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秀坤
《豳风·七月》有“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草长莺飞,和风煦日的春天,女子拿着筐到林中采桑,邂逅了风流的男子。此间美妙的歌声,交织着忧虑和爱情,孕育了古代文学中桑的主题和意象。
中国是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从“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桑便与古代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早在殷商时代,蚕桑业就备受重视。由于桑叶的再生性和桑葚的多产性,在以己感物、“万物有灵”的原始阶段,桑树就被赋予了丰收和繁衍后代的生殖崇拜,被视为神树、生命之树,于是在采桑之前,举行桑林的祭祀活动。在物我交感的思维方式下,人们认为人的繁衍和植物生长、天地时辰紧密关联,官方为了鼓励人口繁衍,往往于“仲春之月”奉祀农神、祈求丰年的重大祭典时,“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于是有《墨子·明鬼》中“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的记载,出现了“桑间濮上”男女欢会的习俗。
《诗经》中大量作品存在着“桑”意象,大部分都透着热恋的氛围。如《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轻快活泼的诗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情人幽会时的激动,洋溢着青春和生命的活力,大胆自然而又热烈。而桑女也被描绘为“彼其之子,美如英”,“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也表现了桑女年轻丰盈的状态。
而热烈的桑林之会和青春洋溢的桑女形象,在汉代以后发生了重大转变。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已经开始反对“桑濮”文化,《礼记》认为流行于这些地方的“濮上之音”是“亡国之音”。而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出“三纲”理论和男尊女卑思想,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讲究夫妇人伦,“桑间濮上”也就逐渐被礼教和伦理道德规范限制和渗透。《列女传·鲁秋洁妇》用故事的形式,塑造了这种新的伦理秩序。鲁国的秋胡子“宦于陈”五年,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妇人在林中采桑,秋胡子心悦之,诱惑以“力田不如连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被妇人拒绝后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妻子就是自己调戏的妇人。妇人发现自己的丈夫竟然是这样的好色之徒,于是投河自尽。此后桑女的形象,大致沿着这种方向进行描写。
在文学作品《陌上桑》中罗敷的形象,则是这一转变的体现。《陌上桑》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铺叙了罗敷的美貌,可以说是继承了《诗经》中对桑女容颜的描写,精致华美地刻画了罗敷的容颜,达到了新的高峰。第二部分写“使君”的劝诱,即桑女与男性的邂逅。第三部分主要写罗敷夸耀的夫婿,打退“使君”的非分之想,强调了罗敷坚贞的操守,桑女奔放率真的情感被“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礼教所规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严守贞操的模范贞女的典型。《陌上桑》塑造了一个美丽、空闺、智慧和坚贞的桑女,也奠定了魏晋南北朝描绘桑女的基调和几个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采桑诗文创作的高潮,大体上以罗敷的几个方面为角度进行描写,艳情和铺叙得到了发展。
在唐代以后,文人在新的历史环境和审美情趣下,转向了更广阔的主题和意境,采桑主题逐渐走向衰微,创作数量明显减少。采桑主题逐渐褪去了男女邂逅的情事,大多以闺怨为主调,如刘希夷《采桑》也是传统的闺怨题材,桑女“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而桑女大体也不脱一个贞妇的形象,如刘驾《采桑》:“墙下桑叶尽,春蚕半未老。城南路迢迢,今日起更早。四邻无去伴,醉卧青楼晓。妾颜不如谁,所贵守妇道。一春常在树,自觉身如鸟。归来见小姑,新妆弄百草。”
到了宋代,士大夫更加冷静地观照生活,诗歌创作更加日常化世俗化,桑女已经完全褪去了娇美的容颜,不再有美丽的邂逅,变成了普通人,如梅尧臣《伤桑》:“柔条初变绿,春野忽飞霜。田妇搔蓬首,冰蚕绝茧肠。”桑女只是一个辛勤劳动的女子,她们所关心的只是支持起生活日常起居的桑的事情,其外貌描写已经不再是文人刻画的重点,而是现实生活中为生活而劳碌的桑女。
在宋代以后,采桑主题基本退出了文人的视野,而桑间濮上,陌上桑女,便成了文学史上遥远而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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