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豫剧《七品芝麻官》中的著名唱段，美食家董克平先生却从中听出来一个饮食文化史中的错误，红薯虽然常见，却不是这本戏中应当出现的道具。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豫剧《七品芝麻官》中唐知县与当朝权臣严嵩斗法，据理力争，为草民做主，最终治了严嵩的妹妹诰命夫人严氏的罪。让唐知县敢于坚持下去的理念，就是开头这句和红薯有关的话。
戏不错，是充满正能量的喜剧。但是这句戏词中出现的红薯，却不是戏里唐知县那个年代出现的。
红薯，也叫番薯，从名字上看就是以一个舶来物，这个后来遍及中国的粮食作物是明朝万历年间才引进中国的。
严嵩号称九千岁，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权臣，因此戏剧描写的应该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事情。万历（1573 年-1620 年）在嘉靖（1522年-1567 年）之后，生活在嘉靖年间的唐知县不可能知道几十年之后的事情，更没有见过红薯这种东西，典籍里也没有“红薯”这个词，因此机智幽默的芝麻官是不可能说出“红薯”的。
再有，戏剧故事的发生地在中国北方的保定府，按照史书记载，红薯在清朝乾隆年间才传到北方，并逐渐开始广泛种植，这已经是万历年之后一百多年的事情了。
不过戏剧毕竟是生活艺术化呈现的一种方式，其中的个别词句不必过分较真，毕竟编剧不是专业的农业历史学家。讲故事不是讲历史更不是讲考证，有一个正能量的主题，有一场风趣幽默的表演，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就是一部好的戏剧了。但作为饮食文化的学习来讲，对红薯进入中国的历史还是需要掰扯明白的，因为这是历史、更是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
红薯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16 世纪末，正史、野史中都有记载，进入中国的路径也有两条，一条是从吕宋岛（菲律宾）传到了福建；一条是从交趾（越南）传到了广东。传入福建这条路史书记载得比较清晰有序，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和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都有记载。清朝陈世元写过一本《金薯传习录》，书中引用《采录闽侯合志》中关于红薯来源的说法：“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鼓励种植红薯度饥荒，因而又有“金薯”之称，这也是《金薯传习录》得名的原因。
红薯从越南到广东的记载，见于清朝道光年间的《电白县志·杂录》。据载，武川县一位姓林的医生在交趾行医，治好了国王的女儿，国王赏他红薯吃，林医生要求吃生的，留了一半准备带回国。在交趾国，把红薯种带到中国是死罪，林医生出关时被发现，边关将领深感林医生情怀高尚，自己赴水而死放林医生过关。林医生利用半块红薯作为种子，逐渐在广东推广红薯种植。红薯在中国的传播，福建陈振龙的后代做得比较好。陈振龙的六世孙陈世元及其子陈云，先后把红薯种植推广到浙江宁波，山东胶州、青州，河南朱仙镇等地，而后逐渐在各地都有了种植，成为人们口粮有效的补充。而广东那一头，却没有相应的记载。
明朝郑和下西洋带回了不少域外的美食，燕窝、鱼翅就包括其中，经过中国厨师的演绎，逐渐成为高档宴席的当家菜品。而到了明朝中期虽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还是引进了一些粮食作物。
玉米原产于美洲，哥伦布大航海时发现了它，先传入欧洲后又经中东传到了中国，早年没有普及时，被当做珍馐美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玉米叫作“西天麦”。
马铃薯（土豆）也是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只是进入的途径有些不光彩——是由海盗带进来的；辣椒也是明朝时进入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下还能引进一些和吃有关的东西，也许能够证明，在吃的方面，中国人的胸怀是极其宽广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明朝中期，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迅速，低水平的耕作技术难以满足人口的口粮需求，急需红薯这样易种植产量高的粮食作物。红薯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和玉米一起成为
中华民族的主要粮食作物。
董克平｜戏文中的饮食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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