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文化与古代文人人格
一一咏梅诗词杂谈
杨子怡
梅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之一。《诗经》就有“山有佳卉，侯栗梅”之句；《山海经》中也有“ 灵山有木多梅” 的记载, 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她以其艳丽的色彩、浓郁的芳香、婀娜多奇的风姿而深受文人士大夫青睐。人们赋予她美好的名称, 或称之“雪中高士”, 或与兰、菊、竹并誉为“ 四君子”, 或与松、竹并称为“ 岁寒三友”。种梅、育梅、赏梅、画梅、爱梅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癖好。正如范成大在《梅谱前序》中所言：“梅为天下尤物, 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囿之士, 必先种梅, 且不厌多, 他花有无多少, 皆不系轻重。”人们屋前屋后栽梅, 里里外外盆景插梅, 屏风上画梅。唐代杭州的孤山梅林就久负盛名, 罗隐《梅花》诗所谓“ 吴王醉处十余里, 照野拂衣今正繁”就对此进行过描述。至宋代栽培梅花更达鼎盛时期, 这从宋人的咏梅诗中就可看出。人们或以梅名地名亭, 如广东有梅州、梅江、梅县；元人吕诚隐居昆山车仓, 蓄鹤种梅, 其亭榭命名曰“来鹤亭”，其书斋题曰“ 梅雪斋”。或以梅自号, 宋阮阅《诗话总龟》就记载林逋隐居孤山, 终身不娶, 自号“ 梅妻鹤子” 。此外, 南宋著名文人王十朋自号“ 梅溪”, 宋末张磐号“ 梅崖”,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号“ 梅村”； 旧时还喜以梅香名啤女, 以致梅香成为婢女之专称。涉及梅的古代名曲有《梅花三弄》、《梅花落》, 名画有王冕《墨梅图》, 名谱有范成大《梅谱》。至于梅之别称诸如“ 疏影”、“ 暗香”、“横斜”之类更是盈篇满牍。《齐东野语· 张约斋玉照堂自序》辑有梅花异称、昵称二十六条〔1〕。人们喜爱梅花, 更留下了许多的佳话。据唐韩鄂《岁化纪丽· 人日梅花妆》记载：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曾经睡在含章殿檐下, 梅花坠其额上, 遂成五出之花, 拂之不去, 宫中争相摹仿, 号为梅花妆, 人人争效, 流行一时。唐玄宗妃江采蘋爱梅成癖, 被戏封为梅妃。曾端伯以梅花为清友, 林通以梅为妻、鹤为子, 被历代文人传为美谈。《龙城录》竟有一则优美的神话故事：“隋开皇中, 赵师雄迁罗浮。日暮于松林酒肆旁, 见一美人, 淡妆素服出迎。与语, 芳香袭人, 因与扣酒家共饮。师雄醉寝,比醒, 起视乃在梅花树下, 上有翠羽啾嘈相顾, 月落参横, 但惆怅而已, 后因以罗浮比喻梅花。”梅花竟是淡妆素服的亭亭美女, 多么令人神往的意境！另外, 刘义庆《世说新语· 假橘》里竟有“ 望梅止渴” 的记载。人们爱梅、赏梅, 甚至遐想变成梅花：“何方可化身千亿, 一树梅花一放翁”（陆游《梅花绝句》）。元人景元启亦感叹“梅花是我, 我是梅花”,真正达到了梅与人、物与我合二而一的境界。
此外, 从《尚书· 说命》“若作和羹, 尔惟盐梅”的记载中可见，人们很旱就有用梅作调味品的习惯, 这从后来很多文人诗中亦可看出：“ 君问调金鼎，方知正味难”（刘禹锡《咚庭梅寄人》），“未逢调鼎用, 徒有济世心”（ 孟浩然《都下送辛大之鄂》）。又因青梅性酸, 还可煮酒, 故人们有青梅煮酒待佳宾的风俗。宋人晏殊《诉衷情》词有句云“青梅煮酒斗时新”, 陆游亦云“ 青梅荐煮酒”, 大诗人苏东坡在《赠岭上梅》诗中说：“梅花开尽百花开, 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 要看细雨熟黄梅”。以上都透露出古人青梅煮酒、细雨观梅的传统。
