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英，网名南国英子，笔名英子。70后，祖籍广东，定居海口。倾心诗词创作与评论，创办《英子评诗》公众平台。现为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教育培训中心高级研修班导师、《中华诗词》《诗刊》特约评论员、海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兼会刊《琼苑》执行主编。
历代诗论家对屈原作品的阐释与接受（上）
【摘要】
从汉魏六朝“楚辞学”至民国时期各诗论家对屈原精神及其作品的解读，说明中国两千余载的“楚辞学”之发展。各诗论家对屈原作品不同角度、多样性、创新性的系统诠释，说明屈原作品的价值。从各个时代不同诗人对屈原作品的传承，说明屈原作品的魅力及影响力。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关键词】
屈原；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楚辞》
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姓芈，氏屈，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人，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自称颛顼的后裔。他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屈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第一座高峰，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楚辞学”已经和“诗经学”一样成为一门专门学问。1978年，学者饶宗颐提议建立“楚辞学”；1985年6月，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其实，历代诗论家及诗人对屈原的作品早有研究，自汉迄今，楚辞研究历时两千多年，相关专著近千部。许多诗人也对屈原作品的艺术手法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纵观历代诗论家、诗人对屈原作品的阐释与接受，笔者着重从以下两大方面进行论述：
一、汉魏六朝诗论家对屈原作品的阐释：大家云集，精彩纷呈
中国“楚辞学”跨越两千余载，以汉魏六朝“楚辞学”最具特色。两汉时期是中国“楚辞学”的肇始时期，也是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以研究形式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成果的卓著和权威性令之后历代“楚辞学”难望项背。魏晋南北朝楚辞学在楚辞传播和接受社会化的大背景之下，以丰富深刻的审美批评和完备系统的理论构建为主要特色。美学批评精思傅会，理论批评高屋建瓴，成为后世“楚辞学”研究之楷模。
（一）两汉诗论家对屈原作品的训解
汉代文化有着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色，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环境造就了两汉融会百家的学术环境和兼容并包、儒道合糅的文化环境。屈原精神为汉代文人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同时也提供了一种人生进取的模式。正是屈原精神对汉代文人名士的感召，使得这些在当时有着相当影响力的文人名士或对屈原作品模拟仿效，或对屈原人格褒奖宣扬，或对楚辞作品训诂阐释，从而掀起了汉代楚辞研究的热潮。屈原对西汉前期士人品格的影响是明显的。从汉初的贾谊到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都对屈原的人格精神高度敬仰。汉代“楚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屈原个人遭遇和崇高人格的充分关注，对屈原人生价值取向予以高度赞美。可以这样说，汉人阅读和评价楚辞作品，特别看重的是它所表达的“义”。刘安《离骚传》评《离骚》为“举类迩而见义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屈赋“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赞《离骚》“其义皎而朗”等，均是就“义”评价屈原及楚辞的。
1、贾谊拟骚创作对屈原作品的传承
第一个以赋的形式来追怀屈原的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他在屈原精神的感召下创立的骚体文学，以《吊屈原赋》《鹏鸟赋》《惜誓》三篇骚体作品而占据汉代骚体文学的巅峰，亦说明其对屈原作品形式的接受、追随与仿效。贾谊与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强烈的共鸣促使他完成了《吊屈原赋》这篇中国文学史上首篇拟骚之作，也是最早的悼念屈原的文学作品。它所构造的体制句式，所运用的表现手法，所体现的抒情色彩，无不具有屈赋之遗风，可以说与屈原之作一脉相承。首先，仿效《离骚》之法，比兴象征、铺陈对比，用九种良莠倒置错位的现象，反映世事浑浊、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社会现实，慨叹自己生不逢时，抒发了世事难堪、时不我予的感慨。其次，文中用自然界的虫鱼鸟兽来比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平，完全是仿照了《离骚》中的“香草美人之喻”的笔法。此作境界追步屈原，实为后世同类主题辞赋之始。表面看，贾谊对屈子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似乎不赞同，然而，从贾谊的人生经历看，贾谊对屈子投水自沉的责怪只是一种惋惜和赞扬，在思想和行动上，贾谊其实终生均是效法屈原，执着不二的，最终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屈原的人生选择。刘勰认为，《吊屈原赋》作为汉代首篇追悼屈原的赋作，其体制与屈原辞赋相同，所记史实典核可考，且文辞清丽，感情哀婉。其后扬雄的《反离骚》以思辨见长而功力不足，班彪的《悼离骚》、蔡邕的《吊屈原文》等均为追随贾谊的《吊屈原赋》，但却难以与之比肩。
