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中文系有关教学及科研谈起
赵仁珪
赋于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赋在今日中国到底占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为何占有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地位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是在当今赋的创作又重新焕发勃勃生机时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在高校中文系执教古典文学多年，现就从中文系的有关教学及科研谈起，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粗浅认识。
北师大中文系本科古典文学教学，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共计约260课时。关于辞赋的基本知识的教学主要集中在汉代文学史，加上相关的作品选讲解，一般不会超过6——7学时，涉及的作品至多是大赋中的《七发》及《子虚赋》《上林赋》的节选，以及《鵩鸟赋》《刺世疾邪赋》，及魏晋的《登楼赋》《思旧赋》《归去来兮辞》等抒情小赋。至南北朝、隋唐、两宋时期，用于有关赋的教学主要是《阿房宫赋》《秋声赋》前后《赤壁赋》等三四名篇的讲解，所占课时约为3。至于元明清之后，辞赋即无人问津了。在选修课中，一般只开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辞赋几乎是空白。所以在教学中赋的教学只占2.5％。再看科研情况：据笔者检索，2001——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有关赋的论文只有1篇，2001——2011年《文学遗产》共发表1682篇论文，其中赋的论文有35篇，约占2.1％，又据国家图书馆收录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论文共1582篇，其中赋的论文28篇，约占1.8％，又据全国十所著名的高校的统计，共收录古代文学博士论文821篇，其中赋的论文有15篇，仍约占1.8％。总之，在高校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中赋占的比例都在2％左右，这似与赋曾号称一代文学的地位不太相称。所以在高校本科、研究生、博士生中尚能找出一些能作诗词的人，但很难找出能写一篇像样的赋的人，就不足为奇了。
鉴于以上的现象，我们首先应该呼吁加强赋的教学和研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反思一下历代赋的创作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并进而得出一些相应的启示。
一、应正确理解盛世作赋和大赋的创作。文学史家一般认为赋，特别是散体大赋，于汉代勃兴，成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大一统盛世应“润色鸿业”需要的产物。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都验证了这一判断。而后来左思的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周邦彦佶屈聱牙的《汴都赋》也都是同一思潮的产物。为了“润色鸿业”就必须过度地铺张和极力地夸饰，以致作品过于冗长繁复，走向程式化；即使要想有所讽谏，也显得苍白无力，以致遭到“劝百讽一”的批评。这些作品虽在赋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但经过千百年的淘汰筛选，事实证明它们至今只具有一些学术研究的价值，而基本丧失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大众的阅读价值。如上所述，就连高校的中文系都难于把它们列入详读详讲的范围，更遑论一般的读者了。所以过分地把赋视为盛世的产物，过多地赋予它“润色鸿业”的使命，只能使他走向畸形。
赋在近现代走向衰落，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又迎来了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很使倡导者引为自豪，不由地联想起汉赋的勃兴，并经常重提盛世作赋、国运兴则赋运兴之类的观点。诚然，当今社会在一定意义上确可称为盛世，也确实出现了很多歌颂盛世的好辞赋，但如果仅强调或过多地强调当今的辞赋创作和盛世的关系，把辞赋创作仅依附于盛世的出现，或认为只有盛世的出现才成就了辞赋创作，则很容易使辞赋创作重蹈某些历史的教训，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种倾向。
二、抒情赋应成为赋作的主流。如上所述，文学史上很多著名大赋的审美价值已逐渐消弱，那么是哪类辞赋成为传诵不衰的作品呢？答案十分明确：抒情赋。在高校中文系本科作品选教学中辞赋入选的前五名一般是：前《赤壁赋》《归去来兮辞》《阿房宫赋》《秋声赋》《登楼赋》，都属于抒情赋，且多是短赋。而像《鵩鸟赋》《思旧赋》《刺世疾邪赋》《别赋》这些抒情赋的入选率也会高于那些大赋。这很值得我们深思。毕竟言志抒情是文学的生命，任何具有文学性的文体都不可能脱离这一根本原则，赋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它异于一般文章的地方。当然诗词是抒情的利器，但它更适合那些直奔主题、即兴感发、简洁明快、一吐为快的题材，而那些内涵更为复杂，更需周折方能达意、更需才学方能描述、更需铺陈方能尽兴的题材就需赋来完成，这是赋作为“古诗者流”通于诗又异于诗之处。笔者的经验是作一首诗可能很快，但作一篇赋就需十天半个月，因为有很多相关的知识和材料都需一一准备，这恰恰证明作赋难于吟诗。
鉴于此，我们今日更应大力提倡有真情实感的抒情赋，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我们会有很多不同于古人的新鲜情感，这些情感会为我们提供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我们只要抓住它，并真实深切地表现它，就能和古人并驾齐驱、一争高低。在这方面笔者曾有切身体会：笔者曾作过一篇《围棋赋》，并翻阅了历史上很多同题的作品，自觉写得不逊于他们，其原因就是确实融入了自己长期的心得、衷心的喜好和真实的感情。
三、形式技巧的运用要适度。赋体在发展的初期，除了讲究词彩的铺陈外，并没有更多的对仗和用典的要求，所以即使是那些汉大赋也还能让人读懂。但越到后来，就越注重形式技巧。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并序》，就连序文都几乎句句用典，令一般人望而却步，更不用说赋文本身了。又如周邦彦的《汴都赋》，就连当时馆阁词臣都读不下来，更不用说让大家欣赏了。再如宋代曾注重以诗赋取士，科考要考律赋，且对律赋的形式有极严格的要求，但又有几篇作品能载入史册呢？所以上述的作品，只有在研究者的眼中有一些学术价值，否则只能被束之高阁，成为一堆故纸，这一教训很值得我们吸取。
而当今的倾向似与古代正相反，因为现在有能力如此大掉书袋的人几乎绝迹，而困扰人们的是古典词汇和典故的缺乏，对辞赋写作技巧的生疏，因而所写的作品看上去就缺乏赋的味道。在此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不迎难而上，不努力提高自己的必要修养，而是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找借口，诸如我所写的是“文赋”，因而不必过多讲究形式要求等。其实像《赤壁赋》那样的文赋，何尝不讲词彩和韵味？二是强求古雅，勉强用典，勉强拼凑古典词语，但终因能力不够而显得食古不化，生硬堆积，因强求形式而影响了文意和内容。马凯先生对诗词创作提出“求正容变”的主张，这一主张也适合辞赋的创作，只有“求正”，才能保持辞赋应具有的体式和韵味；只有容变，才能顺应当今的创作环境。变要在正的基础上变，如适当用典而不必强求用典；适当以现代词语入赋，但仍要坚持凝练典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辞赋创作持续而正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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