由此可见, 爱梅、赏梅, 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独特的心态, 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我们不妨称之为梅文化。这是因为梅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它花所比的。比如, 素有国花之称的牡丹, 虽雍容华贵, 但人们在赞美之余也不无贬词。如唐代诗人王睿在其《牡丹》诗中就批评说：“ 牡丹妖艳乱人心, 一国如狂不惜金。曷若东园桃与李, 果成无语自垂阴”。她妖艳乱心, 惹得举国尽狂, 世俗之极, 甚至不如无语无言、下自成蹊的桃李。苏东坡批评更厉：“应笑春风木芍药, 丰饥弱骨要人医”〔2〕。虽然婀娜可人,但终缺骨气。郑板桥《梅》诗亦言：“牡丹芍药各争妍, 叶乱花翻臭午天。何似竹篱茅屋净, 一枝清瘦出朝烟”。作者认为争奇斗艳、芬芳竞丽的牡丹之类终逊清新瘦劲、迎风挺立的寒梅。至于对桃李, 人们也非誉参半：“莫怕长州桃李妒, 今年好为使君开”（白居易《新栽梅》）；“平生不喜凡桃李”（同上）；“夭桃莫倚东风势, 调鼎何曾用不材”〔3〕。至于俗不可耐、花似金钱的金钱花, 人们更是厌恶之极：“谩向人前逞艳色, 不知还解济贫无”（皮日休）。而对梅花, 人们几乎众口一声, 赞语盈幅：“孤瘦霜雪姿”（苏轼《红梅》）；“玉雪为骨冰为魂”（苏轼《再用前韵》）；“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落梅》；“更无花态度, 全是雪精神”（辛弃疾《临江仙· 探梅》；“欲传春消息, 不怕雪里埋” （陈亮《梅花》）；“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青白满乾坤”（王冤《墨梅》）……
咏梅诗蕴含着古代文人的人格意识
由于爱梅, 中国文学形成了一种咏梅的传统。南朝梁代吴均有《梅花落》诗114首, 宋代刘克庄有梅诗130首, 最多的是宋人张道洽, 竟有300多首咏梅诗, 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在专心致志地写梅。此外陆游也爱梅、咏梅, 以梅自喻, 并“作梅诗用全力”（潘德舆语）。人们或从雪写梅, 或以人写梅；或写梅之孤标气韵, 或状梅之清瘦骨格；或描梅之老树横枝的姿质, 或传梅凌寒傲雪之精神……梅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生态特质与文人心态产生一种交感共识, 引起人们共鸣。在中国文学中, 咏梅诗最多, 成为咏物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体裁。梅成为一种涂抹着文人士大夫浓烈感情色彩的意象, 也即荣格所说的包含着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它积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绪, 成为我们民族性格之象征, 体现我们的民族之魂。
如前所述, 咏梅诗成为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代知识分子酷爱梅的现象中, 从他们对“ 老梅”、“寒梅”、“ 瘦梅”的咏叹声中, 我们可以看出历代文人的气节情操, 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品质, 看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忧患感、爱国情操, 看出他们“ 虽九死犹不悔” 的抗争精神……一句话, 梅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蕴含着封建文人的人格意识。具体说来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梅文化蕴含着古代文人参与意识和抗争精神。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之内核。是士大夫人格意识之精髓。儒家文化早就归定了修身是文人的起点。治国平天下是文人的归宿。因此, 人们“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 力行以待取”（《礼记· 儒行》）。自强不息，锐意进取，不断地进行自我设计和自我塑造, 抱着“天降大任于斯人”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坚强信心，执着地追求。