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方向感的诗人

王 琪 霍俊明

　　王 琪：你认为当下的诗歌批评环境好吗？其实一个成熟诗人的成长，除了写作者的天赋和自身修养等因素外，远离不开评论界的外部声音，比如你这几年关注到获 “华文青年诗人奖”的首都师大十位驻校诗人。那你认为他们这种或是乡村、或是城市、或是远方与心灵的诗歌写作，具体到诗人和社会与时代关系问题上，到底有 多大的价值和意义呢？
　　霍俊明：当下的诗歌批评环境谈不上好或不好，基本上算是常态吧！但我要提醒的则是批评家不应该讲诗歌的“坏话”或“好话”，而是要讲“真话”。你可以对朋 友撒谎，但是绝对不能对诗歌撒谎。我曾经说过新世纪以来我们诗坛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真正的诗学意义上的争鸣和交锋。批评家自说自话，或者成为了被学院和各种 文化资本绑架的工具，批评家更多成了吹捧者的角色。我确实得罪过一些诗坛的名家，这有些出乎我的意外。为什么真正的诗歌争论却会让一些人如此不舒服？做什 么都需要有良知，无论是诗人还是诗评家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些病态和畸形就会少多了。诗歌批评目前最大的困惑就是批评家越来越在现实境遇下丧失了对话的能力。这不只是与新媒体有关，更与新世纪以来愈益繁杂的寓言化的时代有关，当然也与批评家的知识谱系有关。在越来越不可言说的日常化现实面前批评家不仅丧失了跟 踪诗歌现场的能力，而且无力对现场做出针对性的发言。至于突破口则只能来自于老老实实的阅读与观察，通过阅读和观察来发现这个时代的特殊之处。说到“华文青年诗人奖”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诗人，我有非常多的感触。这一个在国内具有不小影响力的奖项和驻校诗人制度转眼已经十一个春秋了。那一个曾经代表了年 轻和未来的名字已经在诗坛站稳了根基，江非、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阿毛、邰筐、徐俊国、宋晓杰、王夫刚、杨方、慕白。这一名单还将串联下去。这十一年我 一直在他们的现场，每个驻校诗人最后的长篇访谈都是我来完成的。他们很多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的还是我的兄弟。他们的写作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 的是他们都是有方向感的诗人。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道路。但是也有必要提醒的是，其中有的诗人写作已经出现了断裂和短路。今年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 心将举行纪念驻校诗人的重要活动，这是总结，也是重新开始。

　　王 琪：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年代，时光将会把这一切记录下来。而诗歌是集物质生活和心灵感应于一体的，我们活在当下，眼前的万象不断分支甚至剥离我们的内心，你作为一个知名的青年批评家探究当代诗歌时，是否也有过如此困惑？你如何看待诗歌与“现实”的关系？
　　霍俊明：追踪、梳理、辨析甚至研究当下的诗歌太艰难了。这不仅在于可怕的阅读量，而且还在于与“现场”太近了。因为从文学史话语来看，评论和研究最终是做 减法的。而研究当下诗歌则必然要先做“加法”的工作。这二者之间就必然有冲突。而在一个精神“能见度”不断降低的年代，诗人的困窘以及写作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正在进行当中的“新世纪”诗歌，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想“新世纪”这一说法仍然带 有明显和惯性的“进化论”，仍然是“时间神话”在作祟。实际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诗歌问题，只是程度和路向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言。我不是一个时间进 化论者，当然更非保守主义者。我想“时间”和“写作”之间不是进化或退化的关系，而是互动甚至相互龃龉的过程。我不认为新世纪是诗歌的一个转折点，我更想 “中性”地来对待这个问题。我想“新世纪”是一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2000年以来的十年，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新媒体力量 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似乎更为自由、开放和“个人”，尤其是网络平台和自媒体的发展，诗歌写作已经达到了空前的个人化、自由 化和技术化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各种诗歌活动、诗歌奖、办刊办报似乎都空前活跃和繁荣。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十几年来的诗歌写作一定程度 上带有显豁的以消费性和伦理化为主导精神倾向。这也随之产生了不小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在看似自由、多元的写作路径上仍然难以摆脱国家话语、主流诗 歌导向以及诗歌伦理的规范，比如新乡土诗歌(新农村诗歌)、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小清新诗歌等等。在新世纪以来，打工和底层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上 越来越主流的词汇。当这种写作路径越来越成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所谓的民间不约而同摇旗呐喊的大旗的时候，我想这种写作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文学本身的除了一 部分有意义之外，更多的却是需要重新的反思和检视。我想新世纪以来，中国的诗歌无论是在优美的抒情上，还是在伦理的深度上都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恰恰是普遍 缺乏从稀松平常的日常生存场景中带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复活和提升能力，更多的诗人沉浸于虚幻的个人化和时代伦理的双重泥淖之中。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近年来诗歌界乃 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 重要事实。而对于诗歌与现实的判断，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认为诗歌看似空前繁荣，活动众多，但实际上已经远离了时代和大众；另一种声音则认 为当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如此紧密和胶着，诗人和时代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在一个新媒体和自媒体全面敞开的时代，在一个新闻化的焦点话题时 代，在全面城市化的去除“乡土性”的时代，为何“现实”重新成为写作者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而又难解？诗人在处理 当下现实的时候该如何发声？这种发声是否遇到了来自于文学和社会学新的挑战？确实，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全面放开，言论自由和公民意识的空前觉醒，曾经铁 板一块的社会现实以突然“炸裂”的形式凸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这些新奇、陌生、刺激、吊诡、寓言化、荒诞的“现实”对那些企图展现“现实主义写作”愿望的写作者无论是在想象力还是在写作方式、精神姿态、思想观念上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我认同小说家阎连科关于现实“炸裂”的说法，“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的荒诞和作家的想象赛跑”。这或者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 “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 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换言之，在当下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那里社会学僭越了文学，伦理学超越了美学。不久前，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对中国作家过于 依赖现实的批评我倒是很认同。似乎，当下中国的作家对“现实”和讲述“中国故事”投入了空间的热情。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不满与批判，集体患上了现实写作 的焦虑症。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诗人必须具有发现性，焦 点社会现象背后的诸多关联性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的现实和文本的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有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 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由此我更认可波兰诗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 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而对于有着不同生存经验的各阶层而言，“现实”是分层的，“现实”是具有差异性的。而这体现 在写作中就最终落实到了对“现实”的差异性理解。当下被各种社会现实、阶层身份和媒体空间所迅速催生的诗人群体已经着实让评论家和专业读者们在空前驳杂的 景象中难以置喙。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这使我想起莫言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所说的：“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 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这种尴尬关系、混搭身份 和错位心理催生出来的正是一种“乡愁化”的写作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