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五言诗的雷同现象在众多诗人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何认识这一现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对唐诗雷同的问题有过零星的评论。例如，贺贻孙《诗筏》中认为：“（陈子昂）作诗有一题数首，而起结雷同，最是大病。如陈正字《感遇》诸篇起句云‘吾观龙变化’，又云‘吾观昆仑化’，又云‘深居观元化’，又云‘幽居观大运’是也。……正字篇中屡用‘仲尼’‘老聃’‘西方’‘金仙’‘日月’‘昆仑’等语者，非本色也。”[9]（P170）贺贻孙的评论举例说明了陈子昂《感遇》中起句、结句以及意象的雷同问题，认为这是一种创作问题，影响诗歌的艺术性。叶燮在《原诗》中说道：“高、岑五七律相似，遂为后人应酬活套作俑。……后人行笈中，携《广舆记》一部，遂可吟咏遍九州，实高、岑启之也。”[10]（P65）叶燮的评论认为高适、岑参五言律的雷同开启了后人的“应酬活套”，也是一种问题。这些评论往往只针对个别诗人，主要指出了诗句雷同对诗人创作的负面作用。当代研究唐诗雷同问题的论著往往只重视分析雷同的原因，将雷同作为诗人作品中“瑕”的一面，但对于这一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诗歌史面貌没有作更多的挖掘。
结合上文对初盛唐五言诗雷同的具体情况和原因的分析，我认为，这一雷同现象一定程度反映了五言诗创作中的模式化情形。
从诗人主观的角度看，成熟的、较为固定的语言表达往往能够减少创作中时间和精力的付出，而这些较为固定的表达某种程度上就属于一种模式。举例来说，骆宾王诗作往往在数字上重复，像“渤海三千里，泥沙几万重”（《浮槎》）和“城郭三千岁，丘陵几万年”（《丹阳刺史挽词三首》其二）等。其中，“三千”与“几万”不仅形成数字上的对偶，同时在声韵上也形成平仄的对立，用于律体诗中十分合适。当诗人完成一组对偶句的创作时，其中对偶的方式也会形成诗人的一种创作的记忆，当下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时，直接运用之前的属对方法往往能更快地完成作品。举例中的两组对偶句都属于律体诗，而正是因为“三千”与“几万”分别处于“仄仄平平仄”的“平平”位置和“平平仄仄平”的“仄仄”位置，所以使用起来较为方便，成为诗人记忆中可以直接运用的成熟的对偶方式。
而从客观需求来看，固定的、模式化的表达往往与诗歌的实际功用相联系，是应酬、交际诗歌的便捷之法，甚至是不可缺少的礼节用语。尤其对于应制、宴饮、送别等题材，诗人的创作具有客观的实用目的，而非出于个人情感的表达，因此更倾向于稳重、得体。诗人在同类题材的创作过程中积累的成熟的表达往往能在之后的相似场合被再次运用。这些成熟的表达有的属于诗人不得不讲的内容，例如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应制诗中反复出现“明主”“圣主”等语言，是宰辅对君主的称颂，具有仪式性，因此在作品中会时常重复。同时还需要关注到，诗人对于交际色彩较浓而个人表达有限的题材往往少于琢磨，更倾向于稳妥，因此在创作上投入的精力是有限的。例如岑参大量的送别诗中出现的多种语言雷同。诗人与送别对象之间大都没有深交，诗歌的写作更多出于礼节的需要。一个比较明显的佐证是，诗人在这些送别诗中往往很少寄托内心独特的情感，而主要就送别写送别。在这种情况下，模式化的表达能使诗人更快、更稳妥地完成作品。所以说，客观功用的限制往往促使了模式化的产生，叶燮所谓“应酬活套”也大致指这样的情形。
