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过，骚体赋没人写了，因为越写越悲戚。当时经过了汉朝的文景之治，国力强盛，人口兴旺，整个国家在大一统后经历了休养生息后，所有人信心十足，很有大国气象。这时含蓄深婉的骚体赋与时代不相适应。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骚体赋的那个“兮”字的原因。
“兮”的作用是抒发未说尽的语气的。在节奏上起舒缓节奏用的。可以说骚体之所以能够使文章哀啭九绝，就归功于这个“兮”字。可是，对于那种朝气蓬勃的情感来说，这个字就有点鸡肋了。因此，人们就放弃了这个兮字，于是“兮字句”，正式进化为了“四六句”。
由此，我们说文体大赋的句式特点就是四六句。且还有较为原始的对仗和用韵。这是它源自楚辞的一个痕迹。与此同时，文体赋又如前所述兼容了“文”的特点，这里的文指的是散文。文体赋中有很多散文句式，其特点就如其名：散体的，没有固定的字数限制，这和荀子的《赋篇》很像。
句式上，四六句的诗体结构决定了汉文赋在韵律上协调稳健，散体的叙述风格赋予了汉大赋更为广大的描写空间。二者的结合，导致了汉初汉大赋风靡一时，从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文赋的基础，到司马相如登上了汉大赋的巅峰，传统文学的光彩达到了其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潮。
那么在形制内容上，汉大赋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再来谈论一下
文体赋，说白了，就是说明文。把一个事物从各个角度都描写出来，讲究一个全面，系统。
先看一个文体赋的代表《子虚赋》（节选）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奼乌有先生，亡是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耳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吾，瑊玏玄厉，碝石碔玞。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昌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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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如的这篇赋被当做汉代文体大赋的巅峰之作。而汉文赋开山之作是枚乘的《七发》。由相如的赋可以总结出汉赋的特点：
主客问答。通常是一主一客，主问客答，并由客实现“极声貌以穷文”。主与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也可以是不存在的虚拟人物。比如说这篇赋里面的子虚先生，乌有先生，还有亡是公。
这种主客问答的形式成为了后世汉赋的主流表现手法。一直沿用到明清。
重视空间方位。相如在给人家讲自己写赋的经验时说：合篡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文迹也。意思就是说：先列个提纲，按照提纲写，往上面贴文字，最后得到了汉赋。
之所以这么写，主要是由最初汉赋的功用决定的，那时汉赋主要用来写山川河流，京都宫苑，地形物产，都是和空间方位有关的。
平面化描写，或者说铺张扬厉。这是赋之所以称之为赋的根本，赋就是把诗经六义中的赋用到了极致。“其东则……其西则……其南则……其北则……”如同一幅画。汉赋其实就是用华美的语言描述所写之物。其目的无非就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弄文骋辞，显示学力。平面化描写应运而生
在相如之后，文体赋的创作，开始走下坡路，原因无非有二：
1，创作团体的政治意图太强烈，总希望能够通过司马相如那样，靠着才学获得名利。这样如何能够产生优秀的文学呢？
2，正是因为上面的原因，司马相如之后的文人创作都模仿相如的风格，少有创新，最终把赋体文学给写成了模板。
总之，汉赋在后来的时间里，变得越来越僵化。杨雄晚年评论“雕虫小技耳”，就是在批判时人写赋没有创新性。尽管后来出了和司马相如齐名的三位文学大师：扬雄，班固，左思，他们三个与司马相如并称“汉赋四大家”，扬雄写过《甘泉赋》，班固写过《两都赋》，左思更是写了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但是汉文赋终究没能逃脱衰落的命运。最终，中国的文人，又写烂了一个文体。
诗体赋，听着名字就知道，它是来源于诗经的。
最初的诗体赋又称“四言诗体赋”。说是四言，其实只是四言占主导，其中不乏五言，三言等。
