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孙力平《杜诗句法艺术阐释》序

这本博士论文，我很喜欢。
    喜欢的原因，不仅因为它得到了同行评议和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而且，作为导师，第一个读者，我觉得论文本身和方法论，都有很高学术的价值。
    首先，从方法论上看，中国诗学作为一个传统学科，在研究上比较重视考证、注释和义理方面的研究。
    考证主要理清紊乱的头绪，拼接已经破碎的板块，组合各个部分的关联，弄清作者的生平、创作的动机、创作过程、时间、地点，为解读诗歌扫清外围障碍；好的考证，也能阐发时代的精神。注释主要围绕诗歌本身，揭示出内在蕴藏的东西，重要的人、事、典故，像疏通水道一般疏通字面的意思；义理研究往往很宏观，着眼于古典诗学民族精神和现代转换一类问题，都有意义。但是，在新世纪如何出新？同样是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譬如，杜诗，杜诗千家注，千人研究，看起来已难以插足，很难有一大块别人没有涉及的新鲜题目了。但是，如果从现代语言学和语法学的视角研究杜诗的句法，仍然很新鲜，仍然有一大块空地。因为集中国诗歌大成的杜甫，本质上是集中国诗歌句法大成的诗圣。
    从杜甫句法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由此可以探究杜诗的艺术，可以探究唐诗向宋诗的转换，探究中国诗学的许多本质性问题。因为构成中国古代诗歌的最基本元素是汉字，诗歌是汉字一种独特的组合，组合的方法、组合的原理、组合的技巧、不同诗人在相同原则下组合的独特性、鲜明性、创造性，以至不断推动以此为内核的中国诗歌形式的发展，这些方面其实有许多工作可做。
    孙力平教授的《杜诗句法艺术阐释》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是中国古典诗学与语法学结合的产物，是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中国汉语是诗性的语言，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在诗学和语言学之间构建探寻艺术的桥梁。
    把诗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最早出现的有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汉语诗律学》之后，有很长时间的沉寂。之所以沉寂，是因为诗歌语言，尤其是古典诗歌中的语言、句法问题，历来是古代诗学研究中的难点，因而涉足者甚少。
    据许威汉先生说：王力先生的学生亲口告诉他，说王力先生生前一直想写一篇论古人在诗文中如何表达思想的论文，但只写了三千字就写不下去了；二十年以后，他想重新再写，又只写了一点就写不下去了，这说明这项研究工作确实很难。
    孙力平教授在硕士生期间研究汉语史，研究范围和方向是古汉语语法、语义，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左传》中的歧义现象研究”，导师是已故的夏延章教授，夏教授是著名语言学家南京大学方光焘先生的学生。博士研究生阶段则研究中国诗学，这使他有条件把两者结合起来，选择唐诗的集大成者──杜诗为研究对象；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杜诗的句法结构进行了全面探讨。
    为了很好地研究杜诗句法，作为前期的准备工作，他撰写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歧义现象浅探》，探讨“诗句中某一词义不确定造成的歧义”、“诗句内部语法关系不清造成的歧义”、“诗句内部语法层次不明造成的歧义”、“诗句内部语义关系不定造成的歧义”，从四方面对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歧义现象进行研究，成了“诗无达诂”的证明。指出，诗歌作为一门艺术，其歧义的不确定性正是形象思维的生动性、开放性所要求的。这些论述，都很有见地，也很有价值。
    论文《杜诗艺术与语言“陌生化”》是另一种准备；从“句法句式突破传统”、“章法语段之别开生面”、“遣字用词之出人意表”等方面，论述“众体兼长”的杜甫，不仅是唐诗规范的体现者，同时是突破传统的开拓者，唐诗的集大成者。杜甫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努力使语句陌生化，以取得“惊人”的艺术效果，都构成了这本博士论文的基本骨架。
    在王力的《汉语诗律学》以后，孙力平的《杜诗句法艺术阐释》，可谓前后相继。前者是开创，后者是继承；虽然都在汉语诗律学方面下功夫，但侧重点和功绩是不同的。王力先生主要是以诗学证明语言学，重点在语言学上；孙力平教授则以语言、语法学阐释诗学，重点在于诗学。
就诗学研究看，我觉得这本博士论文的价值在以下诸方面：
    首次对杜诗句法研究史进行了阐述；
首次对杜甫近体诗句法的基本状况（句法结构类型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和描写；
