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命”、“册”、“典”四字趣释

 

集合众人发布命令

——“令”、“命”二字趣释

    “令”的甲骨文为“”、“”，金文的形体与之相同，会意字。“令”字的上部为“”，是古代集合的“集”字，在这里指“集合众人”。字的下部的“或“”，即为卩（jié），是一个跽坐（一说跪）在地上的人的姿态。       

    “令”字的上下两部分合起来的意思是集合众人，发布命令。其实“令”所表示的就是当时的酋长们把自己本部落的人（或者是抓来的奴隶）召集起来传达神的旨意或者酋长自己的意思。从“令”字中跪着的人形来看，发布命令者的态度十分严酷与冷淡，足以使人胆战心惊，俯首贴耳。《说文解字·卩部》：“令，发号也。从、卩。”
　　不过，对古文字的“令”字的结构有的学者作了不同的解释，认为“令”字上部的“”是一个朝下张开的“口”，下部是一个跪着的人，上下合起来的意思是在上的人（官长）用口向下级发布命令。上面两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都有发布命令的意思。如《诗·齐风·东方未明》：“倒之颠之，自公令之。”其意思是：将上衣和下裳都穿颠倒了，这是由于公爷发布命令时我太匆忙。

     由于“令”的本义为“发布上级的指示或命令”，所以“令”引申为“命令”、“法令”的意思。如《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因为“令”的本义是“发布命令”，所以“令”引申为指“发布命令的人”，即官长。春秋战国时楚国“总其事”的宰相为令尹，这里的“令”的意思是由“令”的本义引申出来的。秦汉以后政府有的部门的主管人也称“令”，如“郎中令”、“中书令”。其后，各县的行政长官也称“令”，叫“县令”。
　　大概是因为“令”引申为“官长”，在古人看来为官者一定是好人，或才学之士，所以“令”又引申出“美”、“善”之意。如《孔雀东南飞》：“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对别人的尊称”，如“令尊”（指别人的父亲）、“令郎”（指别人的儿子）、“令爱”（指别人的女儿）等。
　　“命”在甲骨文里与“令”是同字的，直到金文中才出现“命”。“命”只是在甲骨文的“令”的左边加上一个发布命令的“口”。小篆“命”的结构与金文相同，不同的是将“口”置于“”之下。“命”的本义与“令”相同，只不过强调了用口发布命令。《说文解字·口部》：“命，使也。从口、令。”它是一个会意字。因此，“命”也可引申出“命令”的意思。如《荀子·臣道》：“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其意思是听从国君的命令就会有利于国君，这就叫忠顺；听从国君的命令，而不利于国君，这就叫做奉承。
　　“命”是怎样引申出“生命”的意思的呢？在古代，统治者，即那些发号施令的人，要求百姓绝对地服从他们的命令，把统治者的命令当做自己的生命，所以“命”引申指人的生命。

 