贾谊创作《鹏鸟赋》时，正值人生的最低谷，其内容都是贾谊在对仕途完全失望之后的自我宽慰，表达方式和屈原的《远游》并无二致，与《卜居》亦多相合，所表达的情感态度都不是他们自己内心情怀的直白体现。
《鹏鸟赋》与《吊屈原赋》成为两篇彪炳文学史册的骚体文学作品，从中足见贾谊对屈原作品形式的接受与传承，并以自身作品对屈原作品的内涵及人格精神进行最深刻的诠释与理解。
贾谊的《惜誓》在构思上对屈原的《离骚》《远游》《九章·惜诵》等有很大程度的借鉴。姜亮夫先生对此评论云：“在贾谊的《惜誓》中那么些地方是很清楚地说明着屈原艺术构思的要义的。”贾谊《惜誓》，情辞慷慨瑰丽，深得屈骚之神髓。刘熙载《艺概·赋概》云：“屈子以后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贾生《惜誓》。”又云：“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云：“贾生《惜誓》，上接楚辞。”凡此，均说明贾谊拟骚之艺术成就。
2、刘安《离骚传》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从战国末、秦代至西汉前期，刘安是对屈原作品进行研究整理的第一人。虽然在刘安时代，辞赋名手风起云涌，对楚辞的研习模拟蔚然成风，但没有一人或一个团体能与刘安相提并论。刘安实为西汉楚辞训释第一人，同时也是楚辞评论第一人。武帝建元二年，时年四十一岁的刘安奉汉武帝之命撰文研究《离骚》，其研究楚辞的作品叫《离骚传》。《离骚传》承汉代《毛诗训诂传》释诗之体例，是现在可考最早的楚辞训释著作，对当时及后代楚辞研究影响巨大。据现有资料，刘安还是第一个对屈原进行了肯定性评价并较全面评价屈原代表作品《离骚》的人。刘安对《离骚》及其作者的评价文字虽不多，但却从《离骚》的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屈原的作品到屈原的人品都作了肯定性评价，是相当全面的作家作品评价。刘安认为，在思想内容上，《离骚》兼具《诗经》中《国风》和《小雅》的“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优点；“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强调了《离骚》的讽谏作用，指出《离骚》合乎儒家诗教的要求。在艺术上，《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说明《离骚》具有文约旨大，言近义远的特色，也是对屈原在《离骚》中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而形成象征手法的肯定。
对于屈原的人格精神，刘安概括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说是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全面肯定和极度推崇，评价之高无以伦比。
《离骚传》在楚辞学史上具有开山的作用，为后来王逸楚辞训释的集大成之作《楚辞章句》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就借用了刘安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刘安对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研究，开两汉楚辞学之先河，标志着汉代楚辞学的形成，从此楚辞研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刘安当之无愧地成为两汉楚辞研究的奠基人，是中国楚辞学上第一位训诂家和评论家。
3、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诠释
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全面的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献资料。文中高度评价了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对其创作动因、创作目的、内容形式和思想艺术成就等均作出了精要的论述。《屈原列传》中有两段论《骚》之言。第一段从“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第二段从“屈平既嫉之”到“岂足福哉”。这两段论《骚》文字合起来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离骚论》，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完整的作家作品论。其中第一大段论述了《离骚》的创作动机和《离骚》创作的情感动因，阐明了作家创作是由其品格、身世、情志诸因素合力而成的。最后，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对《离骚》进行思想分析和艺术评论。对于《离骚》的思想内容，司马迁首先引用刘安的话称赞《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之长，再由作品之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论证，指出《离骚》的“刺世”思想以及在推广道德教化和进行治国安邦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屈原创作动机上，司马迁将其定位为“讽谏”。对于《离骚》之表现手法，司马迁云：“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文约辞微，指大义远”不仅仅是《离骚》的表现手法，也是屈赋最重要的艺术特点。这种表现手法其实就是由《诗经》开创的比兴手法，然而到了屈原手里，已进行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将比兴手法发展为象征体系。