从“深固难徙”的屈原到“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趋避之”的林则徐, 人们承前启后, 不屈不挠, 在参与中实践着自己的悲壮人格。即使君王“不察”而一生挫折, 但九死不悔。这种参与意识和抗争精神与那耐寒抗冷、傲雪争春的梅何其相似。因此, 大量的咏梅诗外射出文人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之光辉。比如那“更无花态度, 全是雪精神”不正是备受猜忌而力主抗战的辛弃疾一生之写照么; “欲传春信息, 不怕雪里埋”不正是陈亮胸怀大志、力主抗金、不阿权贵勇于抗争的品格之象征么; 有的诗人借咏梅以表示自己壮年求仕之热情和对美好事物之追求。如秦观《和黄法曹忆建汐梅花》云：“海陵参军不枯搞, 醉忆梅花愁绝倒, 为怜一树傍寒汐, 花水无情自相恼。”反用陶潜《饮酒》诗之十一诗意, 赞扬海陵参军黄子理“ 为仁” 和“ 有道”, 但并未贫困潦倒, 而能施展其聪明才智贡献国家, 以此流露出自己的仕进热情。又如元代王冕在《白梅》诗中说：“忽然一夜清香发, 散作乾坤万里春。”诗人竟要以梅之“清香”驱除乾坤间浊气、俗气, 进取之心并未泯灭。有的诗人甚至以咏梅诗影射朝政。如刘克庄《落梅》中因有“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之句, 被言官李知孝等人指控为“ 仙谤当国” , 一再被黜, 坐废十年, 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落梅诗案”。但诗人并不屈服, 在他后来所写“梦得因桃数左迁, 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与李, 却被梅花误十年” （《病后访梅九绝》）及“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受取风流罪”（《贺新郎· 宋庵访梅》）等诗词, 都表现了他难以抑制的愤懣之情。他不但不因咽废食, 反而开始了写作大量的咏梅诗词, 一生写作了一百三十多首咏梅诗词, 托物寄情一发不可收, 表现了自己的铮铮傲骨。可见，无论是“群木方憎雪, 开花长在先” （李中《梅花》的早梅, 抑或“飘如迁客来过岭, 坠似骚人去赴湘”（刘克庄《落梅》的落梅,它那横斜疏瘦、老枝怪奇的外表和那凌寒抗雪的气质, 与文人士大夫心理产生了认同, 形成了“ 异质同构” 的关系, 成为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凝聚着我们民族性格的原型。
梅文化的第二个意蕴是高洁意识。在儒家文化里, 是很注意德行修养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儒, 最初本指那些从古代的巫、史、祝、卜分化出来专为贵族相礼的有学问的人, 后来演化为理想人格的代名词。到了孔子, 又把它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对干人的品格高下, 有德无德, 分 别以君子、小人称之。荀子则更细致地区分为大儒、小儒、稚儒、俗儒等名目, 并以大儒为儒者最高境界, 认为孔子、子弓才配得上这一名号〔4〕。在《大学》所提倡的修、齐、治、平中, 修身是起点。要参与, 要实现自我价值, 首先就必须使自我完善, 有好的德行。因此, 古代知识分子是很讲究洁身自好的。这种高洁的人格意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品行端方, 有正义感；二是贞洁自持, 出污泥而不染；三是超凡脱俗,不趋附权势, 有独立的人格。这样, “自古承春早, 严冬斗雪开”（朱庆余《早梅》）的梅花与士大夫情怀吻合了起来。因此人们或写其气傲寒冰、骨沁幽香的高韵劲节, 或状其不随俗不媚人的卓尔超凡：“孤梅偏爱冷, 岁晚发清香”（周履清）, “幽深真似离骚句, 枯瘦犹如贾岛诗”（徐玑）……她香浓、韵胜、格高、超俗, 被“世人皆浊我独清”的文人所认同。因此, 不肯依附权臣朱温而遭贬逐的韩握, 就借咏梅而寄托自己的感慨：“梅花不肯傍春光, 自向深冬著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 燕钗初试汉宫装。