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词美学残留记忆的盲点
站在指导青年的立场,我们常常要提出:“诗,究竟要写什么,才能使一个人愿意持久的写下去?”
如果说写诗的目的是自娱或娱人,在娱乐种类这么多元的今天,会以作诗为乐而自娱的人,应该都是自己的性向偏好于古典,不知不觉的想要学习,即使能够得到的支持很少,也乐此不疲,这样的人,才会学诗。如果写诗者不甘于自娱,可能会分送亲友,其实,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知音不易得,写了之后,随便给别人看,接受者未必欢喜。更有一个风险,如果自己的诗水平实在太低,被呈送的对象看了之后,难以置可否,久而久之也不喜欢收到你的诗。
既然风险这么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参加击钵吟,或向课题投诗,在程度相似的作者群中,试一试自己的能力和运气,这也许是击钵诗会持久不衰的原因吧?事实上,沈醉在击钵吟与课题乐趣,一辈子做下去,从少至老,不觉厌倦的人,其实非常多。反而是大学的教授,号为诗人者,每每停笔数年不见一首诗。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参加比赛,由陈逢源先生文教基金会主办的“‘中华民国’大专青年联吟大会”,从1983年到2003年,共举办了二十届,以古典诗会考的形式,发掘了不少人才。至于现在台湾的学诗青年,有机会参加的奖项,有“中兴湖文学奖”、“白沙文学奖”、“凤凰树文学奖”、“南风文学奖”、“蒋国梁诗奖”,都是以学生为对象的,“教育部文艺奖”,是以教师和学生两类为对象,“台北文学奖”,以社会大众为对象。这些奖项每年都举办,对年轻人的鼓励很大,台湾新一代的诗风很盛,这些奖项居功甚伟。
虽说如此,比赛得奖也好,击钵酬唱也好,应该都不是吸引人自然而然想要写诗的理由。很多爱好作诗的人,他就是想写,虽然身旁还有各种文学表现方式,也有众多的娱乐种类,但是他就是只想写古典诗词。
这些自然而然想写诗的人,我想,他们都有着倾慕古典诗词美学的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从作品的字面到全篇的意境趣味,往往会有古人的身影,可称之为诗词美学残留记忆的仿真。
在学诗的过程中,有的人会刻意的加重诗词美学残留记忆,如林锡牙《读父书楼诗集》曾记载作者二十四岁时,父亲以各种“月”和“台”为诗题,命他限韵字题咏,[1]计有:
杯中月、湘帘月、春江月、梧桐月、乡心月、井底月、初三月、孤山月、洞庭月、秋院月、扁舟月、浔阳月、孤店月、茅舍月、潇湘月、扬州月、梨花月、云里月、汉宫月、清池月、萧寺月、长亭月、津亭月、蕉窗月、妆台月、画楼月、鄜州月、边塞月、关山月、黄州月
以及:
歌风台、铜雀台、集灵台、青陵台、凤凰台、子陵台、戏马台、李陵台、玉境台、避风台、姑苏台、越王台、望春台、黄金台、烽火台
这样罗列了“月”和“台”的词汇,等于是把《佩文韵府》打开来,要求儿子一个一个词去作诗,从集中所收录的诗作看来,作者对每一个词语的典故来源和古典境象都很熟悉。这些诗作有没有经过父亲修改,不可得而知,即使有父亲修改过,其目的是希望儿子能够好好掌握诗词美学的记忆,也已经达到了。
一个对诗词心有所好的青年,本来就非常向往古典,在中文系的教育下,跟随着教授的指踪,阅读古书的数量渐多,吸收古诗词美典的能力渐强,于是在习作的过程中,把古人的意象误作为自己的诗情,这样的现象不断发生,本不足为奇,请看下面这一首《淡江眺望》:
细雨潮声撼入楼,凭栏欲舣海风秋。疏灯星落关河外,老树虫催日暮愁。露重已无黄鹄下,身谋空有白鸥浮。青山与我同怜照,莽莽乾坤感未休。[2]
这首诗是2015年“台北文学奖”首奖《北台秋怀八首》组诗的第一首,这位青年作家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充分的把古典意象,以相当灵活的句型的重新组织起来,并且营造了流畅的音节,使人读起来非常舒服。如果不管题目是“淡江眺望”,不管时代是“2015年”的话,它所重组的古典境趣,可说是相当成功。像这样诗,能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并不令人惊讶。[3]
但是,如果作诗都不管自己一身所处的真实,可以吗?诗中的风景,像是十八、九世纪以前的江村,然而实际上,淡水是台北近郊著名的民俗风景地,夜间万灯争辉,人头戟戟,绝无“疏灯星落关河外,老树虫催日暮愁”之事;淡水河口以外,就是海疆,严禁出海,台湾人一般不会有在此舣舟泛海的想法。而且,细雨天本来就不会有露,黄鹄与白鸥也都不是淡江的鸟,全诗没有一句真实,那里还会有什么莽莽乾坤,让作者感未休呢?明知道是在做假古董,为什么还要写呢?