第二大段主要论述了屈原存君兴国的情怀和对真理追求的执着态度以及“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忠贞恳挚的思想感情。最后说明怀王不听忠谏的结果，再明《离骚》之旨。司马迁虽然吸收了刘安评论屈原的观点，但并未局限于他的观点，而是有了新的角度和高度。刘安强调儒家诗教局限的一面，司马迁则发挥孔子评诗积极的一面，这正是他们的区别所在。由于司马迁接受了贾谊、刘安的思想，同时也受到他父亲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屈原传不无超俗避世思想影响的痕迹。但是，他的主题思想还是肯定了屈原的抗争精神，而这一点，恰恰是司马迁论屈原的高出前人之处。屈原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刚正直谏的精神被后人所遗弃，而这种直谏精神的缺失正是最终导致楚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可见屈子作品中所蕴含的刚正直谏人格精神的社会意义是何等巨大，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在这种“直谏”精神感召和影响下的产物。他在《屈原列传》文末抒发了读屈原作品的感受：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司马迁对屈原作品最大的感受是“悲其志”，被其作品中体现的刚正直谏精神、炽烈的爱国热情、忠贞的道德情操所感动，从而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司马迁在传中还表达对屈原坎坷的政治遭遇和悲惨的人生经历的同情，对其品德和人格的缅怀和追慕，最后通过对贾谊在《鹏鸟赋》中对屈原选择自沉的人生归宿“怪”的评价，表达了对屈原人生选择的理解和推重，从根本上对贾谊在《鹏鸟赋》中对屈原态度进行委婉否定。司马迁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从不同角度对屈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评价。
《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生平、思想及其作品最直接也最有价值的材料，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研究所依据的第一手材料，无一例外都首选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作家传记，为屈原研究奠定了基础。
4、刘向、刘歆对屈原作品的编辑、研究与接受
刘向、刘歆父子是我国西汉时期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校雠学家和编辑学家。刘向对中国楚辞学的最大贡献是其编辑了十六卷本《楚辞》，它使得刘向成为汉代楚辞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刘向第一次把屈原的所有作品以及从战国到西汉时期代屈原立言的悼屈悯屈的代表作品集名之为“楚辞”的。也就是说，直到刘向辑屈、宋并后世诸家所作分为十六卷，《楚辞》作为书的名称才算正式固定下来。正如《四库提要》说“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
相似的政治经历促成刘向对屈原精神的接受，以文为谏是刘向对屈原精神的继承，其进谏精神更为执着，方法技巧也有较大改进。不仅如此，刘向父子还模拟屈原作品进行骚体文学创作。《九叹》是刘向模仿屈原《九歌》而创作的代言体政治抒情组诗，在表达对屈原的深切怀念的同时，也间接地倾吐了对自己生活遭际的幽怨情怀。其于家国社稷款款之心尤为真挚，与屈子是极为相似的。刘歆的《遂初赋》是汉代纪实性述行赋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纪实性赋作。该赋仿骚体形式写作，很好地继承了屈原《涉江》的艺术构思，通过一路行程连缀来感今抒怀，写景抒情结合紧密，是有相当艺术水准的骚体赋。
5、扬雄的《反离骚》对屈原作品的诠释
扬雄是我国古代少有的毕生从事著述的作家和学者，他对屈原及《离骚》的态度和评价集中体现在其《反离骚》和《法言》等作品中。
《反离骚》是扬雄三十一岁左右尚未出川赴京时的作品，体现了他早期对屈原的态度和评骚思想。从情感上说，《反骚》实为合《骚》。扬雄推崇屈原的人格，同情屈原的遭遇，欣赏屈原的才华，但对屈原投江殒身的人生选择是痛惜并持保留态度的。《反离骚》作为一篇悼骚之作，从文体到表现手法均模拟《离骚》。对于屈原之作品，《反离骚》云：“图累承彼洪波兮，又览累之昌辞。”称《离骚》为“昌辞”（即美辞）。可见，扬雄对《离骚》的推崇，其原因在于《离骚》文辞的华美温雅（昌）、内容的哀怨悲怆（悲）、表现的幽婉深邃（深）。扬雄的《反离骚》与屈原的《离骚》应该属于“貌异而心同者”之类。虽然题为《反离骚》，内容亦多择《离骚》文句而反之，但实际上是借反《离骚》之辞，表达“甚忧”“愤世也益甚”“嫉俗愈深”的思想情怀，其目的是“为屈子翻愁结耳”，是对屈原的“痛念”。
《法言》则反映了扬雄后期的骚学思想。文中有三处论及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字，体现其评骚思想的成熟。扬雄早年在《反离骚·自序》中称“屈原文过相如”，在其晚年的《法言》中也给予了充分的解释说明。他认为“赋莫深于《离骚》”，并且“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足见屈原赋是符合扬雄所称道的“诗人之赋”的范畴的。他认为屈原辞赋能够“蹈云天”，而相如赋则是“华无根”。也就是说屈原的辞赋立意高远，意象纵横，融神话传说与历史典故于一炉，是现实和想象的完美统一，具有无可比拟的浪漫主义高度，且在浪漫中根植于现实的土壤，符合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
6、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全面而独特的评价