与此同时，诗人的个性有时也与模式化有关联。不同诗人的诗语雷同情况有所不同，这就与诗人创作的侧重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有关。例如，李白作品中的“笑杀”“愁杀”重复较多，像“愁杀荡舟人”“愁杀战征儿”“笑杀邯郸人”这样的表达，显得情感浓烈、突出，与诗人较为放达的性格和淋漓的艺术表达方式有密切关联。而王维的作品中多用“青山”“白云”的对照则与其有意构图、着色的创作方式有关。“青”“白”在王维的作品中基本都是形容自然景物的，而这两种颜色显得简单、素雅又有禅意，能够充分表现诗人内心的平静和从绘画角度构思作品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不同的诗人会有不相同的雷同情形，也即不同的、个性化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的反复使用往往有诗人主观的情感做支撑，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观照诗人艺术风格的一个角度，这是以往研究者在探讨雷同问题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本文表1中可以发现，盛唐五言诗中没有明显类别特征的雷同情况明显增多，而初唐的雷同则大都能够找到具体的题材。这一现象一定程度说明从初唐到盛唐五言诗创作模式的泛化。具体来说，从初唐时期这种模式化现象集中于与政治有关的题材以及写景句，与当时五言诗创作的具体情况有关。与政治有关的诗歌（称颂、仕宦等主题）往往用于社交，诗人在这些作品中更容易积累创作模式以备之后的实际使用。而写景句的重复与当时诗人沿袭齐梁陈隋以来的创作风气有一定联系，使得对景物的表现方式相对较为单一，容易在词汇、句式上形成雷同。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增加，到盛唐时期，诗人们对创作中积累的成熟语句的使用更加个性化，一部分诗人的雷同情况与初唐相似，同时还有一些诗人如王维、李白等，其作品中的雷同渗透入更多的题材，出现在更多的创作情境中，与诗人的个性、人生经历等有更多的联系。
因此，初盛唐五言诗中的雷同现象反映出诗歌创作过程中复杂的一面。诗歌创作不总是顺应诗人个人的情感，时常受到现实功用的影响，从而限制诗人的创造空间，并使得诗人更容易使用较为熟悉的、固定的语言表达。而使用模式化的表达是诗人减少精力付出的一种权宜之法，同时又是反复突出个人意愿的途径。雷同的语言表达如果是着力突出诗人个体的情感诉求，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形成具有个人特征的诗歌面貌；但如果是因为诗人受到客观限制而造成的，往往会影响诗歌的艺术性。
与“雷同”相对的是“创新”，探究语言雷同对五言诗面貌的影响时，需要讨论与雷同的诗句并存的、具有创造性的诗语。因为以往对唐诗雷同的研究大都提出诗人的才性不足是造成雷同的一个原因。对于诗人才性的问题，单从雷同的情况以及诗人个体的情况难以全面地讨论。而通过对照诗歌创作中雷同与创新的情况，能够更深透地解释关于诗人才性影响雷同的问题。
首先，对于单个诗人而言，其作品的雷同与创新往往同时存在，只是二者往往属于不同题材或体裁的作品。例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价岑参的作品“语奇体峻，意亦造奇”[11]（P215），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认为“盛唐五言律，惟岑嘉州用字间有涉新巧者”[2]（P158），这些评价都指出岑参诗歌出语新奇的一面，与上文谈到的一些诗论对其雷同的批评形成对照。对于这样看似对立的评价，可以有几个方面的解释。其一，岑参出语新奇的诗句在歌行中数量较多，而其雷同较多的作品大都是五言古近体，尤以五言律体为多。这也涉及体裁与雷同的关系问题。通过考察可发现，叙述、铺陈占比较大的作品之间往往不容易雷同，而篇幅相对较短、形式规范更严格的诗歌出现雷同的情况更多见。七言歌行、五言古体（尤其长篇）多铺叙、叙述，而不同的作品讲述的具体内容很难完全一致，诗歌的层次结构也往往各不相同，所以雷同的情况很少；而五言律诗因为篇幅较短、格律较严，其中用于描写的语句往往容易出现重复。其二，岑参的五言诗虽多雷同，但也有一些别出心裁的诗句，这与诗歌的创作背景和诗人的寄托有密切关联。诗人的创作状态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外在的限制增加时，诗歌的创新程度会有所减弱；当诗人创作的自由度提高、表现对象更为多样时，作品的新颖程度也会有所提高。