这种现象不只出现在台湾的青年诗人,2013年“中华大学生诗词大赛”词组优胜之作《江城子・金陵怀古》也有相同的问题,原词云:
销沉王气瞰雄城,万山青,一江横。天马来时、寄土费经营。半壁繁华频换稿,何限恨,在新亭。 鱼龙跋浪为谁醒?后庭声,忍重听。锁钥金汤、终古误苍生。谩向秦淮寻燕子,梅雨细,槿花明。[4]
读这阕词,如果不管今古,不看现地,只是闭着眼睛幻想古人的话,可说是很少瑕玼了。“天马”、“寄土”的典故虽然用得有些生硬,毕竟展现了作者的古典知识面,整体来说,对于历史里的金陵城,处理得非常生动。但是,今天的南京市有王气销沈之象吗?虽然南京市还有以新亭为名的街路名,散在各区,但如今还有谁去寻恨呢?长江大桥又高又壮,江里已经没有游人泛着小舟,鱼龙跋浪不再,谁还会为它醒或不醒?后庭声,早已换了大型演唱会,几万人都去听了,谁不忍重听?秦淮河经过整治,总是没有古味了,去哪里寻燕子、梅雨、槿花?整首诗没有一点真实,看不到作者真正的人在那里。这阕词在比赛中得到第二名,投票时,我也支持了,这是在所有作品都同样不真实,只能以文字优劣来决定的情况下,所作的决定。
这两位作者,偶然之下做了我的批评材料,对他们非常抱歉,我并无恶意。事实上,以同样观念和方法来作诗填词的人非常多,我也没有特别责怪二位的意思,不过,既然被我点名指正了,以后作诗,就走正路吧,快快走出诗词美学残留记忆的仿真行为。
二、成功的学古之例
有心学习古典诗词,首先必须思考的是,写诗填词,并不是在捡拾古人的齿牙余味,也不是在重组古作的词汇意境,而是要心心念念记住离开真实,便没有诗了。即便你把句子写得多么有美感,重现了李商隐、苏轼的境界,却无一毫你自己的真实,读者直接去看唐诗宋词就好,何必再来看你的重组呢?
回顾唐人作诗,我们在千余年后来读杜甫、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都能够清楚看见他们的个性和行事。个性,是从言外呈露,行事,无论如何必须从本人的文句叙述而得知,至于他们言、行、思、动所表现的古趣和雅度,就在其中。如果唐人写诗,也是这样全面作假,我们怎么读它呢?我相信每位学诗者,都是因为爱诗,所以作诗,可是,如果我们看见了古人的佳句佳意便心动,而起偷盗之意,就非正途。
我看过一种很好的学古方法,既得古趣,又得到自我的真实,以连雅堂的《闻南强、芳园、铁生出狱,走笔讯之》诗为例:
斗室耽高卧,关心画地人。忽闻归里语,已复自由身。风雨沈前夕,江山认旧春。新诗如可翫,检点寄双鳞。
题中的南强为林幼春,芳园为陈逢源,铁生为蔡惠如(1881-1929),他们三人因为前述的“治警事件”入狱,出狱时,连雅堂作此诗相问。诗中“斗室”、“画地”、“归里”、“双鳞”都是有典故的古词汇,“自由身”是古词汇新用,“风雨”和“江山”也是古诗词的惯用语。但是,在这首诗中,那些古典词语都被用来清晰的写出三人在狱中的真实事,“风雨”句也不是虚写,在他们出狱之前那几天,确实多雨;“认旧春”又隐藏着了林南强本名“幼春”的双关意;三人在狱中都写了许多诗,外面的人都知道他们有诗,所以在末联中,连雅堂希望他们寄来狱中诗,这也不是空虚的应酬话。可以说,在四十个字里字字都是真实事,这样的作诗,即使词汇与古人相似,趣味也是很新的。这首诗作于1923年,可作为台湾诗的代表之一。
再介绍一首李建兴(1891-1981)的一首七言绝句,是目叫《坐怀不乱》:
