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希望清政府在靠近珠山一小海岛，给英国商人提供商人停歇与收存货物的地方，当然，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爵士的这一请求。为此，乾隆还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长信里，乾隆写道：
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者，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金，并霑余润。（《满清十三朝之秘史/清谭卷四/外交谈》，胡怀琛编，汪翰校，上海广益书局）
就笔者阅历，“茶叶”一词出自中国帝王之笔，这恐怕是天下第一次。而且，茶叶一物置于磁器、丝斤之前，可见在清一季，茶叶的重要，或者说茶叶贸易早已经超过了丝绸贸易与磁器贸易。尽管，茶叶出洋远迟于丝绸与磁器。但此时（十八世纪后期）的茶叶，已不再是中国的茶叶，而是世界的茶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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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为中国的原产植物，历史悠久。中古时期集茶及茶事之大成的书《茶经》里，陆羽(733-804)说，茶出自炎帝神农氏，后历代相传至唐。但追究，“茶”作为汉字不见于《说文解字》，也不见于《尔雅》，更不见于甲骨文。若按清人认定的“荼”即“茶”的话，“荼”也不见于甲骨文（《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段玉裁注《说文》时讲，“荼”籒文作“莽”，在《甲金篆隶大字典》里，“荼”最先出现在1942年出土的“楚帛书”（大约为战国晚期）。虽然“茶”不是最古老的汉字，但茶作为中国最古老又原生的植物，则是可以肯定的。在佛教东传的寺院里，因为可能的药用、僧众的修行所需，从南北朝开始到唐，茶及茶事已经足以可以让人为它专门写一部茶及茶事的百科全书《茶经》了。自班固《汉书》辟《食货志》以来，从唐始，茶及茶课便一直是历代《食货志》的重要部分。《旧唐书/食货志下》指出“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贞元九年即公元793年。也就是说，茶及茶税进入正史的元年是公元793年。此后，茶课即榷茶法便一直为中央政府的官税。贞元九年设茶课定“每十税一”，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饮茶者从寺庙里走出来，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特别是当茶可以易中原之外域的战马后，种茶、制茶、贩茶，课茶税，便从民间逐步纳入和强行纳入到官方，到宋，已禁止私茶。在唐一季，茶课为盐铁使代管，在宋一季便有专门管理茶课的机构。《宋史/食货志》载：蜀茶“旧无榷禁，熙宁间，置提举司，收岁课三十万，至元丰中，增至百万。”《东京梦华录》记在外诸司专设“都茶场”。从《宋史》起，《食货志》里便专辟“茶法”，与盐法、酒法等共举。由于“茶之为利甚博”且“利尝至数倍”，嘉祐二年（1057）岁入一百二十八万，政和元年（1111）茶产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六百余斤，收息一千万缗。到了明，茶事除了课税即“诸产茶地设茶课司”之外，《明史/食货志》还把种茶的户数、茶树植株数等，都列进《食货志》里内容，可见茶在明一季何等的重要。洪武年间（十四世纪后期），茶作为易马的重要货物和税科，茶业发展很快，汉中一地产茶三百万余斤（可易马三万匹）、四川产茶产一百万余斤。茶课为牙茶三钱、叶茶二钱，隆庆三年（1569），仅四川一地边茶税银高达四千余两。当然，茶业的发展和茶税的征收并非一帆风顺。嘉靖后期，由于陕西岁饥，茶户无所资。嘉靖末年（1566）御使潘一潘奏“增中商茶，颇壅滞，宜裁减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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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明王朝单方面依赖茶税来支撑易马兴市和边关饷银时，再加上如陕西的岁饥，茶叶发展面临困境与茶农的困顿（《明史/食货志/茶法》记：嘉靖三十六年即1557年，“边饷告急，国用大绌”）。但是，因世界格局变化、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茶叶，本是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经济财政来源，哗变成了中西贸易的主角，哗变成了世界级的产品。