我们说骚体赋的风格继承了楚辞奇伟瑰丽的特点，那么诗体赋就继承了诗经质朴典雅的特点。但是倾汉两代，诗体赋总是没什么存在感，尽管也绝对不可忽视之。没存在感主要还是因为在一开始楚辞占据了文化主流地位，而骚体大潮落下之后，文体赋又强势崛起，导致诗体赋被排挤。究其原因，除了生不逢时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诗体赋的风格很平淡，淡出水了。四言句节奏单调，除非借助音乐，否则不利于传唱。因此在汉朝大部分时间里，有人写，但是写的人不多，少有出名的。
上面说到，汉文赋，铺张扬厉，润色鸿业，弄文骋辞，歌功颂德。到了后期文人们也没有兴趣去写了。其实早在西汉末期，扬雄就批评道：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汉文赋的创作在那时就已经进入模仿期，少有新变。扬雄真是赋学大师：扬雄年青时就很崇拜司马相如，还有屈原，为了凭吊屈原，专门写了《反离骚》，模仿司马相如写了《甘泉宫赋》，还开创性的写了《蜀都赋》，为班固和左思对京都宫苑的赋创作埋下了伏笔。而仅仅如此还不能称之为大师，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创新在汉大赋流行之时，转而创作了诗体赋，并且奠定了四言诗体赋的基础，这就是扬雄的《逐贫赋》。在扬雄创作的赋作中有一点是非常先进的，那就是他能够在作品中加入自己的寄托。而这种行为，在日后的时候，会成为文学评判的一个标准。
到了魏晋，这时的文人们已经对文体赋不感兴趣，汉代的文体赋能够兴盛地流传并且不断地有人去创作，是因为汉代社会稳定，文人通过藻饰太平景象是可以获得上升的机会的。但是到了魏晋时期则不然，首先社会并不稳定，能够延续几十年的政权都已经属于长寿得了，这种情况下即便想要粉饰太平也很难；其次，正因为政权交接频繁，源自文人骨子里的傲骨使得文人们不愿数易其主，因此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就不得不杀人，使得文人们本来就不甚牢固的信心更加虚弱还怎么会有人去为统治者服务？因此在魏晋初期，大家对朴实无华的诗体赋又重新重视。出名的作品是左思的《白发赋》
比如说庾信的《对烛赋》：
龙沙雁塞甲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灯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针觉最难。刺取灯花持桂烛，还却灯檠下独盘。铸凤衔莲，图龙并眠。烬高疑数剪，心湿暂难然。铜荷承泪蜡，铁铗染浮烟。本知雪光能映纸，复讶灯花今得钱。
莲帐寒檠窗拂曙，筠笼熏火香盈絮。傍垂细溜，上绕飞蛾。光清寒入，焰暗风过。楚人缨脱尽，燕君书误多。夜风吹，香气随。郁金苑，芙蓉池。秦皇辟恶不足道，汉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没，芳芜歇，还持照夜游，讵减西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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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言诗体赋的出现，一方面，使得赋法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它促进了“赋法”入诗的过程。在五七言诗刚刚产生的时候，大家对于写诗都没有经验，于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赋法用在了诗中。五七言诗体赋本来就已经和五七言诗很接近了，渐渐地，人们将五七言诗体赋的句式统一，那就是一首五七言诗了。而赋法入诗的特征就是，有东必有西，有南必有北。说完山上说山下，总而言之，描写务必要全。但是在唐诗中这叫“合掌”，属于大忌。
五七言诗体赋的创作，在魏晋时期一直到初唐都是保持着不温不火的态势，而五七言诗，渐渐地统治了当时的文坛。随着时间的流逝，文人们开始对诗歌创作总结，创新。在赋法的应用同时，又将对仗，用韵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直到南朝的萧齐政权，中国的汉语获得了重大的突破：沈约等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发现了汉语的平仄声调，并且制定了格律。这就是格律诗的基础。诗歌创作，开始走向格律化，属于诗的“诗法”被慢慢建立起来，这些我们在后面在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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