风虽强暴翻添思, 雪欲侵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 盗和天气作年芳。”（《梅花》作者借吟梅的贞姿劲质、雪魄冰魂以陶情励操, 表达了自己对独立人格的追求, 这正是诗人高洁情怀之写照。在古典咏梅诗中, 那些耐寒清高、苏世独立的寒梅形象就是文人士大夫形象的幻化, 寒梅孤标傲世的精神气质就是诗人理想人格的化身。因此读咏梅诗, 我们常常能体味出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来。比如读陆游《落梅》诗“雪虐风餐愈凛然, 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只含飘零去, 耻向东君更乞怜”, 就会感觉出作者那凛然不可冒犯的正气来。陆游一生爱国忧民, 力主抗战, 受到投降派排挤, 被劾罢官, 放归乡里, 但他并不气馁, “众毁心自可, 身困气愈完” 《寓怀》）, 不向人屈膝, 遗世独立、孤标傲韵有如那“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的寒梅。可见, 在梅文化里, 那超凡脱俗的寒梅与苏世独立的知识分子形象融为一体, 确如史文卿所言“总为在吟吟不尽, 十分清瘦似诗人”（《枯梅》）。
古代知识分子渴望参与, 渴望“ 生为名臣, 死为上鬼”, 渴望“垂光百世, 照耀简策”5〕。因此, 他们忠可贯日, 唯“恐皇舆之败绩”, 但现实却又是“荃不察吾之忠心”。于是忧患生命, 感喟人生, 成为古代文学的母题。踵接《诗经· 小宛》“我心忧伤, 念昔先人”之后,人们无不为个人前途、民族命运而优虑和焦心：“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的杜甫, “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 “试手补天裂”的辛弃疾……都陷于报国无门的优患中。文人士大夫既“ 忧生患命” 、“忧身患利”、“忧己患名”, 更忧国忧民。因此忧患意识是古代知识分子人格意蕴之三。而这种优患意识又与感伤意识混合在一起, 因为人们“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世事艰难, 功名难就, 优患之中自然注进了“货而不售” 的苦闷感, 因而人们无不沉浸在迷惘、感伤、忧患之中。面对寒梅, 人们或自伤身世, 或忧患苍生。如生逢南唐动乱年代且仕途失意的李建勋, 借咏梅而自伤迟暮, 倾诉隐衷：“ 十月清霜尚未寒,雪英重叠已如团。还悲独咏东园里, 老作南州刺史看。北客见皆惊节气, 郡僚痴欲望杯盘。交亲罕至长安远, 一醉如泥岂自欢”。失意帐惘之情尽现笔端。爱情不幸的朱淑真在其《菩萨蛮·咏梅》下片中说：“人怜花似旧, 花不知人瘦。独自倚阑干, 夜深花正寒”人与花形影相吊, 郁闷感伤不能自己, 备受令狐绳岐视、冷遇、打击的李商隐在其《忆梅诗》中说：“定定住天涯, 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 常作去年花”。借寒梅早开早凋自伤身世际遇,凄凉哀婉, 读之不免黯然。此外, 如刘克庄在其《沁园春· 梦中作梅词》中以湘娥凝望、明妃远嫁、苏武留胡、“夷齐饿首阳” 等典故, 表现了他梦中念念不忘复国之情。生当宋亡之际的宫廷琴师汪元量, 他的一些梅词就表达了一种“亡国之戚, 去国之苦, 间关愁叹之状”〔6〕。如其《暗香》一词借咏梅寄托了词人的故国之思：“肠断江南倦客, 歌未了, 琼壶缺缺。更忍见, 吹万点, 满庭绛雪。”对“兵后流落人间” 的红梅深表同情, 抒发了“ 天涯沦落人”
的感慨。同时代人王沂孙在其《花犯· 苔梅》词中, 不仅工巧地写出了梅态、梅影、梅神、梅恨, 也隐含了作者故国之思。而人们吟咏更多的是落梅：“ 断肠枝上雪, 残英已、片影初飞”〔7〕。“玉瘦檀轻无限恨, 南楼羌管休吹”〔8〕。小“ 试回首, 东风残局。算绿阴、成后最酸心。南飞鹤, 一声声峡。招尔冰魂” 〔9〕。“夜来风雨, 帐小园梅粤, 飘坠无数。……看枝头、点点残英。空剩寒香一缕”〔10〕……感伤、怅惘、忧患情调弥漫尺幅。一涉落梅, 人们情不自禁
联想起自己身世, “落梅”几乎成为灰色人生的代名词。可见忧患意识、感伤意识是梅文化的主要蕴含之一。
