但已经无法再次于现实中重逢。历史的中间物所带来的写作的能量，社会主义革命所赋予一代人的国际视野和理想激情，他们健旺的生命力和正义道德感、责任感，在1990年代的数次争论中，固然已经遭遇了足够的嘲笑和恶意，但他依然故我，他们拥有建设者和主人翁的自信，就像张承志的倔强一样，就此别过，他们唱歌，我去上坟。即使对这些作家保有好感和认同，我也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志趣和情感，依然能感觉到其中的空洞与徒然，但毫无疑问，那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逝去的美和可能。解构是现代人最愿意操持的工具，我对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动辄解构一切的批评家保持警惕，自居道德和正义是危险的，他们同样危险，比道德主义的那种还危险。我的导师蔡翔先生把前三十年的文学称之为“建设者”的文学，后续的文学是“异议者”的文学，大概我也是在这个序列里认识韩少功的文学创作的，固然身处异议者文学的生态之中，却留存了“建设者”的品质。

按照《暗示》附录中的自我陈述，我直录于此：“作者1968年至1974年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从事各种农业劳动，组织过农民夜校和对官僚滥权现象的斗争，接触过知青中不同的一些圈子，包括当时一些有异端色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理想主义实验。书中对农民和知青的理解和观察，大多来源于此。”生于1953年的韩少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持续不断地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和历史记忆作为塑造理想世界的资源。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简单站队的人，从1982年《文学创作中的“二律悖反”》开始，他就注定只能是面对难题的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历次重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参与其中，他是寻根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一个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是一个杂志社的主编，翻译过重要的文学作品。一个全面派，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作家”，所以是一个标本。我想借着他可能理解和再历我未曾经历的世界，通过一个作家和写作，能够理解上一辈人的文学。文学与世界。

2017年10月14日，第一次去湖南汨罗，参加第二天于天井茶场（知青下放地）举办的韩少功先生的汨罗老乡见面会。同一天上海有一个“青年写作与文学冒犯”的研讨会，何平老师希望年轻人能够冒犯世界，冒犯上一辈作家，或者冒犯文学体制和种种成型的意识形态。带着一种怀疑一切的心情，踏上了湖南的土地。到湖南岳阳站已是晚上八点，来接我的师傅是本地人，一路上心惊胆战，深夜的省道上到处都是运煤的大卡车，师傅每一次超车我都担心得捏一把汗，刺眼的远光灯从未停歇过。一路惊险，到达汨罗县城附近才有改观，路上人烟稀少，秋风乍起，道路两旁树木摇曳盘结，好像乡村、小镇让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师傅经过任弼时故居，还特地停下来让我看一眼建筑的外观，他讲了这所建筑修建的历史、波折、开放日期，为我错过开放时间而不住地惋惜，然后还建议我一定要去八景峒隔壁的长乐镇去看看杨开慧的故居。韩少功先生早期写过人物传记《任弼时》，是一位本土革命家的传记，我特地淘了一本旧书来看，因为是合著，看不到太多个人痕迹。可想而知的意识形态表述和认识，但韩少功说这本书的写作，带给他了很多影响，他带着任务北上南下，采访了很多高级将领和相关的人员，后来又接受过写王震的任务，对于革命、战争和历史都有了切实的了解。此后创作《同志交响曲》《七月洪峰》等作品，其中的老干部形象多少受到过这些真人故事的影响吧。一地的人物，就像陈渠珍、熊希龄个人气质和秉性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一样，他们之魂魄潜行蹑踪地转入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当然人物的光辉身影以不可辩驳的印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多少年之后一位司机师傅的自豪感中。

汨罗老乡见面会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研讨会，举办地在湖南省汨罗市罗江镇群英村，原天井公社长岭大队团坡里。一辆大巴拉着各地来的专家和媒体记者，还有很多本地韩少功先生的文学好友自行驾车前来，浩浩荡荡开往天井茶场。乡村公路勉强只能两辆汽车通过，大巴车出现，加上相向而行的卡车，出现了堵车现象。最后大家徒步进去，沿途电线杆上都可以看到会议的指示牌，跟田间地头的泥泞和奋力开放的紫色雏菊、小镇上门派各异的商店、抄着手在路边看热闹的本地居民突兀而和谐的组合在一幅画面中。背景板是韩少功青年时的照片，穿着褪了色的绿军装，年轻而青涩，还有巨幅的海报，悬挂在村民家的后墙上，以墙根为虚拟的主席台，由此反向延展而去就是一个小型的剧场，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农村场院，平时肯定是晒粮食和儿童玩耍之地，沿街墙上还有韩少功先生创作成就的展示。韩少功一进村，就跟村民们闲聊起来，用本地的方言自然而热切地问好。他们一定有一些只属于彼此的秘密，他们边说边大笑的时候，有一种熟人之间的笑闹感。“一下子还真没认出来！你没以前好看呀！”“40年前，你们来这里插队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呢！”