东汉班固的《汉书》对屈原及其作品屡屡提及，倍加赞赏。他的《离骚赞序》和《离骚序》对屈原之个性品格和《离骚》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作出了比较全面且具有一定创见的评价，在楚辞学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学术影响，成就了其在楚辞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屈赋的源流进行了探讨，对其思想内容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屈赋的特质是在遭馋忧国的人生境况下的“贤人失志之赋”，继承了《诗经》讽喻怨刺的优良传统，其源流是和《诗经》一脉相承的。
然而，班固在《离骚赞序》和《离骚序》中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有相互矛盾之处。在《离骚序》中，班固称屈原“露才扬己”，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是班固批评屈原的重点，但对屈原的文学成就是极其推崇的。《离骚序》云：“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靳、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尽管班固从经学家的身份和角度否定了刘安关于《离骚》“兼《诗》风雅”“光争日月”的评论，但他却能从文学家的角度充分肯定《离骚》的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第一个敏锐地察觉到并作出屈骚是“辞赋宗”的评价。
班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有弱化讽谏、强调颂美的倾向。这首先表现在能够准确而清楚地看到《离骚》不同于《风》《雅》的思想内容，指出其之所以能够泽被后世是在于奇崛浪漫的文学特征，表现出自觉的文学审美批评意识。班固所说的“弘博丽雅”四个字，是对《离骚》颇为中肯的高度评价。他抓住文学的审美特征，是较早以“丽”论骚的批评家。班固的这种文学批评二元论思想在汉赋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王逸《楚辞章句》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东汉的王逸楚辞学贡献在于其完成了汉代楚辞学集大成之作——《楚辞章句》，王逸也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两汉楚辞学之集大成者。这在中国楚辞学史上和文学史上都有里程碑的意义。王逸作《楚辞章句》乃是不满意前人对楚辞的注释和评价，为了纠正旧说，发明己意，使得楚辞“章决句断，事事可晓”，因而对前人的楚辞著作广泛摄取。
儒家的“忠”“节”观念和《诗经》的风雅美刺精神是王逸阐释屈原作品和评价屈原人格精神的重要依据。《楚辞章句序》是王逸为《楚辞》作注的指导思想，也包含了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评价和训释的基本原则。
王逸认为屈原的人格精神符合“义”“忠正”“伏节”“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等儒家思想精髓，对屈原张扬的主体个性完全肯定并由衷赞扬。他认为班固对屈原人格和作品的批评有失公允，称《离骚》是依托五经立义，完全符合儒家经典的标准。王逸不仅明确地指出屈赋“依托五经以立义”的思想内涵，而且指出《离骚》之文句与儒家经典《诗》《书》《易》在意旨上的一一对应关系。他不仅称《离骚》为经，而且在《九歌》《九章》《远游》等解题中一再强调屈原“讽谏”“思君念国”“忠信之笃，仁义之厚”等儒家忠臣的优秀品质。他在《楚辞章句》中为屈原作品所作的每一篇序中，都毫无例外地揭示出以“忧愤”为核心的创作感情动因，这是对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首次指出“怨”是屈原创造伟大诗篇的艺术力量源泉的更加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创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在《离骚序》中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总结，准确地概括出楚辞中的比拟象征体系并揭示其内涵，首次称之为“引类譬喻”的艺术手法。
王逸吸取了从刘安到班固等两汉众多楚辞学名家之长，对屈原人格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全面肯定，是对两汉楚辞学的一次全面总结，也在客观上解决了扬雄、班固等一方面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对屈原的作品及其文学地位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从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来评论屈原的人格，而对其人生选择和个性品格有所保留的矛盾。
（二）魏晋南北朝诗论家对屈原作品的训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价从重情转向了尚辞，楚辞成为文学批评的热点。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如钟嵘、刘勰、萧统等无一例外的也都是著名的楚辞学者。钟嵘的《诗品》在骚源视野下对汉魏到齐梁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家“溯流别”“定品第”，其五言诗源于《诗》、骚的观点在楚辞学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刘勰以其《文心雕龙》形成了系统观点，构成独具特色的楚辞学说，构建了全面系统“楚辞学”理论，把楚辞研究推向了新阶段，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楚辞研究的最高成就。萧统的《文选》在唯美主义文学观念的指导下，独立骚类，第一次把屈原作品实为纯文学来理解和研究，促进了南朝齐梁文学“重悲尚丽”的审美取向的转变。同时，这一时期的郭璞，开辟了“楚辞神话学”，促进了音韵训诂学的演进，成果卓著，当之无愧地跻身于这一时代的“楚辞学”大家之列。
