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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聂绀弩诗歌看旧体诗写作的难度

李诗德

因旧体诗词的体制短小,且微信、公众号、文学平台等推送方式的简便与迅捷,时下,诗词爱好者创作旧体诗词的热情高涨,风靡大街小巷,大有春风浩荡,绿遍天涯之势。加之“律诗校验”“词格校验”等一些小程序的推波助澜,让旧体诗词的写作似乎变得格外容易,只要是七言八句,经小程序一番校验,便可堂而皇之自诩为格律诗;只要句子的字数与例词相同,加个词牌名,便是“词一首”。众所周知,格律诗词的写作远不是如此简单,退一步说,平仄声韵、字数格式只是格律诗词写作的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写好格律诗词,难度应在技术之外。本文拟从赏读聂绀弩先生旧体诗的角度,简略谈谈旧体诗的写作难度。

旧体诗写作的在场性与情感依附。从常识上来说,无论是旧体诗还是其他文体的写作,最关键的还是要有真情实感,即众所周知的要做到“有感而发”。“感”从哪里来?观物有感,因事有感,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置身于某种场景之中,或者自然场景,或者情感氛围之中。所谓在场性,如果摒弃其繁杂哲学意义上的分析和故弄玄虚的深奥,说得直白点,就是在现场感。也就是一首诗生发的场景或者背景,给读者提供一个可以让真实的情感依附的所在。旧体诗是在传统固有的框架内,抒发现代人的情感,传达情绪,呈现审美趣味,它的在场性是当下人物与事件关联的指认,无论是面对“直接呈现在前面的事物”,还是“面向事物本身”。如果所抒之情还是唐宋诗词中的离情别绪,所追求的审美、意境,还是唐宋诗词中的神韵,那么现代旧体诗的写作便成了毫无意义的模仿。当下多被诟病的“老干体”“旅游体”“采风体”“参赛体”等脱离了诗歌本真的乱象,究其根本,是因为诗中全是大话、套话以及毫无生气的语词,让旧体诗仅存一副冰冷的框架,如同没有温度的僵尸。

王蒙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序》中,这样写道:“他老先生是无事不可入诗,无词不可入诗,无日不可入诗,无情——愤怒、无奈、叹息、感激、惭愧、戏耍、沉痛、悲怆、惊讶、坚忍、豪兴、大方——不可入诗。他的诗如怪石,如荆棘,如黑云,如刺刀,如泄洪,如号哭,如骷髅造型,如古树参天,如碾压,如旋风,如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将冲破几重灵霄宝殿。”聂绀弩的旧体诗,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诗歌的在场性,他丰富的情感在他所描写的场景中总能找贴切的依附物。

一首诗因何而起,写作的缘由是什么,感悟到了什么,这既是一种章法,也是一种写作向度。我们从聂绀弩先生的劳动诗中可见形迹。聂绀弩先生在谈到他所写的劳动诗时,他说,“我的诗如果真有什么特色,我以为首先在写了劳动……他们是在劳动旁边看劳动,在较高的地位同情他们(指劳动者)的辛苦。我却是自己劳动,和别人一齐劳动,也看别人劳动,但都不是同情,而是歌颂,勉强歌颂,以阿Q精神歌颂。不但歌颂别人,而且歌颂自己。”他所说的劳动是直抵劳动本真的劳动。从这种调侃语气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作者的写作主张。他的诗中所呈现的现场,是他身在其中的现场,而且是他在现场中真实情感的再现。

“大伙田间臭汗挥,我烧开水事轻微。搜来残雪和泥捧,碰到湿柴用口吹。风里敞锅冰未化,烟中老眼泪先垂。如何一炬阿房火,无预今朝冷灶炊。”(《地里烧开水》)。在这首诗中,作者是一位劳动的直接参与者,并且是不得不参与的强制性劳动。知识分子与田间的劳作者,是两种不同的人群,田园诗的诗情画意多是知识分子站在一旁看出来的,而聂维弩先生的诗是在直接参与的劳动现场中做出来的。这种直接参与所带来的诗歌效果,其感情色彩是完全不同于“在劳动旁边看劳动”的,它是诗人对劳动与人的生存关系的更深层次的体验。烧开水的劳动场面,艰辛如许,令人心酸,但诗人却能从极度困苦的场景中发掘出诗意,且诗中含泪的黑色幽默,更显示出诗人的豁达与风度。

