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豫剧《七品芝麻官》中的著名唱段,美食家董克平先生却从中听出来一个饮食文化史中的错误,红薯虽然常见,却不是这本戏中应当出现的道具。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中唐知县与当朝权臣严嵩斗法,据理力争,为草民做主,最终治了严嵩的妹妹诰命夫人严氏的罪。让唐知县敢于坚持下去的理念,就是开头这句和红薯有关的话。
戏不错,是充满正能量的喜剧。但是这句戏词中出现的红薯,却不是戏里唐知县那个年代出现的。
红薯,也叫番薯,从名字上看就是以一个舶来物,这个后来遍及中国的粮食作物是明朝万历年间才引进中国的。
严嵩号称九千岁,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权臣,因此戏剧描写的应该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事情。万历(1573 年-1620 年)在嘉靖(1522年-1567 年)之后,生活在嘉靖年间的唐知县不可能知道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更没有见过红薯这种东西,典籍里也没有“红薯”这个词,因此机智幽默的芝麻官是不可能说出“红薯”的。
再有,戏剧故事的发生地在中国北方的保定府,按照史书记载,红薯在清朝乾隆年间才传到北方,并逐渐开始广泛种植,这已经是万历年之后一百多年的事情了。
不过戏剧毕竟是生活艺术化呈现的一种方式,其中的个别词句不必过分较真,毕竟编剧不是专业的农业历史学家。讲故事不是讲历史更不是讲考证,有一个正能量的主题,有一场风趣幽默的表演,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就是一部好的戏剧了。但作为饮食文化的学习来讲,对红薯进入中国的历史还是需要掰扯明白的,因为这是历史、更是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
红薯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16 世纪末,正史、野史中都有记载,进入中国的路径也有两条,一条是从吕宋岛(菲律宾)传到了福建;一条是从交趾(越南)传到了广东。传入福建这条路史书记载得比较清晰有序,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和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都有记载。清朝陈世元写过一本《金薯传习录》,书中引用《采录闽侯合志》中关于红薯来源的说法:“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鼓励种植红薯度饥荒,因而又有“金薯”之称,这也是《金薯传习录》得名的原因。
红薯从越南到广东的记载,见于清朝道光年间的《电白县志·杂录》。据载,武川县一位姓林的医生在交趾行医,治好了国王的女儿,国王赏他红薯吃,林医生要求吃生的,留了一半准备带回国。在交趾国,把红薯种带到中国是死罪,林医生出关时被发现,边关将领深感林医生情怀高尚,自己赴水而死放林医生过关。林医生利用半块红薯作为种子,逐渐在广东推广红薯种植。红薯在中国的传播,福建陈振龙的后代做得比较好。陈振龙的六世孙陈世元及其子陈云,先后把红薯种植推广到浙江宁波,山东胶州、青州,河南朱仙镇等地,而后逐渐在各地都有了种植,成为人们口粮有效的补充。而广东那一头,却没有相应的记载。
明朝郑和下西洋带回了不少域外的美食,燕窝、鱼翅就包括其中,经过中国厨师的演绎,逐渐成为高档宴席的当家菜品。而到了明朝中期虽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还是引进了一些粮食作物。
玉米原产于美洲,哥伦布大航海时发现了它,先传入欧洲后又经中东传到了中国,早年没有普及时,被当做珍馐美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玉米叫作“西天麦”。
马铃薯(土豆)也是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只是进入的途径有些不光彩——是由海盗带进来的;辣椒也是明朝时进入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下还能引进一些和吃有关的东西,也许能够证明,在吃的方面,中国人的胸怀是极其宽广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明朝中期,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迅速,低水平的耕作技术难以满足人口的口粮需求,急需红薯这样易种植产量高的粮食作物。红薯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和玉米一起成为
中华民族的主要粮食作物。
董克平|戏文中的饮食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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