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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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北宋大臣、著名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宋哲宗赐以“文正”的美谥，封为“太师温国公”。
司马光其家世代贵胄，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曾为东征大将军。死后，葬于夏县涑水乡高堠里，这里便成为这个贵族之家的籍贯了。
司马光先辈颇具政治经验和学问素养
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名于天下，被称为一时名臣。
这个家族曾经家道中衰，但在乡里始终是有地位、有影响的大家族。这个家族累世聚居，人口众多，常常是几十口人，却都能和睦相处，宗族间也从无间言。因为他们祖祖辈辈诗礼传家，重视家庭教育。对内，这个家族勤俭自励，辛苦经营，治家有方；对外，这个家庭慷慨尚义，关心乡里，抚恤孤寡，社会声誉很好，颇受乡里尊敬。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从祖父司马炫到司马光这一辈有六七人当官，都是进士出身。这个家庭是一个颇具政治经验和学问素养的家庭。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是一个有抱负、有见地的人。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对数十万家财弃而不顾，全部交给叔父们，自己专心读书，力求进取。后来，他考中进士，当了官。他办事明快干练，有能力，为官清廉，待人诚挚，不谋私利，浩身自好，个人生活俭朴。司马光的母亲姓聂，是秘阁校理聂震的女儿，才德具佳，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司马光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
司马光于天禧三年(即1019年)十月十八日生于光州光山县(今属河南)，当时他的父亲在那里当县令，便以出生地名给他起名为“光”。司马光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贵胄之家，在品行端庄、见识深远的父母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健康成长。
司马光的父亲家庭教育很严格，虽然生司马光的那年，他已经51岁，是老来得子，但他对于这个“老来幼子”并不溺爱，从小就注意在各方面精心培养和教育司马光。
司马光6岁那年，父亲就教他读书。井且经常讲些少年有为的人勤奋好学的事迹给他听，勉励他以这样的人为榜样，努力读书学习。在父亲的指点下，司马光学得非常努力，进步很快，不久便对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邀。第二年，开始学《左氏春秋》。他学习十分刻苦，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曾用一截圆木当枕头，取名叫“警枕”，夜里睡觉，只要圆木一滚动，他便醒了，披衣起床，挑灯夜读。这样到了15岁，他的读书能力大大提高，学的知识不仅广博，而且很扎实，甚至“终身不忘”。直到成年之后，还保持着刻苦读书学习的良好习惯。
司马光还养成了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在7岁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他和几个小伙伴在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放着一口大缸，缸里存满了水。有一个小伙伴爬上缸沿，不慎掉进水缸里，大家一看不好，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没跑，而是搬起一块石头向缸砸去，缸破了，水流出来，小伙伴得救了。在当时这件事被广为传播，开封、洛阳等地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广泛流传，至今还流传于世。
司马光不仅有读书学习、钻研思考的良好习惯，在品德上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司马光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想吃核桃，他让姐姐替他剥皮，却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开后，一个女仆把青核桃放进开水里烫了一下，核桃皮就剥下来了。姐姐回来问他是谁给剥的，他说是自己剥的。父亲见他撒谎，就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孩子，怎么能学撒谎！”这件小事给他印象很深，从此他再也不说假话了。“诚实"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世的根本信条。多少年后，他当了大官，有人间他:待人律己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就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
司马光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也养成了生活俭朴的习惯。他从小就不喜欢华贵的打扮，大人给他穿金银美服，他都不要。由于从小养成这种习惯，以至他考中进士，参加闻喜宴时，大家都戴花，惟独他不肯戴。后来，还是一个同事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能不戴，他这才戴上。他一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虽身居高位，日常生活还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他编修《资治通鉴》，一切费用都由朝廷供给，但我们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发现，他所用的稿纸却是用过的废纸，他用淡墨把原来的字迹涂掉，再用来写书稿。这样注意节约，在封建士大夫中实在是不多见的，说明他对此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晚年，他还特别写了《训俭示康》一篇专文，对儿子司马康专门进行廉洁俭朴的教育。