聂绀弩先生的诗集《北荒草》,搜集了他的49首旧体诗,除少数几首外,都与劳动有关。从《搓绳》《挑水》《锄草》,到《刨冻菜》《放牛》等,他把自己置身于劳动的本真之中,让身心剥离开来,然后进入写作通道。这种在场的指认,是写人之所未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传统诗歌题材的颠覆。

“起、承、转、合”,是旧体诗写作的应有之义。为什么要遵循“起、承、转、合”的原则,强调的是一首诗的成立,它必须在间架结构方面有逻辑上的关联,有形断意连的经络。我们不妨把“起、承、转、合”看作是对叙述脉络、情感逻辑的规定。从叙事的角度来看,诗中的“起”,即故事的开头,“承”,即故事的发展,“转”,故事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转折,也可以说是故事的高潮,“合”,即故事结尾。这里所说的叙事,不完全是指故事线索,同时也包括情感脉络。无论是精准叙事还是雄辩宏论,无论是情感抒发还是哲思洞见,聂绀弩先生的旧体诗都能做到既合律合规,平仄声韵稳实,又贴切自然,天衣无缝。聂绀弩先生的诗作,尤其是他那些叙事性较强的诗作,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隐含在其中。作者引导着我们进入迷宫之后,突然隐身,让读者在一个全然未知的状态下自行探索行进,这就更加增强了诗作的现场感和穿行其中的神秘感。

“送饭途逢野犬黄,狞牙巨口向人张。哮天势似来杨戬,搏虎威疑嗾卞庄。我盒中丰无尔份,吾刀首肯畀君尝。见余挥杖仓皇遁,旋有人呼赶打狼。”(《遇狼》)

这首诗写得悬念迭起,堪比悬疑故事。遇到狼后以为是野黄犬而与之对峙,作者的神态与心理过程描写得惟妙惟肖。诗的最后有人大喊赶狼,才点明作者所遇的不是犬而是狼,大有惊出一身冷汗的感觉。诗不同于小说,尤其是旧体诗,受篇幅的限制,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把一件事叙述清楚,更是需要功底。诗人不但描述了整个事件,而且还能巧妙地“用典”,不能不使人为之惊讶。

仅仅是从日常生活形态中发现诗趣,还不足以成其为一首好诗。传统旧体诗中,强调一首诗要有起承转合的逻辑关系,要有形断意连的关联。而表现在聂绀弩先生的旧体诗中的,不但情感脉络清晰,而且是随处可见的异峰突起。“平”“奇”互应,“坦”“险”相倚,“峻”“峭”勾连,“阔”“远”相生。他的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断裂。时而如履平地,时而如攀悬崖,时而千峦万壑,时而云遮雾障,只有经过艰难跋涉,才能有到达的喜悦。

“不用镰锄铲镬锹,无须掘割捆抬挑。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俯仰雍容君逸少,屈伸艰拙仆曹交。才因拾得抬身起,忽见身边又一条。”(《拾穗同祖光之一》)

极为平常的拾稻穗,本来司空见惯,作者不但写出了“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晓畅明了的经典名句,而且一弯腰一抬头的举动,用典雅致深奥,让人叹服。

“不知吾足果何缘,一着球鞋便欲仙。山径羊肠平似砥,掌心鸡眼软如绵。老头能有年轻脚,天下当无不种田。得意还愁人未觉,频来故往众人前。”(《球鞋》)

“这头高便那头低,片木能平桶面漪。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汲前古镜人留影,行后征鸿爪印泥。任重修途坡又陡,鹧鸪偏向井边啼。”(《挑水》)

他的这些诗篇,看似平实,实则险峻;看似简单,实则深奥。仅用诙谐、雅谑来界定,还不足以涵盖其妙。诗人的愤懑与哲思、幽默与辛酸,尽在不露痕迹的字里行间展现。研读聂绀弩先生的诗作,才知旧体诗的写作究竟有多难。

