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札记之五:陶渊明与王维的相似与不似
一、两个人都隐居:一个是“富隐”,一个是“穷隐”
王维很长时间“半官半隐”,且是“带薪隐居”。他是既没有过苦日子,也是过不了苦日子的人。而陶渊明的常态是隐居,做官则是因为“亲老家贫”、“母老子幼”。家里太穷,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一点小官,挣一点生活费。一旦形势险恶,立马就回归田园。
王维在朝廷“挂职”,回归山林主要是潜心修佛,修身养性。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陶渊明不是一种人。虽然都是诗人,王维是“贵族诗人”、“精英诗人”;陶渊明是“乡村诗人”、“草根诗人”。
在他们之间,不仅有“贫隐”、“富隐”的差别,而且,隐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两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爱好和关注点都是不同的。
大家隐居的地方都有朋友。王维在《终南别业》里“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终南山》里“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其实都是陶渊明《归园田居》中遇“采薪者”的写作套路。
比起王维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渊明在南村的“素心”朋友更多。《移居》诗中“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尤其是“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对朋友的描写,一比王维具体,二比王维有人情的投入。读者都被“圈进”他的朋友圈,一起朗读诗歌,大家互相欣赏;有疑难,一起分析。那是朋友之间最令人神往的境界。
二、两个人都写《桃花源记》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说出了桃花源再也找不到回去的洞口,最美的社会只能定格在理想的层面上。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从开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到结尾“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写得辞句优美,同样令人神往。
但王维的《桃源行》,只是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材料,把陶渊明当年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只能证明王维确实受到过陶渊明的影响。若和陶渊明原诗比一比,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创造力都没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优秀的练笔诗。不过王维那时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陶渊明也许写不出这样的诗,只有天才王维写得出。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是因为现实不是桃花源。农民难当,土地难种。遇到灾年、荒年,不免挨饿;房子失火,住的地方也没有。作为老农民的陶渊明越来越穷困。这使向陶渊明学习的王维,对陶渊明的思想和遭遇,抱有警惕的同情,不愿走陶渊明的道路。这反映出他在思想、哲学和人格内心的层面,与陶渊明不是一类人。
王维有一首《偶然作》,对陶渊明先生进行调侃,大意是说,一个人在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作保障。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孤独的一个人,你还有妻儿父母,还有肩上的责任。
王维这些话说错了吗?没有说错。
但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历史对陶渊明的看法问题。整个唐代对陶渊明,是从不理解——半理解——到宋代慢慢理解的过程。许多诗人都在“拒斥”和“有条件”地接受陶渊明。杜甫也是。
三、一个“忍”,一个“不忍”
陶渊明不断出仕,不断归隐,其原因在于——“不忍”。为了坚持读书人的精神定力,或者说,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一旦发现那些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是野心家,他便立马调转头。甚至对上级部门派来的“督邮”——那些专门找茬的“乡里小儿”,他也不能忍受——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归隐。这是陶渊明最典型的、甚至有点“悲剧性”的“不忍”。