就在1557年两年后即1559年，欧洲人（也许通过葡萄牙取得了居住权的澳门，或其他地方）首先提到了茶——中国的茶！从此，茶成了“第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真正的全球产品”（《绿色黄金》）！在此之前，茶叶已在公元八世纪（另一说为六世纪）以佛教的方式东渡日本伽蓝，但那时的茶在日本还不是后来的茶于日本文化的重要构件，而只是作为药用的引进。闻名于世、后来又返回中国，影响中国的“日本茶道”，要等到宋代（十二世纪后期）的“茶斗”传入日本之后的十五世纪才形成和定型。茶到欧洲一个世纪之后，才姗姗登陆英伦三岛。谁会预料道，这一登陆，不仅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世界。
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萨琳嫁给了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凯萨琳嫁妆的清单里，除了摩洛哥的军事重镇丹吉尔、印度大陆的明珠孟买外，还有价值80万英镑的财宝。这些财宝里就有中国的茶叶与中国的茶具。随后，1689年第一船中国茶运抵英国。开始是贵族，很快便在新兴的资产阶层，以及工人、贫民中，茶叶成了英国人的日常必需品。200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英文）有关茶的数字记录是这样的：茶叶作为贸易大宗货物，1610年抵达阿姆斯特丹，1657年被英格兰公众所知道。从此，茶于英国与中国之间建立起了重要的关系。茶的消费高速增长：1678年4713磅、1725年370323磅、1775年5648000磅、1801年23730150磅。可以说在第一波全球化即地理大发现时代（十五世纪中后期至十八世纪），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件商品，像中国茶如雷霆般席卷英国，也没有任何一件商品有中国茶这般高利高税。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期，英国的税收每10镑中，就有1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1711-1810年，英国政府从茶业贸易中获得的税收，高达7700万英镑。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每天要喝掉1.65亿杯的茶，也就是说，英人每人每天至少要喝3杯茶，英国人每天摄入到人体内的液体有40%来自茶水。在英国，茶打败了所有饮料，包括先前的酒精饮料和后来风靡欧洲大陆的咖啡。由于饮茶，英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几乎可以说得上天翻地覆的变化。《绿色黄金》转引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的文章：“一般来说，他们（英国人）连略微品尝一点外国菜也不愿意......但如果没有茶和布丁，日子简直没法过。”1938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的评论文章讲：（英国人）“一星期不喝茶，世界就会乱成一片。”据说有一支英国民谣对于茶是这样颂扬的：“当时钟敲响四下，世上一切瞬间为茶而停了。”这就是直到今天还保留的英式“下午茶”（Afternoon Tea）。
由于饮茶，英国的文化传统也发生了变化。英国人与日本人在研究茶的推广、普及，以至于征服茶客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茶除了有药用的镇静或有时的迷幻作用外，最重要的是茶饮的过程。茶的冲泡，端茶给客人，与客人对饮或几人共饮。茶饮与酒饮有一个本质区别，在于茶饮的平净，更在于茶饮的相互平等和相敬如宾。日本茶道所追求的“单纯”“清澄”“调和”“侘”和“寂”，尤其是“寂”，构成了日本人审美三大关键词之一（见《幽玄、物哀、寂——日本美学三大关键词研究》，[日]大西克礼，中译王向远）。茶饮，带来了人的精神享受。同时，茶饮带来的平民化，正符合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层的崛起，也符合英国人的可以通过船坚炮利征服世界的另一种方式：绅士的方式。由此，茶饮的平民化又让茶饮具有仪式的意义。这与英国人信奉的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日本茶道里的禅宗精神和气氛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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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作为一种东方从未见过的商品进入英国，一开始是偶然，接着是必然。但无论偶然还是必然，茶进入英国时，原本只是作为一种饮料，并没有立即赋予茶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价值。但英国人一开始便觉察到了来自中国的茶，有它的文化意义和文化符号。1686年，英国议员T·波特，通过一份中文资料，列出茶的20种益处。20种益处的前19种都与茶的药用功用相关，如1、净化血液，3、缓解抑郁，8、疏通阻滞，9、明目等。但在最后一项即第20项时，T·波特给来自茶贴了这样一个标签：“让人宽厚待人。”这一伦理的标签，也许是英国人已经感受到了茶饮带给茶客们相互间的平等，但这一标签却源于中国。