第四, 梅文化还蕴含着古代知识分子的隐士精神。“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这在融佛道入儒的儒家文化里, 几乎是封建文人的共同选择。渴望参与的文人, 当其事功显亲的愿望无法付诸实现时, 他们又不愿“ 变心而从俗” ,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条道路, 一是屈原式的“ 伏清白以死直” , 一是陶潜式的远离尘嚣。那种“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归隐生活, 自然成为士大夫的最佳选择。于是范蠢式的自我设计一一功成身退, 几乎成为文人们的共同追求。隐士精神又何以与梅结缘呢; 这是因为梅“绝似林间隐君子, 自从幽处作生涯” （戴复古）。她标格清奇, 自开自落, “玉雪为骨冰作魂”（苏轼）, 其隐士风度为文人所认同。所以宋人张说触梅为天下神奇, “标韵孤特, 若三闾、首阳二子, 宁槁山泽, 终不肯俯首屏气受世俗湔拂”〔11〕。明人洪潞说她“骨格清癯, 丰神洒落, 虽边幅不修, 而天然标格, 自出风尘之表”, “为人孤洁, 不交尘俗” 〔12〕。宋人魏了翁说她“的冰雪姿, 不受风尘昏” 。她超凡的仪表, 清高的风韵赢得了野中遗贤和与世姐龄者的钟爱。因此“性恬淡好古, 弗趋荣利”的林通, 归隐杭州, “结庐西湖之孤山, 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以梅为妻,鹤为子〔13〕。元代隐士吕诚亦仿林道之风, 隐居昆山东仓, 畜鹤种梅, 诗酒自娱。可见梅与隐士精神融为一体。这更表现在人们的咏梅诗中, 元人冯子振《山中梅》诗云：“岩谷深居养素真, 岁寒松竹淡相邻。孤根历尽冰霜苦, 不识人间别有春。” 诗人赞美梅深居幽谷, 与世隔绝, 与松竹为邻, 性淡泊而不争艳, 历尽冰霜, 不识人间之春, 保持朴素真淳的本性生活。这种“素真”本性正透露出诗人的隐士情趣和对隐士人格的追求。宋黄昇的“清癯不恋华亭榭。待与君、白发相亲, 竹篱茅舍”（《贺新郎·梅》）也赞美了梅的幽居深谷不慕华美, 寄托了诗人与梅厮守, 不恋富贵的品格和对理想人格的憧憬。纵观咏梅诗, 文人们或写梅之孤标逸韵, 或写梅之清高脱俗, 无不透露出诗人隐逸情趣。在文人笔下, 梅总是以一个隐君子的形象出现。这种隐士人格意识也是梅文化意蕴之一。
在梅文化里体现知识分子人格理想之五是友朋意识和思亲恋土意识。谦恭交友, 与人为善, 患难与共, 思亲恋土, 是儒家文化的内容之一, 也是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理想之一。《礼记· 儒行》中早就要求人们“闻善以相告也, 见善以相示也, 爵位相先也, 患难相死也, 久相待也, 远相致也。”因此, 沾溉儒家文化的士大夫很重视朋友之义和乡土之情。梅因为其耐寒高洁, 故常用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友情；又因其随风飘零, 常勾起飘泊异地的游子思亲思乡情结。古代早就有寄梅赠友的习俗, 《西州曲》就写到干里寄梅以慰友人：“忆梅下西州, 折梅寄江北”。另据《荆州记》载：“陆凯与范哗相友善, 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与哗, 并赠诗说：‘折梅逢骚使, 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 聊赠一枝春’ 。” 从此, 梅成为江南春色之使者和友谊之象征。参与“永贞革新” 而遭贬逐的柳宗元有《早梅》诗云：“欲为万里赠, 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 何用慰远客。”他想折梅以赠一同被贬的老友, 但道阻千里无以通音信, 只能看着梅花自开自落, 不能慰远方朋友, 心中不胜惆怅。唐代诗人李建勋在《梅花寄所亲》诗中, 把梅花的超凡脱俗作为一种可赞不可学的教训赠给亲人, 以寄托自己身世之慨：“雪霜迷素犹嫌早, 桃杏虽红且后时。”作者以“犹嫌早”和“且后时”两种褒贬态度, 点明既不能象梅那样过于出众, 也不能象桃杏那样平庸, 用此哲理以警“ 所亲” 。流寓蜀州的杜甫, 在其《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梅相忆见赠》一诗中, 梅动诗兴, 逢梅送客, 折梅伤时, 看梅思乡……意绪千端, 衷肠百结, 句句写梅, 句句抒朋友之挚情, 故被明王世贞誉为“古今咏梅第一”〔14〕??