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批评陶渊明这种“不忍”,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之“惭”。说陶渊明对督邮的“不忍”,是“忘大守小”。他主张该“忍”的要“忍”。
幸运的是,王维的“忍”和陶渊明的“不忍”,虽使他们受到了“惩罚”,但让他们对社会作了以退为进的反弹——隐居在乡间和别墅,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专心致志地创作。最终成就了两位顶级的大诗人。
但是,如果现在要我们选择,做王维,还是做陶渊明?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做王维。因为陶渊明太难做了。伟大的人,就伟大在难做。
四、写五言诗:一个乘的是彩舫,一个划的是渔舟
陶渊明用的五言,是五言刚诞生不久,写法还很单调,像陶渊明失火了的家,徒有四壁,穷困窘迫。平仄、对仗、语言技巧这些形式美学的东西,都是陶渊明以后的齐梁诗人才创造出来的。而到了王维的时代,五言诗已经成熟了。既有成熟的五言形式,又有前人许多精美的意象、巧思可供借鉴,写起来自然不同。陶渊明写五言诗好比泛渔舟,蓑笠野渡,横截春江;王维写五言诗好比乘彩舫,桂棹兮兰桨,笙歌兮飞扬。
不过,诗人的创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时会突破形式。因为我们都不在写诗,我们都在写我们自己。自己的精神、人格、天赋和艺术技巧,会决定诗歌的高度。
你可以把诗写成音乐、写成图画、写成精美的珠玑,但你不可能把诗里的树木、诗里的飞鸟、诗里的桑麻,都写成“有温度”的知己。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都是今天仍然鲜活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此外,二人还有性格的不同。譬如走了一天累了,要坐下休息,有“洁癖”的王维一定要坐在“清泉”洗过的白石上;而陶渊明却可以在林边,或田埂上坐坐,因为陶渊明热爱自己家乡有“温度”的泥土。
五、业余爱好:弹琴和喝酒
假如王维和陶渊明有机会见面,王维拿出他的琴,弹奏美妙动听的音乐。弹完了,把琴递给陶渊明,请陶渊明也弹一曲给他听听,陶渊明一定不会弹。因为陶渊明弹的琴是“无弦”的,而王维弹的琴是“有弦”的。
假如陶渊明此时也递一张“无弦”的琴,请王维弹,不知道王维会不会弹?估计王维也不会弹。因为王维的琴是用“手指”弹的;陶渊明的琴,是用“意”弹的,是用道家的艺术哲学使自己的内心充满美妙的音乐的。
王维弹的是“形而下”的琴;陶渊明弹的是“形而上”的琴——也就是说,两个人都只会弹自己的“琴”,不会弹对方的“琴”——这就没法比了。
但说到喝酒,王维恐怕要完败给陶渊明。
王维诗里的酒,要比陶诗中少很多,因为写到酒的比例小。因此,王维诗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酒味。而且,王维身上永远干干净净,不会像陶渊明身上、头巾上会有酒渍甚至酒糟的味道。
其实,魏晋的酒作为一种逃避、一种对社会的反弹,增加愉悦和生命密度的这些作用,到了唐代并没有消解。杜甫写的《饮中八仙歌》就是证明。也许王维天生不善喝酒。而且,最奇怪的是,王维即使写到酒,往往也是他自己不喝,劝别人喝。我把王维所有的诗一首一首地读过来,凡是写到酒的诗都多加留意,发觉除了因为感情和对仗的需要写到酒,诗中的酒,他基本上是不喝的。
陶渊明以“能喝酒”为胜利,王维以“不喝酒”为光荣;陶渊明希望自己醉,王维希望自己不醉。
不过,生活中的陶渊明应该最喜欢像王维那样——自己不喝,专门劝别人喝酒的朋友。
六、诗里的月亮
王维诗里有月亮,陶渊明诗里也有月亮。但爱好不同、个性不同、人生不同,所以诗里的月亮也不同。
王维诗中的月亮,经常是“照”在“松间”的。《山居秋暝》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坐在松间、石边看画一般的景色。晚年《酬张少府》诗中写的“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仍然在松间,同样有泉水,并且多了一把“琴”。在月下弹琴,是多么美妙寂静的松林呀!
而陶渊明不同,陶渊明诗中的月亮,是跟着他的锄头走的。譬如在春天,陶渊明在南山种豆子。收工晚了,此时回头一看,发觉月亮正跟着他的锄头走——“带月荷锄归”。没有人看见陶渊明忙了一天,现在终于收工,可以下班了,也只有月亮看见。所以月亮成了陶渊明的朋友。
王维也写到,他在深林里,没有人看见,只有月亮看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但照的还是他在弹琴。他的长啸,也许带一点牢骚,但不是陶渊明怀抱着担心的希望,希望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理想。
怎么比呢?这一冷一热,一动一静,还是不一样——对于同一种“物象”——月亮,王维和陶渊明就会有不同的艺术处理:王维经常从纯艺术化的角度出发;而陶渊明的心里,永远涌动着老练的幽默感和对生活的热情。
爱好、个性、人生道路不同,所以眼睛里的月亮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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