本地出身的作家黄灯主持，她也说方言，让我这种外地人只听出急切和亲热来，小说中的原型人物和本地的村民们陆续进场，按照简单排定的座位坐在观众席上。《马桥词典》中的复查、盐早、铁香从人群中站出来谈作品和作家，他们说“我们都叫他韩花。”“扇面胡子，不蛮高也不矮。”“有才！没架子，平易近人。”“他当年年纪小，长得帅，又多才多艺。我们笑他是朵花！”

“我是李复查，《马桥词典》里复查的原型。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崽在东莞打工，回来就带了本书给我。他书中写的我是个不好不坏的人，比较好！哈哈哈，有'比较’两个字。”

“丙崽就是我们队上的丙伢子，因为有些智障，只会说两句话，其中一句就是'爸、爸、爸’……”

“成立宣传队，把我们这些老百姓带开发的！第一个节目还记得不？”“我就还记得呀则！你写的《养猪》！”宣传队的康爱水一边回忆，一边给大家表演，“东风吹，送喜报，毛主席会上发号召，从干部到群众，家家户户都发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

“我不会说，给大家唱两段，表达我的心意！”宣传队的戴迪香摆出了演员的招式和身段，绘声绘色地唱起《补锅》，一看就是当年爱笑爱唱的热闹人。

有人感伤地说：“书中的原型人物好多都过世了……”

原本是借鉴和模仿了小剧场的排座方式，韩少功、太太梁预立女士面朝众人，众人直视着前方，越聊越热烈，他们也不会忌惮形式，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场面就变换成一个圆形，大家几乎围坐在一起。梁预立女士说：“我们感谢毛主席，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在小广场上空，是媒体的直播航拍相机嗡嗡地来回旋转，人们时不时仰起头来看天空，他们直白的眼神，紧抿的嘴巴，让人觉得一切都很隆重。单正平老师还爬上附近一家村民的房顶，房顶上站满了拍照的围观的人，在那里俯瞰底下的现场会看得更清楚。“韩少功你不要犯错误，晚节不保……”大家哄堂大笑，笑声是最畅通的语言，泪水也是，他们眼中闪烁着泪光，青春也是，他们一定都想起了身强力壮的年纪，有梦有醉，连苦涩都稀释了。在文学语言和关于文学的语言熏染中，我已经能够辨认出虚饰中的真诚，坦率中的假意，甚至在中年之后，我对年轻时葆有的冷眼旁观式清醒已经几乎放弃，那种文艺的姿势令人厌倦。你无法把他们称为底层，他们拥有乐观和指点江山的语气，拥有此地的历史和记忆。他们中有一些耄耋老人，拄着拐杖，接近生命的尾声，他们自然而蓬勃地释放着生命，跟焦虑的知识分子群体和高涨的国际竞争力，隔着山水，这里是另一个中国。靠着几个小时的接触，没有谁敢说了解他们内在的悲喜，或者以后还会付出时间和意愿以文字与他们为邻，而韩少功先生已经如此17年了。

活动结束是一场大聚餐，摆在村民家的房子里，现场排上各家各户拼凑起来的桌子凳子，屋里坐不开就在院子里，据说是新杀的猪，菜饭也都是新鲜的家常菜。有本地宣传系统的领导，外地来的嘉宾，还有本村的好友。我看到负责这次活动的工作人员盛情邀请韩少功夫妇去主桌就坐，革命会打破界限，但世界总是有秩序的，革命的第二天总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心里略微犯了嘀咕，去还是不去都是一个难题。韩少功夫妇最后选择去跟村民们一起吃饭，从一张桌子到另一张。这一选择没有对错与高下之分，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事，有局外人的吹毛求疵和看戏心态，但我还是觉得若有所得，没有落空。

初秋的湖南，凉意渐起，刚刚下过雨的土地上依然泥泞，大地的泥泞，靠着手里捧着的一杯擂茶，才能在心里升起一股热气，热辣辣的香气。从前有个湖南朋友的美意，她从湖南给我寄过一些擂茶，我鼓捣了半天都不知道怎么喝，按照说明书泡好了之后，家人都觉得这个味道奇怪并且感觉不到它的好处。这一次在湖南屈子祠游览，一杯接一杯地喝，方觉得它的味道恰如其分，微辛的姜、糖，黄豆、花生、芝麻混合的香气，中和着空旷山谷中微寒的秋天。擂茶就是此时此地的景物，它移植进另一种生活场景无法诞生出这种气味和需要，文学也是如此。真正的先锋写作者，一定是在创造一种无法移植和模仿的写作，韩少功从“寻根”文学开始，就开始了对自己此时此地生活经验的深度凝视，熔铸出了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散文随笔和《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这样具有探索性的作品。它们都有明确的对话对象和问题意识，由此地产生，借由现代知识的烛照又返归本地事物，所以作品的气质是乡村与现代结合的，具有超越性，跟很多当代作家对生活地气和质感之追求是悖反的。从1980年代开始，韩少功就在《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讨论写作的复杂性，这也奠定了韩少功日后思维的一个基本模型，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提供一个平台供最优秀的头脑来辩诘，提供出更好的思想和认识；好作品主义；站在农民的角度批评摆起小架子的城里人，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批评乡村人对现代医药的执迷，轻视自己的本土资源等等，反对西方文学作品的拿来主义，故意欧化，又积极翻译和汲取他们的精华；他看到第一世界的强大又批判他们的霸权，他选择性亲近第三世界，也对他们的腐败之处知无不言；他以知识的面目出现，而又对当代学术之偏颇大加挞伐，珍惜《天涯》来自普通读者的声音，又关注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知识思想命题等等。他从来没有确立一个强烈的正面意识，而是在不同立场、空间、人群之间的运动中做抉择、挑选，并且不断地更换自己的阵地。恰如他早年主动选择去下乡逃离了城市“文革”对一个少年的伤害和打击，后又靠着个人努力脱离尚未开化的乡村，这个他曾经开办夜校和教育农民遇到失败的空间，久居城市功成名就，返回乡村再次书写乡村世界。舍离与新的寻找，跳出习惯之地，在两种彼此对立的空间中来回往返，在清理习惯和旧意识中一次次更加接近真理，似乎是对他行为和个人思维的一种解释。