司马光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成为一个诚实聪明、十分懂事的孩子，父亲很喜欢他，经常带他出游。15岁以前他就己经跟着父亲走过好多地方，访古探今，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在书本知识之外，学习了许多社会知识和生活常识。
伟大的卓有贡献的史学家司马光
宋朝有一种恩荫制度，五六品以上的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可以“补官”。司马光开始做了郊社斋郎，是朝廷掌管郊社典礼的一个小职务。很快，又改授他为将作监主簿，掌管官衙里的土木工程营建。当时他尚未成年，虽然有了官职，但实际上算不得进入仕途。他以为，靠父亲的地位恩补入仕，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司马光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当然不甘心于如此平庸地生活。他一面当差，一面读书习文，也接触了一些前辈名士。20岁时，司马光参加了会试，井且一举高中进士甲科。即在当时，象他这么年轻就考中进士，也是不多见的。
金榜题名之后，朝廷改授其奉礼郎、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之职。司马光在华州任职不过一年，他父亲就由光州调任杭州。按照封建社会“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为了侍亲方便，他便辞去了华州判官的职务，申请调到苏州。由于他忠直正派、坦率诚实，理事不寻私情，得罪了一些人，遭弹劾被降调到偏狭的虢州(今属河南灵宝)。
庆历五年(1045年)冬天，他接到改授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的诏旨，便启程进京。后升任馆阁校勘，负责编校图书典籍。皇祐五年，迁任殿中丞，是专职史官。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专事批评君臣过错。任此职，他一直是忠于职守，是宋王朝忠实的谏臣。
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他感到人君要治国安邦，巩固封建统治，不可不以史为鉴。在京城为官期间，又接触了大量史书。于是，司马光立志要编撰《通志》，作为统治阶级的借鉴。平治三年(1066)撰成战国到秦朝部分，宋英宗阅后，非常欣赏，并下令成立书局，继续编撰。宋神宗继位不久，以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经过19个春秋的奋斗，一部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完全修成。共294卷，上起周威烈正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这是一部出类拨萃的史学巨著。
司马光毕生致力于学问，不傀为一个伟大的卓有贡献的史学家。他在史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仅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资治通鉴》，更重要的是他经过艰苦的治史实践，为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想和新经验，大大促进了封建史学的繁荣。
《温公家范》是一部伟大的家庭伦理学著作
毋庸讳言，司马光是封建的史学家，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封建儒家思想。他所推崇的儒家的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不仅贯穿于《资治通鉴》一书之中，而且，还集中体现在他的另一部伦理学专著《温公家范》之中。
《温公家范》简称《家范》。这是一部比较完整地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家庭道德关系的伦理学著作。书中宣扬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完全是为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服务的。该书以丰富的史实为论据阐述了司马光的封建的伦理观点。语言精炼，层次清晰。全书分上下两册，共十卷。首先引证《易经》、《诗经》、《大学》中有关“家范”的论述，得出“家正而天下定、礼为治家之本”的中心思想。
在此思想指导下，对父母、子女、兄弟、夫妻、姑嫂等关系做了符合礼的粗略解释。继后，从第二卷到第十卷，分别对祖、父、母、子、女、夫、妻等家庭成员提出了详细的、符合封逮社会需要和家庭需要的道德要求。
纵观全书，既有反映封逮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和浓烈的政治要求，也有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伦理范畴。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评价，也不无合理、可取的成份。
特别是在《家范》一书中反映出的司马光的家庭教育思想，尤为值得有分析地加以借鉴。《家范》一书也可以说是继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一书之后的一部影响较大的家庭教育著作。
《家范》一书不仅从“治家"和“治国”的关系上论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社会意义，也具体地论述了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并且针对不同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提出了教育子孙的不同要求。这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家庭教育专著，从内容到写作方法上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的今天，研究司马光《温公家范》一书所体现的家庭教育思想，加以批判继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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