旧体诗用语的及物性与新元素入诗。言之有物,是对所有文体创作的基本要求。所谓及物,是说旧体诗的写作必须要言之有物,要涉及我们当下的生活,要有时代的表现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如何以精准的语言反映新时代风貌,表现当代人复杂的情感和生存状态,这是所有文学创作中的应有之义。不容置疑,旧体诗的写作要有新的语词、新的时代元素入诗,这也是旧体诗写作的基本要求。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我们太容易落入俗套,前人固有的词汇,固有的韵律,固有的意境,简直到了让我们无法回避的境地。为了合律,为了押韵,大量的宏大词语、政治词语、拼贴词语、生僻词语、生造词语的使用,“老干体”“采风体”等泛滥成灾,破坏了旧体诗写作生态。一味地模仿,肯定无法出新,但新的词汇、新的时代元素、新的生活话语的介入,又很容易让旧体诗一经写出,全然没有了诗的味道。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去除那些自称为真理的谎言,去除那些看似具有诗意实则早已僵化的词汇,去除那些抽象的意识形态用语。聂绀弩先生的诗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介入旧体诗中,其文学修为,其文学家的禀赋,让他在一个固有的枷锁一样的框架中,反叛的举动也能做到游刃有余。

以时代新元素入诗,以口语入诗,以现代汉语的助词入诗,既是旧体诗用语上的突破,也是对旧体诗在写作理念上一种背离与反动,不失为旧体诗如何及物、如何表现当下生活的一种有效的途径。新时代的生活样貌,诗人的生活境况,尤其是诗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已与古人相去甚远,而要用旧体诗的框架来呈现现代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在短短的八句话五十六个字中(七律),要准确深入地表现现代人的复杂情感更是难上加难。聂绀弩先生以他的创作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探索途径。

“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主席诗词歌宛转,《人民日报》诵铿锵。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两颊通红愁冻破,厢中乘客浴春光。”(《女乘务员》)

读聂绀弩先生的这首《女乘务员》,会让人觉得又回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场景之中,一切是那么栩栩如生,一切是那么风趣自然。诗中用词所涉及的全是当时当地的真实境况写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作者把当时流行的话语,把看起来不可入诗的词汇,用得自然天成,毫无做作的痕迹。整首诗于诙谐中给人以欣喜,尤其是活泼可爱、天真无邪的女乘务员的形象,在短短的几行诗中,活灵活现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一书记上马记》,绝世文章惹大波。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北大荒人谁最健?张惟豪气壮山河。”(《怀张惟》)

这首诗,是聂绀弩写给张惟的,完全是大白话入诗,并且还有语气助词入诗,一种全新的样态让人耳目一新。“开会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么?”这样的诗句,看似直白,却是再深奧玄妙的句子不可替代的。这种对当时当地景况的精准书写,这些新的元素的介入,使诗歌在黑色幽默底色上,又多了一份悲愤,了解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便会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态度与用意。

从这些诗中不难看出,无论是新的元素还是助词、俚语入诗,都是聂绀弩旧体诗的一种追求。不循旧体诗的老路,抛开一些清规戒律来写,最重要的是要有情感。对于聂绀弩先生来说,恰巧是这种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20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如斯而已”。正是有了这种不同于常人的情感,聂绀弩先生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才能奇迹般地活下来,也正是有了这种不同于常人的经历,才使得他的诗歌在表达复杂情感时,有了一种自身所独有的表达方式。如果说现在旧体诗还有作为其存在的必要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那么聂绀弩先生诗中的这种背离,这种近乎于堂吉诃德式的滑稽的背后,隐藏了对旧体诗进行拓展的一种可能。

中国的古典小说,每个章回后会用一首诗作结:“有诗为证。”可见诗在文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有诗为证,即“所言非虚”。因此,对于旧体诗的研习,少些附庸风雅,多些敬畏之心;少些花里胡哨,多些扎实功夫;少些人云亦云,多些个性追求。这才是正当途径。

(作者系荆门市作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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