往事犹堪说一篇,同床淑女不成缘。于今形影归何处?岁月匆匆数十年。[5]
这首诗的用语,一点也不精练,“同床淑女”话也说得太露,但是,整首诗很有古典式的感情。故事起源是1928、1929年间,作者当年约38岁,事业有成,在台北市建成阁旅馆偶遇一名年约二十的陈姓女子,当他听说女子是为了台湾民众运动,[6]变成政治思想犯在逃亡中,即赠与日币二百元,供她清偿旅馆费。其女“夜半,自来余室,欲与同寝”,结果是“同床一宵,不及于乱,俨如兄妹”,翌日,他和一名职员共同护送女子回到她的台南家中,这是题目“坐怀不乱”的由来。此后两人并无连络。1947年3月21日,白崇禧以国防部长巡视台南市,为二二八事变作善后之行,李建兴因陪同之便,在台南议会厅演讲,其时曾公开请求当地人士代为寻访,没有结果,又十年后,才写下这首诗,以年龄计算,已经快七十岁了。
李建兴是工商巨子,并不是专业诗人,从诗集中有少数课题诗看来,他对击钵和课题活动并不排斥;而且,大部分诗题,都是和达官贵人应酬。但是,他的诗都直书其事,只取达意为主,句中虽然也处处可以看出古典素养,但程度普通,因而也没有堆垛词藻,故做姿态的习气,和他的为人很相似。这首诗同样也只是直书其事,却很真切感人,尤其是作者年事已高,在长长的序文中透露出三十余年的思念,那种再见无期的惆怅,令人动容,真可说是得古典之神味,而不在形迹。
最后我再介绍张梦机的一首《授课忆旧》诗:
寒舍开讲筵,环坐三学博。论法频传诗,启门授金钥。秋气穿前厅,左侧临大壑。巧联与趣闻,偶尔供一噱。课罢诸生归,斜阳挂屋角。闲眺云缓升,周遭尽落索。[7]
父亲为湖南人,而出生于四川、成长于台湾的张梦机,是台湾诗坛的奇人,对于他的作诗、讲课、为人,不论男女老少,不分本省外省,人人都众口一辞赞美他。可是,他却在1991年刚过了五十岁就脑干中风。他所任教的中央大学中文系评估之后,认为他虽然肢体损伤,而神识不失,仍然为他安排了研究生的课。每年都有崇拜他的学生,从中坜校本部转乘三小时车到他位于台北新店安坑的“药楼”上课,下课后,再转车三小时返校。这首《授课忆旧》诗,便是写博士生上课的事。这天只有三名学生,主角便是自己,为众人观瞻的中心。
全诗用韩愈的句法,两句一意一转。先说家中开课,三名博士生环坐而听,再说到所授的是诗法,将以金钥授人。接着从厅中的微凉,写到楼外丘壑,然后拉回室内叙写。而后就以两个层次,先写学生离开时,再写学生完全离开以后,以眼前事、景作结。诗中的用语和情境,拆开来似乎都在古人作品中看过,但是读者很难想得出,是在谁的诗里看过,因为张梦机是以完全的写实来经营的。
起初四句不必说,是实事。“秋气”、“大壑”两句,也是实景,药楼所在,是建筑在山坡的大型小区,背山面壑。客廰有一扇大窗,当时的人都省冷气电费,窗户洞开,所以山壑送凉,乃是实写。其实,此处安排了这两句,不仅仅在写景,它暗示了主人的心,受到窗外微凉的感动,已经联想学生们不久便要离开。果然,他坐在轮椅上送客之后,注目屋角的斜阳,恋恋之意,直看到暮云缓缓升起,还以周遭寂寞作结。可以说,没有一个词语是空话,全部是当日真实的再现。
以上,介绍了三首诗例,我想说的是学习古典应有的态度,就是要走出对诗词美学残留记忆的仿真行为。爱诗,所以读诗,学问越是累积,所得的古典涵养越深,诗词美学残留记忆的吸引力就越大。作诗者如果不能走出仿真行为,便是在做假古董,假古董做得多了,和真实我一点都不相干,写这样的诗,是在欺骗别人,还是欺骗自己呢?