陆羽《茶经》第一句开门见山地写道：“茶，南方嘉木也”。也就是说，茶天生丽质，非一般树木可比，它表明唐人对茶树的伦理性认定。接着陆羽《茶经》的第一章里又说：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如果说“茶，南方嘉木也”还只是对茶植株的美好评价，那么“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则赋予了茶的儒家伦理现念和儒家理想。茶，能在中国生生不息，以及东渡日本、西越欧陆英伦和美洲生根发芽光大（包括茶的贸易和茶的本土化），除了茶是一种既有药用功效且又便宜的饮料之外，与茶的儒释道（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赋予与植入密不可分。《茶经》以降，关于茶的种植、制作和茶文化的著述，虽不如注“四书五经”那般的汗牛充栋，但茶事著述同样巨富，如清人陆廷灿的《续茶经》里讲中国茶书“不可枚举”。仅《续茶经》第一章《茶之源》所搜罗和引证的书目，就多达一百余种。茶书于中国，是国学的重要部分。
跳过宋代，说说明代，特别是进入中后期即万历以后，明一方面政治上似无所作为，但经济特别是江南的一带经济，发展与繁荣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年代。中晚明的文人、商人、士大夫，生活极为讲究，茶就充当了这一闲雅且奢侈的媒介与文本。如屠隆的《考槃馀事》、高濂的《遵生八笺》等里记载描述的茶事，许多都叹为观止，如《遵生八笺》里记录的一套茶具竟多达十六件（而且每件有每件的功用）！本文选择两个非专门的茶书文本，来看一看茶事在明一季的厉害。一个是虚构文本《金瓶梅》、一个是纪实文本《陶庵梦忆》。《金》成书于万历流行于崇祯（《陶庵梦忆》里就记有用北调演唱《金瓶梅》之事），《陶庵梦忆》成书于清初。茶到了明已经多样化丰富化，《金》里就记有“土豆茶”“木樨金灯茶”“芫荽芝麻茶”“南风团雀舌牙茶”“六安雀舌牙茶”等多种茶品，而且记载了“甜水茶”。七十三回，潘金莲吩咐下人：“你叫春梅来，教他另拿小铫儿顿些好甜水茶儿，多着些茶叶，顿的苦艳艳我吃。”中国茶引入英国后，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尤其是红茶，英人会在茶汤里渗入奶和糖（至今，这是典型的英式茶）。十七世纪初成书的《金瓶梅》里所看到的“甜水茶”，也许是一种巧合——英人会知道这种“甜水茶”吗？在中国，酒比茶先进入到人的生活和社会中，从遗存和后来发掘的上古青铜制品看，有酒具无茶具。那时的酒具一实用二祭祀用物。在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件大约公元四年的汉代漆杯。这只漆杯，色彩对比强烈，据《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文译本中册认定，这是一只酒杯。中国的酒具从土陶（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商）再到瓷（宋元），中间还出现过漆制酒具（漆制品一般为木胎上漆）。
茶的进入是因为药用和禅义，其场景是净和闲，与酒的热烈和祭祀，完全不一样。《金瓶梅》凡写酒的场景，无不热闹，许多时候还是胡闹或者情色之前的暖场。写到茶就不一样了。凡是写到茶时，都是平静而且和谐的。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勾使”里，吴月娘雪中烹茶写得如诗一般意境：“端的好雪。但见：初如柳絮，渐似鹅毛。……衬瑶台，似玉龙翻甲绕空舞；飘粉额，如白鹤羽毛连地落。……吴月娘见雪下在粉壁间太湖石上甚厚。下席来，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雪，烹江南凤团雀舌牙茶与众人吃。正是：白玉壶中翻碧浪，紫金杯内喷清香。”扫雪烹茶这一意象，是禅的意象，也是道家的意象，事实上它是儒家的意象。一个没有诗书传承的西门庆家，竟然出现吴月娘扫雪烹茶的场景，这不能不说哪怕对于一家暴发户，茶，依然有着它的地位和力量。甚至可以在这里嗅到茶“正能量”的象征意味：吴月娘可以善终（西门庆则是酗酒后纵欲而亡）。