    努力揭示杜诗特殊句法的形成原因，描述其句式类型，揭示其结构成因，发掘杜诗句法的诗学功能；
    为构建中国古典诗歌句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其中第二章“关于近体诗意义节奏的划分和归类”；第五章“关于韵律节奏（“双字头”“三字尾”）和话题驱动、焦点位移、认知描摹、诗语营构等在句法变异中作用”；第五章“关于简单结构复杂化是诗语营构的一条重要途径”；第六章“关于韵律结构单位（音步）、艺术结构单位（复合意象）和语言结构单位（词组）三位一体”的说法和“关于杜诗语言陌生化和诗歌多义现象的阐述”；以及第七章“关于杜诗句法在诗史上的共时和历时意义以及几种杜诗独创句法的分析”。材料翔实，论证充分。既有微观的排比考察，又有宏观的理论阐发；既有实征，又有思辩，别开杜诗研究新面，富有创意；显示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厚实的语言学和文学功底。
    杜诗句法与艺术的关系在哪里？
艺术不是一只空箱子，里面要有东西，古人常常说杜诗的“沉郁顿挫”、“集大成”、法门无数，沾溉后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宋明以来，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予谓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气，鲁直得杜意，献吉得杜体，郑继之得杜骨，它如义山、陈无己、陆务观、袁海叟辈，又其次也，陈简斋最下。”但是，这些“神”、“气”、“意”、“体”、“骨”，包括“沉郁顿挫”的风格，都看不见，摸不着，都必须体现在“声律”、“意象”、“格调”等方面，最后都要一个一个地落实在语言上，落实在字句上，落实在字句组合的句法上。如皮日休所说杜诗“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江西诗派”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落实在句法上探究杜诗艺术，是一种创造。
    诗歌的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凝练的艺术。诗歌的意义，必须通过组织起来的句式来表达；诗歌的意象，同样由句法来组合调度，一个句法单位，就是一个意象单位。而诗歌的体式，更是一种句法链，由句法链的长短，决定了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句法链上连接的密度，也就形成了风格上的疏密，形成汉魏古诗与近体律诗的区别，以及诗歌和词的区别。中国诗歌体式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有一个发展过程。钟嵘《诗品》说：“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 刘熙载《艺概》说《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只说了一个意思，一句五言可抵两句四言；七言一句可以有两个意思等等。本质上说的都是句法问题。钟嵘、刘熙载都凭感觉和经验说的，现代的研究者可以用研究去证明。章太炎说：李白诗是成线的，杜甫诗是成片的；同样可以用诗歌句法的理论加以阐释。通过对杜甫、李白诗歌的句法研究得出结论。
还有，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也有人说：古体诗的意象，没有近体诗的意象“密”；而五、七言诗歌的意象，又不如词的意象“密”，绵密其实就是句法的组合，安排意象的疏、密、远、近，空间大、小，而这种意象安排，又和诗、词的体式直接有关。在诗学和语法学的结合点上，研究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设想，由杜诗进而扩展到整个唐诗句法，再上溯六朝，下探宋诗、宋词；进一步撰写 “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以及“古典诗歌词汇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品格。
这次论文出版，作者又增加了更多的诗例。这样不仅可以大量材料充分反映杜诗句法的面貌，使本书同时具有资料价值，亦可为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杜诗句法提供相对集中的材料。另外增加了一些分析，做了一些调整，增加了“杜诗独创句法”一节，均让人眼睛一亮。
    回想三年的学习，当时的孙力平同学既当教授要搞科研，又当学生要交作业，既要忙于院长政务，心系两头，杂务猬集；又夜雨孤灯，展卷不眠，萤窗苦读；为学习经常饥渴困頓地奔波在南昌、上海之途，匆匆坐夜班车来回往返，其景也，其情也，至今如在目前，令人感动。
    是为序，亦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