古人是怎样珍爱书籍的

——“册”、“典”二字趣释

    《尚书》中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和“册”就是商代的书籍。尤其是“册”，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图书的特点。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书籍。甲骨文的“册”字写作“”、“”或“”等，金文形体与甲骨文基本相同，只是其中的“丨”（简牍之类的物体），较之甲骨文要多一些，如“”、“”，均为象形字。字中上下贯穿的有的有三条线，有的有四条线，有的有五条线，也有的多达六条线，其数不等。它所代表的是刻写文字的小竹片或小木片，即后来称为竹简或木牍之物。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仅仅以为是竹简或木牍是不够的。从甲骨文所用的材料来看，商代末期的文字除了刻在竹简木牍上外，还有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可见当时的书籍材料不仅仅是简牍，也可是龟甲兽骨片。上述各字中的绕成准长方形加一个准半圆形或两个准半圆形的线条，是编串竹木简牍等的绳索或皮条，古人统称为“编”。由编和简牍共同组成“册”，即古代的书籍。古人在阅读的时候将其打开，不读的时候将其卷起。
　　甲骨文时代后期，“册”除了竹简、木牍外，还应有龟甲片或兽骨片组成的“册”。有的学者发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上下有凿过的小洞，这些小洞就是用来穿编的。由龟甲片和兽骨片组成的“册”，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甲骨书。还有的学者认为“册”的初形，还不是甲骨书，而是古人祭祀时的“列石”（即排列的石头），这些组成“册”的一根根石柱上刻有字。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铜山县丘湾的一处商代“祭册”遗址出土的古“册石”，由四块长形石条组成，周围还埋有人牲，而人牲均面向“册”而跪。据推测，当时在石条的腰部很可能缠有绳索或彩帛之类的东西，这就是最初的“册”。古人造“册”字很有可能受这些“石册”的启发，或就是这些石册的象形字。（参见康殷《文字源流浅说》第588页）
　　“册”的小篆为“”，其形体结构与甲骨文、金文相同。《说文解字·册部》：“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许慎对“册”的结构分析完全正确。不过他将“册”讲成“符命”，应是“册”的引申义。古代王者封赏诸侯之时，先把命辞写在简上，编成“册”的形式。在宗庙举行封赏的礼仪时，由史官在仪式上宣读命辞，读毕，将此“册”（即符命）授于诸侯珍藏，作为受赏的凭证。由于符命与“册”相似，因而也称“册”。
　　随着历史的发展，纸张出现后，人们将字书写在纸上，然后装订成书，这时的书仍然称“册”，如“书册”、“账册”以及“纪念册”等等。
　　“册”作为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首次记录下人类文明，受到先民的重视理所当然。为此“典”字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而诞生了。甲骨文的“典”作“”，金文作“”，小篆作“”。从甲骨文的形体来看，上面是“册”，下面是“”（gǒng），指双手，会意字。其意思是：时时用双手郑重其事地捧起来的书册，方能称“典”。可见“典”的本义是重要的文献书籍。
　　从金文开始，下面的双手变成了“”。《说文解字·部》：“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jǐ）上，尊阁之也。”从许慎的解释可以看到，汉人将典尊崇为五帝之书。“”是专门用来尊放典籍的案几，可见汉人将“典籍”抬到了与神灵并列的地步。不过许慎的解释可能有些夸大其辞。许慎还向我们介绍了当时对“典”的一种不同的解释，即庄都说：“典，大册也。”“庄都”，根据段玉裁的解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问家，他认为“典”字是由“册”和“大”字会意而成。
　　历代对“典”字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从中可以看到，古人对书籍看得异常珍贵这一点是相同的。在古代，谁家有书，必然就会很隆重地珍藏起来或供奉起来，视作经典。
　　“典”字的诞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爱护书籍和重知识的传统美德，也反映了我们的先民十分重视图书和文化建设。当知识经济到来的当今，我们更应该实实在在地重视书籍、尊重知识。
　　《后汉书·蔡邕传》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当董卓被杀时，蔡邕为他凄然叹息不已。司徒王允当即怒斥他为了感谢董卓对他个人的恩遇，而忘记了忠于汉王的大节，并且要将蔡邕治罪。此时，太尉急忙劝告王允说：“伯喈（蔡邕的字）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此处的“典”是把蔡邕喻为汉代的一部重要的典籍。就是这一个“典”字，救了蔡邕的命。
　　由于“典”的本义是指重要的文献和书籍，所以后引申为指“带有指导性、典范性的书籍”，如《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是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亲自下令，命张玉书、陈廷敬等30余人，用了前后达6年的时间编辑而成的。这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官修的字典。康熙皇帝要求把这部书编得完美无缺，因而称之为“字典”，即字书之典范。在清代，“字典”成了《康熙字典》的专名，但是编者们没有使这部御定的书达到完美无缺。到了乾隆年间，一位叫王锡侯的文字学家在他著的《字贯》一书中指出了《康熙字典》的不少错误之处，乾隆为了维护先帝康熙的威严，居然将王锡侯全家杀害了，并将《字贯》的书版和王锡侯的其他著作一齐销毁。自此无人对《康熙字典》加以批评。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王引之才奉道光之命，作《字典考证》12卷，纠正了《康熙字典》引书错误2588条。不过，王引之所查出的错误并不是全部的，也只是部分的。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经典的书也有错误，对经典不要盲从，这是读书人必须注意的。     （《汉字的故事》作者:吴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