遗民张岱在明清季替时，感“国破家亡”而“无所归止，披发入山”后写成的《陶庵梦忆》，所写之物，极尽晚明奢华。其中多次涉及到茶。卷四里提及二十四桥中的茶馆酒肆的繁华为“纱灯百盞，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此繁华，与宋人的《东京梦华录》近似）；卷三“禊泉”一节里提及，此泉水“试茶，茶香发”；卷八，张岱为一名“露兄”（典出宋人米芾“茶甘露有兄”）茶馆撰写了《斗茶檄》，其檄最后一节为：“八功德水，无过甘滑香洁清凉；七家常事，管柴米油盐酱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齐名；七碗吃不得了，卢仝茶不算知味。一壶挥塵，用畅清谈；半榻焚香，共期白醉。”茶之功德文章几于在此。卷三，张岱介绍了两种茶，一是兰雪茶一为闵老子茶。兰雪茶，产于越王铸剑之地。因此这茶“意不在雪芽”而在于“有金石之气”。在张岱看来，吃这种茶，不是吃茶的清香而是吃的历史和文化。在张岱眼里，兰雪茶就是作者国破家亡后试图奋起（复明）的寄托。张岱在这一节里详细地介绍了这种茶的制作方式和过程：“扚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这段话，在我看来，比所有专业的茶书，更专业更有文化。在介绍“闵老子茶”时，张岱则是一副东方朔的派头：“……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汶水喜，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磁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磁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
仅从明人的这两个非专门茶事的文本中，便可以看到中国茶事与茶文化的丰澹、滋润、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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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十八世纪。由于张骞偶然的发现，从太平洋到地中海长达约6500公里的横跨欧亚的通道(先陆路后海路)渐次被打开。东汉时，希腊人用“赛儿（Ser）”即蚕代指中国，四世纪到八世纪，丝绸和蚕是中国的代名词。十三到十四世纪，蒙元帝国恢复和拓展了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此时，瓷器(尤其是清花瓷)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大写C，“China”成了中国，小写c，“china”便是瓷器)。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航运工具的现代化，大宗商品运输成为可能，中国的代名词不再是丝绸与磁器（事实上欧洲已不再需要这两宗商品），而是茶叶（据说“Tea”是澳门广东话“茶”的发音）。当茶成为中西贸易的主角时，中国的丝绸和磁器便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时的中国，西人称之为“茶叶帝国（The Empire of Tea）”。
茶进入英国后，迅速成为英国各阶层的新宠和必须品。而且，茶与英国的文化形态和正在崛起的世界霸权，几乎一拍即合。在《绿色黄金》一书里，有一专章叫《着迷》。写茶事与英国人、英国政治密不可分。如：“漂亮的女人在泡茶时最漂亮”“茶，让男女老幼几代人都聚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下午的茶派对，让人们更加礼貌和蔼可亲”“茶店和休闲公园非常契合英国中产阶级以家庭为中心的伴侣式婚姻”“茶成为19世纪反对酗酒的禁酒重要符号和有力武器”“茶成为许多政治俱乐部的中心，为议会民主制的崛起贡献巨大”……从个人到群体、从女性独立到家庭和睦、从禁酒到催生议会民主，茶于英国无所不在！茶的影响和重要，此已远胜于茶的故乡。再就是，茶事引发的与茶相关的诸种器物、场所，获得了更新和创造机遇。在英国进口中国茶壶的同时，英国开始了自己制作英国人趣味的茶具。当时中国的磁器出口仅仅作为茶业运输的压舱之物，而此时的英国茶具，已制作得美轮美奂。大英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套维多利亚早期（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制造的茶具“炻瓷镶银茶具”。《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译本下册里，专章介绍了这一茶具。这套茶具共三件，呈红棕色，一个约高14厘米壶嘴短的茶壶，一个糖罐，一个奶罐。茶具底部标有制造商的名字“伊特鲁尼亚工厂”。伊特鲁尼亚工厂位于斯塔福德郡斯托克城，而斯托克城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制陶中心。中国的茶，如此影响和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这是世界史从来没有过的事（尽管，茶于日本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但也正是因为茶和茶的贸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中国茶进口英国，从1678年4713磅，1801年一跃达到23730150磅。