其次，对于不同的诗人而言，诗歌的创新程度会有所不同。虽然本文在第一部分列举多位初盛唐诗人诗作雷同的类型，但不同诗人的作品中雷同诗句所占的比例有所不同。之所以诗论家和当代学者偏向于考察岑参作品的雷同，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雷同的作品数量占其诗歌总量的比例相对较高。而像杜甫这样的诗人，虽然作品中也存在个别雷同的情况，但与他创作的具有创造力的作品相比，数量微小。从杜甫的作品中能够发现，诗人即使在题材、体裁相同的情况下，也往往力求语言、结构上的变化。例如，杜甫也有大量的五律送别诗，但其中变化多样，充分反映了诗人求新求变的自觉意识，加之诗人往往在其中寄予自己的希望或情怀，又因对象不同而异，因此雷同的情况就很少。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对比的视角，那就是不同诗人的同题作。本文在第二部分谈到了《晦日宴高氏林亭》这一组诗存在大量重复的问题，而其中陈子昂的作品则显得相对与众不同：
寻春游上路，追宴入山家。
主第簪缨满，皇州景望华。
玉池初吐溜，珠树始开花。
欢娱方未极，林阁散余霞。
诗人选择的韵脚字也与其他诗人大体相同，但在造语上明显更加新颖。上文提到的“华”“霞”等韵脚，构词基本都是“物华”“烟霞”，而此处“皇州景望华”的“华”是谓词性成分，整句属于“二二一”节奏的句式，因此与其他诗人的作品有明显的区别。整首诗在对仗上也没有使用常见的“叶”对“花”的对法，也没有用典，整体上反映出力求出新的意识。
因此，从雷同与创新的对比中能够发现，诗人才性的发挥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限于实际功用的作品对诗人创新热情的调动是比较有限的。同时，诗人的才性发挥也与诗歌的体裁、题材有一定的关联，长于铺叙的体裁、变化多样的题材往往为作品的新变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对不同的诗人而言，创新意识较强的诗人往往作品更不容易出现雷同。所以，讨论才性与雷同的关系，不宜简单停留在诗人的创作水平与诗歌艺术面貌的关系上，更应该结合诗人的创变意识以及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来分析诗人才性的发挥对诗歌的影响。作品雷同比例相对较高的诗人往往在一些作品的创作中没有充分调动创变的积极性，其艺术水平的发挥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
综上所述，初盛唐五言诗的雷同情况存在于众多诗人的作品中。写景句的词汇和结构、对偶句的核心名词以及与政治有关的词汇的雷同始终存在，而表现诗人个性情怀的诗语重复在初唐较少，到盛唐逐渐增多。用于社交以及基于相似人生经历的五言诗可能使具有相似知识背景的诗人的作品之间产生雷同。初盛唐五言诗的语言雷同不仅由于一部分作品在韵部、韵字以及构词上的相似，还与诗歌之间题材、创作环境的相同有很大关联，更需要关注的是不同诗人具有个性的情感诉求，在长时间一以贯之的呈现中使得作品出现一定的语词雷同情况。这些雷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言诗创作中的模式化问题。诗人基于创作模式的积累、个性表达的需求或者对写作效率的追求，在一些作品中重复了之前使用过的语词。这种习惯从初唐主要见于应制、酬和等主题的作品以及一部分写景句，到盛唐渗透进更多的题材中，情形更加多样，与诗人自身的性格和创作习惯的关联更大。通过初盛唐五言诗语言雷同现象产生的原因和作品的面貌，进一步对比雷同与创新对诗歌的不同影响，可以了解到这一组相对的状态既会同时出现在一位诗人的不同作品中，也能够反映诗人之间的对比，并且呈现出诗歌创作活动的复杂情形。基于这样的认识，能够更进一步从诗人创新意识的调动程度这个角度看待诗人才性的发挥。
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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