在咏梅诗中, 文人们除了表达一种思亲友朋意识外, 还表达了一种去国怀乡情怀。如黄庭坚作于贬所宜州（今广西宜山县） 的《虞美人· 宜州见梅作》一词云：
天涯也有江南信, 梅破知春近。夜来风细得香迟, 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玉台弄粉花应妒, 帆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 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徽宗崇宁三年(1105), 作者远窜僻远, 仍受到蔡京爪牙迫害, 不准他居住城中。诗人被迫搬到城南, 栖身破屋, 忽见早梅, 倍感亲切, 以为梅花是来自故乡探视自己的亲人, 不禁喜出望外。但毕竟以垂老之身处荒远之地, 还乡无望, 且家人也远在永州, 所以惊喜之后，一种寂寞凄凉之情油然而生, 故而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去国怀乡、思亲伤老的情怀。此外,宋人冯山归途即兴之作《山路梅花》通过闻梅、探梅、折梅、赏梅、祝梅、赞梅, 表现出喜梅爱春的南国深情, 并从中寄寓乡井之思和清怀雅兴：“传闻山下数株梅, 不免车帷暂一开。试向林梢亲手折, 早知春意逼人来。何妨归路参差见, 更遣东风次第吹。莫作寻常花蕊
看, 江南音信隔年回”。
梅文化之形成是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之积淀
以上所论友朋意识、思亲情慷、乡土情结, 也是封建士大夫的人格理想之一, 也被包含在梅文化意蕴之中。它之形成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民族传统的诸方面原因, 囿于篇幅, 兹不展开论述。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 梅积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经验, 体现着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意识。荣格在其《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 认为原始意象即原型, “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 “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是祖先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 “沉淀”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 其内容不是个人的, 而是集体的、普遍的, 是历史在“ 种族记忆” 中的投影。梅作为一种原型, 与“历史进程”、与“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有密切的联系, 它凝聚着我们祖先长期以来积累的巨大心理能量。人们对它的认识, 对它进行审美情绪的投射, 有一个长期积淀、积累过程。在《诗经》时代, 人们只说它是“ 佳卉”之一, 《山海经》也不过记载“灵山有木多梅”。人们虽喜栽梅, 但它还没有进入人们的审美领域。即使如胡应麟《诗荻》所言“咏物起自六朝, 唐人沿袭” , 但唐以前的写梅之作大抵缺乏寄托, 处于以模拟物象为能事的阶段,缺少对它的审美观照。确如张戒所云：“潘陆以后, 专意咏物, 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15〕。人们已认识到“ 梅花特早, 偏能识春” , 但人们仍不过费尽笔墨对它渲染铺陈, 如梁简文章《梅花赋》不过以铺陈笔墨极写梅之香艳：“吐艳四照之林, 舒荣五衙之路”, 没有与梅的特质产生心理上的交感认同。