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王维的相似与不似

读陶札记之五：陶渊明与王维的相似与不似

一、两个人都隐居：一个是“富隐”，一个是“穷隐”

王维很长时间“半官半隐”，且是“带薪隐居”。他是既没有过苦日子，也是过不了苦日子的人。而陶渊明的常态是隐居，做官则是因为“亲老家贫”、“母老子幼”。家里太穷，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一点小官，挣一点生活费。一旦形势险恶，立马就回归田园。

王维在朝廷“挂职”，回归山林主要是潜心修佛，修身养性。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陶渊明不是一种人。虽然都是诗人，王维是“贵族诗人”、“精英诗人”；陶渊明是“乡村诗人”、“草根诗人”。

在他们之间，不仅有“贫隐”、“富隐”的差别，而且，隐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两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爱好和关注点都是不同的。

大家隐居的地方都有朋友。王维在《终南别业》里“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终南山》里“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其实都是陶渊明《归园田居》中遇“采薪者”的写作套路。

比起王维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渊明在南村的“素心”朋友更多。《移居》诗中“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尤其是“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对朋友的描写，一比王维具体，二比王维有人情的投入。读者都被“圈进”他的朋友圈，一起朗读诗歌，大家互相欣赏；有疑难，一起分析。那是朋友之间最令人神往的境界。

二、两个人都写《桃花源记》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说出了桃花源再也找不到回去的洞口，最美的社会只能定格在理想的层面上。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从开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到结尾“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写得辞句优美，同样令人神往。

但王维的《桃源行》，只是用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材料，把陶渊明当年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只能证明王维确实受到过陶渊明的影响。若和陶渊明原诗比一比，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创造力都没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优秀的练笔诗。不过王维那时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陶渊明也许写不出这样的诗，只有天才王维写得出。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是因为现实不是桃花源。农民难当，土地难种。遇到灾年、荒年，不免挨饿；房子失火，住的地方也没有。作为老农民的陶渊明越来越穷困。这使向陶渊明学习的王维，对陶渊明的思想和遭遇，抱有警惕的同情，不愿走陶渊明的道路。这反映出他在思想、哲学和人格内心的层面，与陶渊明不是一类人。

王维有一首《偶然作》，对陶渊明先生进行调侃，大意是说，一个人在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作保障。同时，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孤独的一个人，你还有妻儿父母，还有肩上的责任。

王维这些话说错了吗？没有说错。

但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而是历史对陶渊明的看法问题。整个唐代对陶渊明，是从不理解——半理解——到宋代慢慢理解的过程。许多诗人都在“拒斥”和“有条件”地接受陶渊明。杜甫也是。

三、一个“忍”，一个“不忍”

陶渊明不断出仕，不断归隐，其原因在于——“不忍”。为了坚持读书人的精神定力，或者说，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他一旦发现那些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是野心家，他便立马调转头。甚至对上级部门派来的“督邮”——那些专门找茬的“乡里小儿”，他也不能忍受——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归隐。这是陶渊明最典型的、甚至有点“悲剧性”的“不忍”。

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批评陶渊明这种“不忍”，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之“惭”。说陶渊明对督邮的“不忍”，是“忘大守小”。他主张该“忍”的要“忍”。

幸运的是，王维的“忍”和陶渊明的“不忍”，虽使他们受到了“惩罚”，但让他们对社会作了以退为进的反弹——隐居在乡间和别墅，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专心致志地创作。最终成就了两位顶级的大诗人。

但是，如果现在要我们选择，做王维，还是做陶渊明？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做王维。因为陶渊明太难做了。伟大的人，就伟大在难做。

四、写五言诗：一个乘的是彩舫，一个划的是渔舟

陶渊明用的五言，是五言刚诞生不久，写法还很单调，像陶渊明失火了的家，徒有四壁，穷困窘迫。平仄、对仗、语言技巧这些形式美学的东西，都是陶渊明以后的齐梁诗人才创造出来的。而到了王维的时代，五言诗已经成熟了。既有成熟的五言形式，又有前人许多精美的意象、巧思可供借鉴，写起来自然不同。陶渊明写五言诗好比泛渔舟，蓑笠野渡，横截春江；王维写五言诗好比乘彩舫，桂棹兮兰桨，笙歌兮飞扬。