不到150年，茶的进口翻了5000多倍！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这个惊人数字的后面，则是一系列的故事。茶业贸易在1833年之前，一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印度和殖民整个亚洲的“全权代表”和重要力量，它有自己的军队、战船、武器、商品贸易公司，以及传教、文化传播等。在经营茶业贸易过程中，东印度公司一是发现与中国政府不好打交道（如文前提及到的乾隆给英国国王的信中所讲），一是太远。于是在印度次大陆寻找与中国茶树一样的树种，以便取代中国。东印度公司在1824年占领了当时还不是印度领土的阿萨姆邦。按照中国茶园的建制，并请来了中国制茶工人，经过若干年的经营（最高时阿萨姆邦有420000英亩茶园），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茶已据相当可观的水平。但是，这种茶依然达不到中国茶的质感与味道。再加上183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垄断经营茶业贸易，需要某种机遇出来挽救这一颓势。一个叫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的植物猎人出现了。福钧被东印度公司派到了福建。福钧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选好的茶树和茶种，偷运植株与茶种到印度或者欧洲种植。当时中国的茶树植株和茶种，就如汉唐时的丝绸和蚕子一样，绝不允许输入他邦（尽管1728年荷兰人已经把茶的植株带到了好望角与锡兰，但直到1828年才有了像样的茶园）。福钧，不辱使命，在1849年运出了13000植株和10000颗茶种（在此之前东印度公司花了十多年时间试图运送中国茶种都告以失败）。不幸得很，这批植株与茶种到了印度，植株只有1000株活着（种植后存活只有3%），10000颗茶种无一颗发芽！不过，英国人在大航海时代、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外部世界和自然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和冒险精神。通过改进运输方法，1851年，福钧再次成功运出10000多植株，到达目的地时，有大多数植株存活了下来(福钧的故事见《茶业大盗》，[美]萨拉·罗斯，孟驰译)。
这时的中国，茶叶依然是南方诸省的重要经济作物，茶税依然是财政的重要支撑。尽管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发出上谕“永禁出洋贩运”，但是，茶叶的中西贸易并没有因乾隆的禁运而中断，反而是年盛一年。《清史稿/食货志》把茶法仅排在盐法、钱法之后，足见茶税及在清一季开始的茶业中西贸易的重要。咸丰三年（1853）因茶正式在福建设置海关，同治元年（1862）洋商已深入内陆，只要持有官府发予的“运照”，茶叶便可经营。《清史稿/食货/五》说，“是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每年大约输往英国的茶业八十九万八千石左右。而且茶质远胜日本、印度、意大利、锡兰、爪哇等国。虽然此时中国已经开始进口日本的茶（同治十二年已呈逆差），但中国茶业依然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货物。就在这之前之后，整个东半球的地缘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且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英国的茶业贸易，多年与中国处于一种逆差。绿色黄金茶进入英国，白银流进中国。对于一个十九世纪的超级大国，显然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东印度公司一直在寻找替代茶业贸易逆差的商品。1758年东印度公司获得制作鸦片的许可，1773年，英国把葡萄牙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权夺走，1776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了60吨，至1830年，英国出口中国的鸦片已经高达1500吨（《茶叶大盗》讲过，“英国一些最漂亮、血淋淋的功绩就是东印度公司干的”）。到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从1793年到1840年，不到50年时间，清朝迅速步入到积贫积弱的时代。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茶（Tea），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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