结论:未来的道路
写古典诗的人,都是出于对古典的认同,可是,天生的才智不同,学习的层次有别,作品也有高下优劣,乃是必然的。有的人只能学到古人的皮毛,敷衍一些套语;也有的人能活用古语古趣,把我情今事今景,如实写出。还有一些人,平仄略熟,造句粗就,能够出来与人酬酢唱和之后,就不再进取,眼中所看的是尽同辈之作,学古之心早已冷淡。过去台湾诗坛常嘲笑别人写一辈子诗,身边只有《古唐诗合解》,连李、杜、韩、苏的诗集封面也没有看过。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同样是爱诗的人,同样是作品的作者。
其实,唐代诗人那么多,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名家,我们所看到的唐诗都是传世之作,那些湮没不传的,想必千百倍于此。由宋入元,许多诗话所谈的问题,其实是为了众多程度中下的人而写的,以《沧浪诗话》来说,沧浪提出“学诗”与“第一义”,其就是因为有人不善学,到了明朝,作诗的人更多,这个问题更突显出来,试想,身边都是令人不满意的诗,才会有所谓“近代声口”的议论。而且,诗写得平庸的人,可能官位很高,也可能财力雄厚,在群众中成为被赞美的对象;或者是官高多金的人,把庸俗的作品捧为高明之作,这两者都是日常不断发生的。
诗坛是广阔的,只要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所以客观来说,庸俗之作、庸俗之见,充斥坛坫,本来就是人世间的常态。在众多作者当中,能自觉不如他人的人,不能说没有,而敝帚自珍,其实也是常态,不须嘲笑或指责。同理,将来有兴趣投入古典诗写作的人数,也不会减少,即使众多的爱诗人都是平庸之流,但一定有杰出的人才出现,还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我认为人才自然会出来,特别强调古典诗词写作的提倡,希望恢复诗坛词坛的荣景,并不需要。至于未来应如何写好古典诗词,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回归博学于古的诗人本色,却又不迷失于古境,不流滥于獭祭。好诗是不假学问的,但是,不多读古人诗,不多读四部之书,必无成就。
第二,作诗就是书写自身的言动形触,要在真实中经营作品,在现世中成就诗趣。诗不关己,何必写作?诗不关己,读诗的人看什么?以诗人之眼观物,一切时间、空间、万物、万象,都因为和我有关,所以存在。写诗的时候,以我之情,述今之事,便是正途。
第三,从自己做起,提倡以古人诗趣造景,恢复适宜写诗的世界。百年来人类残害大自然的结果,已经很明显。天上的清风明月,人间的幽泉长林,所有能助诗兴的,日日在减少。吾人应以古代诗境再生为目标,投入地球保护与修护,在财力所及之地,以诗词美学,大而经营城市国家,小而设景造园,重新恢复适宜写诗的世界。
(摘自简锦松《自然兴废成吾道:1949年以来台湾古典诗词传习经验之观察》第三、第五部分,《中华诗词研究》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10月版)
[1]林锡牙:《读父书楼诗集》,台北:线装,作者自印本,1995年,第96-109页。《杯中月》题下自注:“丙子(1936)仲夏家严拟题,限中宫韵。”
[2]张诒政:《北台秋怀八首》,收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编:《书写·寻找城市天光——第十七届台北文学奖得奖作品集》,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5年版,第203页。
[3]本人也是评审之一,《北台秋怀八首》的七律功力,优于其它众作,因而获得首奖。
[4]引自网络http://www.yajichn.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2&id=905白门寤歌集,作者为张文胜。
[5]见李建兴:《绍唐诗集》,台北:自印本,1961年12月,第12b页,《坐怀不乱》并序,序颇长,有430字,叙本事甚详。此集乃庆祝李建兴七十一岁生日而出版。
[6] 李建兴使用“台湾民众运动”一语,可能是泛指该名女子参加了反抗日本人的活动,不是特定指“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党”是“台湾文化协会”的后身,成立于1927年5月,虽然他的立场是反抗日本统治,但在1927年5月至1931年2月间,它是合法政党,参加的成员不会成为政治思想犯。
[7]张梦机:《梦机六十以后诗》,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版, 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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