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过早地追求诗词标识度

        嵇康于《声无哀乐论》中云：“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举一名以为标识耳。”我这里所说的标识度，就是指事物呈现出来的特征及其便于识别的程度，或者就叫显示度。一个成熟的诗人，其风格标识度是很明显的。像李白称诗仙，杜甫称诗圣，王维称诗佛，李贺称诗鬼等等，都与其风格标识度相关。当代诗坛有这样的说法，星汉的诗“豪”，杨逸明的诗“巧”，熊东遨的诗“厚”，刘梦芙的诗“古”等等，这也是指他们作品风格的标识度。而作为习作时间不长、创作水平不高的如我这类群体来说，就不必过早地追求某种风格的标识度了。因为所谓的标识度既代表成熟，也代表固化甚至僵化。一些很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一起步就定格了某种诗风，也很快成名了，但十年二十年过去了，现在写的与起步阶段写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进步的很少，退步的较多。因为如果要进步，就面临着“革命”，但这些成名很早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了，革命的坚定性就自然削弱了，也就害怕失去既有的名声了。

        我在习诗初始就有意识地关注这个问题。起步的五至八年，走的是“守正”路线，写的一组“故乡纪事”、“民生即景”七律，都是非常传统的遣词造句，连平水韵也不敢有丝毫放宽，偶尔首句或结句用邻韵，还注明“孤雁出群格”或“孤雁入群格”。随着习作水平稍稍稳定之后，我就开始思考如何求变的问题了。我一向胆小，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把七律这个体裁拿出来做块试验田，多写写时政题材。一开始心中还惴惴不安，直到诗人梅关雪、高昌等相继肯定后，才坚定了自己继续探索的决心；后来陆续得到李遇春、莫真宝、张金英、魏耀武等诗评家的首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时政诗的确难以写好，其困难在于，如何浑融地运用新词新语，如何避免口号化、直白化和记叙化，如何设置言外之意与意外之意等等，这也是我至今依旧感到棘手的问题。每每写一首自己有心设定风格的七律，总要花上写传统风格七律的几倍的心力与时间。其他体裁，我还只敢在“田边地角”试种。比方，绝句与律诗相比，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夏承焘先生总结过六字诀：少、小、了；常、藏、长。少：时空短暂，画面简洁；小：描写细节、不拘琐事；了：语言明了，通俗易懂。常：常见事物，普遍现象；藏：含蓄隽永，含而不露；长：韵味悠长，回味绵长。除此之外，七言绝句更倾向于“趣味性”，包括景趣、事趣、理趣、谐趣等，并且七绝还常常与民间歌曲、歌谣相互影响借鉴。五绝则追求言情真挚，文字朴质，朴质处亦是动人处，而且以调古意高为第一要义。我个人学诗基本上遵从的是先易后难的原则，也就是从练习律句开始的。因为律诗的起承转合明显，比较容易掌握；后来觉得绝句章法更加灵活多变，而且还因为“留白”较多，给读者再创作的空间也相对更大。所以，近来写绝句多于律句。对于词，我还基本固守着传统。小令有意保持一点原初的花间风格，中长调则偏好豪婉兼具的诗风，并将“寄托”视为最高追求。

        我还不算太老，日子还比较长，各种体裁的风格还可以一步一步来探索。我并不那么希望自己的诗词有一个所谓的整体标识度，而更希望每个体裁均形成各自的标识度。我的时政七律有了一点点标识度，接下来争取绝句也有一定的显示度，最后再争取长短句也形成个人的风格。或许有生之年根本无法实现这些目标，但其探索过程无疑是痛并快乐着的。

                                                                              

                                                                            原载《诗刊》2019年第5期

段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