赵月枝以城乡关系的视角讨论和探索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大家可欲和可求的“美好生活”以及我们如何实现的问题。她说希望自己的研究是一个促进自己和研究对象在互动中共同重新认识自己和重构自己的过程。当然在我看来，在一个知识行为中，可能重构自己更重要，如果不然，写作则是虚空之作。韩少功的写作，在1990年代以来几乎是一种知识行为，而不能被理解为一般性的写作，在创办《海南纪实》的过程中，有朋友对事务性工作会耽误他写作存有疑虑，他回答这是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这当然也是问题之所在。韩少功有没有能力写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小说，一部在当代文学现场所形成的审美标准所认同的长篇小说，《日夜书》大概算是最符合这个标准的长篇作品了。即使如此，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斑斑点点的抗拒，对正在成型的长篇小说的抗拒，他不相信人们从历史中梳理出来的线索和故事。所以他会在《修改过程》一书中为同一个人设置两个结局，有一种游戏性，也有其真实性。这是一个谜语和谜面互相撕扯的矛盾，我曾经跟很多同行朋友讨论韩少功老师到底能否创作出一部让质疑者闭嘴的长篇小说，有的人认为以他对翻译和他国文学的了解程度，以他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认知深度和思辨能力，完全可以碾压当代中国众多作家单薄幼稚孱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创作出一部上乘之作；也有人说，以韩少功的思维方式，应该创作出一部跟其他人差不多的“故事性”小说，以证明这在我根本不是问题，他没这么去做，那么可能间接证明他无法写出这种作品；另外有人说，如果他根本不认同这种文学理念，怎么可能背离本心写出一部好作品呢，再则，在另一种价值观中洗礼日久，已经无法再回到另外的文学之中。争论没有结果，但有一个共识，所谓的“纯文学”与思想性的结合的好作品，可能韩少功是当代中国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处于被期望能创作出来的作家之一。但他到底能不能？《修改过程》当然不是答案，沉溺于“变”也不总是一件好事，答案暂时是一个未知数。 

我很喜欢韩少功在《革命后记》中的一句话，“作为一份艰难的证词，我必须对自己供述如实”，作为这本书稿的前言，我也需要认真对待自己内心的声音。在我进入高校工作一段时间后，曾经邀请韩少功先生作为学校的驻校作家，他多次婉拒，后来听他说起自己并不认同这种教育方式，也对高校文科教育颇多感慨。出于对晚辈的关心，在来往邮件中他问过我能否适应高校生活？我要到过了大半年之后，才明白大学教育的确处于最坏的时代。借着一个作家和他的全部作品，我获得了什么？赞美总是空洞的，一代人的不可复原性，能否成为我自己的文学品质，是一个未知数。知道其美，但到达的路径不可复制，《故地时间》的写作中多少也沾染了马桥的一些气息，鬼魅的部分，还有对农民生活自足性的理解和认识。本书的写作，注定是没有完成的写作，作品的庞杂和作家思考的复杂，让我无法处理成一个中规中矩的作家论，必然存在一些环节上的疏漏，比如对1980年代作家重要文学理论命题引起的论争只是作为背景一带而过，1990年代中短篇小说除了在相关论述中涉及到，对其细读基本略过。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采取了关键词的方式，比如公民写作、中间状态、修改与主体意识、翻译与选择性传统等，试图以不同的路径去了解作家，基本按照时间的顺序去耙梳资料，但在论述过程中却尽量使用了纵穿全部创作历程的方式，比如“公民写作”是比较晚近的提法，但我用在了早期作品的描述中，意在沟通前后创作的某种共同特质，也对新时期文学发轫期的写作有另一种理解思路，尤其是在近下的文学特质体察中再次反观彼时的写作，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如果一定要追寻一个目的地，我想那就是希望再次确认韩少功的创作是当代文学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以个人之力塑造“当代文学”的另类品质。哈布瓦赫认为一个人物，一个历史事实只要进入集体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一个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韩少功的作品及其思考，是当代文学系统中一个有益的要素。我为从事过韩少功的研究而觉得踏实，即使它尚且是一个半成型状态，但我所期待的，没有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