简文帝其咏梅诗亦是如此/ “绝讶梅花晚, 争来雪里窥。下枝低可见, 高处远难知。俱羞惜腕露, 相让道腰赢。定须还剪彩, 学作两三枝”, 不乏赋之铺陈,然终少诗人之寄托。到了何逊《咏早梅》诗和鲍照《梅花落》诗, 诗人始注进自己的情绪,前者如：“兔园标物序, 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 映雪拟寒开。” 鲍作云：“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磋。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 露中能作实, 摇荡春风媚春日……” 二人都感受到寒梅的凌霜早发、“惊时”、“媚春”, 但何作仍不出闺怨惜春之叹：“枝横却月观, 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 夕驻临邓杯。应知早飘落, 故逐上春来”。鲍作亦不过流露一点才秀人微的不平之慨而已：“念尔飘零逐寒风, 徒有霜华无霜质。” 在积淀的“ 历史进程”中,梅尚未成为原型。
可见, 唐以前, 尽管人们对梅的“ 拟寒” 早开和香艳等自然特性逐渐有了认识, 但总体上说来, 梅的这些特质尚未和文人审美情趣发生紧密联系, 物是物, 我是我, 尚未达到“梅花是我, 我是梅花”的境界, 从梅文化中, 还看不出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到了唐以后, 这种情形则不同了, 人们对它的早开、耐寒、幽香的认识有了新的质的飞跃, 人们把自己无数的典型经验和审美倩绪投射到这个意象中。它的很多特质被人们所认同。比如，人们从它的“玉雪为骨冰为魂” 联想到文人的正义感和士大夫气节, 表露出一种高洁意识、忠贞意识和爱国意识。从它的“一树独先天下春”, 人们自然会想到它是传递春消息的使者, 是友谊之象征, 对它投射以一种友明意识、思亲意识和乡井意识。它的“斧斤找不死”、“凌寒独自开”给人以生命的律动, 人们在津津吟咏中表现出文人的参与意识和抗争精神。从它的老枝怪奇、骨格清灌和寿命可达数百年, 人们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求, 对高韵劲节的企慕。从它的幽居深谷不慕富贵, 人们表达了一种归隐意识, 表达了对超凡脱俗人格的追求。从它的“已被儿童苦攀摘, 更遭风雨损馨香”的遭遇, 人们表达了一种忧患意识和感伤意识……总之，唐以后, 梅作为一种意象, 积淀了集体的审美经验, 咏梅、赞梅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古代汗牛充栋的咏梅诗句到近代秋瑾的“冰姿不怕霜雪侵”、“标格原因独立好”的名句,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得到了尽情表露。梅成为民族的魂, 梅文化也丰富了传统的儒家文化。“更无花态度, 全是雪精神”、“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既是对梅的礼赞，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写照。
参考文献：
〔1〕清张思岩《词林纪事》.宗棣辑.成都古藉书店1982年出版
〔2〕苏轼《次韵杨公济奉议悔花十首之七》
〔3〕韩偓《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
〔4〕《荀子·儒效》。
〔5〕方孝孺《逊克斋集》
〔6〕李珏《湖山类稿跋》
〔7〕曾勋《峭寒轻· 赏残梅》
〔8〕李清照《临江仙》
〔9〕《甘州· 落梅》。
〔10〕清女词人左锡璇《解佩环· 落悔》
〔11〕〔12〕转引自李文禄、刘维治主编《古代咏花诗词鉴赏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
〔13〕《宋史》卷457
〔14〕引自仇兆鳌《杜诗祥注》卷十九。
〔15〕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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