不过，诗人的创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时会突破形式。因为我们都不在写诗，我们都在写我们自己。自己的精神、人格、天赋和艺术技巧，会决定诗歌的高度。

你可以把诗写成音乐、写成图画、写成精美的珠玑，但你不可能把诗里的树木、诗里的飞鸟、诗里的桑麻，都写成“有温度”的知己。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都是今天仍然鲜活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此外，二人还有性格的不同。譬如走了一天累了，要坐下休息，有“洁癖”的王维一定要坐在“清泉”洗过的白石上；而陶渊明却可以在林边，或田埂上坐坐，因为陶渊明热爱自己家乡有“温度”的泥土。

五、业余爱好：弹琴和喝酒

假如王维和陶渊明有机会见面，王维拿出他的琴，弹奏美妙动听的音乐。弹完了，把琴递给陶渊明，请陶渊明也弹一曲给他听听，陶渊明一定不会弹。因为陶渊明弹的琴是“无弦”的，而王维弹的琴是“有弦”的。

假如陶渊明此时也递一张“无弦”的琴，请王维弹，不知道王维会不会弹？估计王维也不会弹。因为王维的琴是用“手指”弹的；陶渊明的琴，是用“意”弹的，是用道家的艺术哲学使自己的内心充满美妙的音乐的。

王维弹的是“形而下”的琴；陶渊明弹的是“形而上”的琴——也就是说，两个人都只会弹自己的“琴”，不会弹对方的“琴”——这就没法比了。

但说到喝酒，王维恐怕要完败给陶渊明。

王维诗里的酒，要比陶诗中少很多，因为写到酒的比例小。因此，王维诗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酒味。而且，王维身上永远干干净净，不会像陶渊明身上、头巾上会有酒渍甚至酒糟的味道。

其实，魏晋的酒作为一种逃避、一种对社会的反弹，增加愉悦和生命密度的这些作用，到了唐代并没有消解。杜甫写的《饮中八仙歌》就是证明。也许王维天生不善喝酒。而且，最奇怪的是，王维即使写到酒，往往也是他自己不喝，劝别人喝。我把王维所有的诗一首一首地读过来，凡是写到酒的诗都多加留意，发觉除了因为感情和对仗的需要写到酒，诗中的酒，他基本上是不喝的。

陶渊明以“能喝酒”为胜利，王维以“不喝酒”为光荣；陶渊明希望自己醉，王维希望自己不醉。

不过，生活中的陶渊明应该最喜欢像王维那样——自己不喝，专门劝别人喝酒的朋友。

六、诗里的月亮

王维诗里有月亮，陶渊明诗里也有月亮。但爱好不同、个性不同、人生不同，所以诗里的月亮也不同。

王维诗中的月亮，经常是“照”在“松间”的。《山居秋暝》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坐在松间、石边看画一般的景色。晚年《酬张少府》诗中写的“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仍然在松间，同样有泉水，并且多了一把“琴”。在月下弹琴，是多么美妙寂静的松林呀！

而陶渊明不同，陶渊明诗中的月亮，是跟着他的锄头走的。譬如在春天，陶渊明在南山种豆子。收工晚了，此时回头一看，发觉月亮正跟着他的锄头走——“带月荷锄归”。没有人看见陶渊明忙了一天，现在终于收工，可以下班了，也只有月亮看见。所以月亮成了陶渊明的朋友。

王维也写到，他在深林里，没有人看见，只有月亮看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但照的还是他在弹琴。他的长啸，也许带一点牢骚，但不是陶渊明怀抱着担心的希望，希望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理想。

怎么比呢？这一冷一热，一动一静，还是不一样——对于同一种“物象”——月亮，王维和陶渊明就会有不同的艺术处理：王维经常从纯艺术化的角度出发；而陶渊明的心里，永远涌动着老练的幽默感和对生活的热情。

爱好、个性、人生道路不同，所以眼睛里的月亮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