1、郭璞游仙诗对屈原作品的继承与创新
郭璞是我国训诂学的祖师爷。他的游仙诗，从艺术形式到思想内容诸方面，无不表现了他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和继承。郭璞的游仙诗借仙人仙山自抒怀抱，在山水林泉中表现出一种自我理想，借仙游来抒发自己人生遭际的感慨，这和屈原《离骚》中的升天远游以及《远游》的旨趣非常一致。
郭璞游仙诗的感情基础和屈原《离骚》《远游》一样，都描绘了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家园，表现了对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境界的执着追求。屈原的精神始终处于痛苦的求索之中，从来也没有得到安息，这是屈原的悲剧，也是屈原的伟大。郭璞亦是如此，在消极低沉、落魄潦倒的外表之下潜藏着清醒的意识和苦苦求索的满腔热血。和屈原一样，郭璞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也是郭璞和屈原思想的相通之处。在艺术上，郭璞游仙诗深得屈原《离骚》和《远游》的精髓，表现在善用华美的文字，描绘出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并在浪漫色彩浓郁的背景中凸显所描绘的隐士、神仙形象。郭璞游仙诗的成就，正是对屈原作品《离骚》和《远游》中相关仙游内容和艺术表现的继承和创新的结果。
2、钟嵘的《诗品》对屈原作品的定义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诗歌批评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被称为“诗话之源”，钟嵘也因此成为我国诗学史上最早从理论上肯定和推崇五言诗的文学批评家。钟嵘将《楚辞》和《诗经》并列四言诗的源头，这种“骚为诗宗”的文学观念，对楚辞学史、诗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钟嵘由流溯源，确立中国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梳理诗人之间承传以及他们与《楚辞》和《诗经》的渊源关系，从而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钟嵘这种“骚为诗源”文学观视界之高远，见解之精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钟嵘提出的“吟咏情性说”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诗歌审美色彩，肯定了以《离骚》为代表的积极的现实主义诗歌对汉魏六朝五言诗的影响。钟嵘论汉魏六朝五言诗，以《楚辞》为其主要源头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强调《楚辞》系列作家抒发的“怨”情。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抒悲怨之情，这使得楚辞文学带有极浓的悲剧色彩。
3、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对屈原及其作品全面系统的评论
刘勰是继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之后又一重要楚辞学者，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楚辞学者。他在其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楚辞研究成果，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楚辞研究的最高成就。刘勰的楚辞研究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楚辞》的文学创新、艺术表现、地位与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
刘勰论骚，首先论《离骚》产生的文学史背景和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刘勰认为，屈原的《离骚》既是《诗经》的继承者，又是辞赋的开创者，在文学史上是先秦文学到两汉文学衔接和传承的纽带。刘勰从文学流变的角度立论，指出《离骚》是打破《诗经》后数百年文坛寂寞而郁勃兴起的“奇文”，是在《诗经》之后文坛冷寂的背景下出现的绝无仅有的文学奇葩，指出《离骚》在文学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肯定了楚辞在《诗经》与汉赋之间有继往开来的桥梁作用。“轩翥诗人之后，纷飞辞家之前”，指出了屈原是《诗经》之后、两汉辞赋大家之前的文坛奇才。
刘勰认为，《离骚》效法夏商周三代文法体制以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受战国时期纵横家文风的影响，拥有战国时期的文风特征。“《雅》《颂》之博徒”，这是刘勰将《离骚》与《诗经》进行具体比较发现“同于风雅者”之“四事”后所得出的结论；“词赋之英杰”则是在发掘出《离骚》中“异乎经典”之“四异”而得出的结论。
《辨骚》是《文心雕龙》中作为“文之枢纽”的一篇总论，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也是一篇楚辞代表作家屈原的文学批评专论，同时又是一篇汉人楚辞批评之批评。刘勰认为好文章就应如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那样，在思想上依附儒学传统经典，在艺术上追求艳丽华美。刘勰从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角度出发，指出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具有“同于《风》《雅》”的“宗经”的一面，阐明了《离骚》与《诗经》的“四同”，从思想内容到表现方法都存在继承关系，这主要是针对班固批评《离骚》离经叛道的评论而言。
刘勰指出屈骚与经书相同的“四事”是肯定《楚辞》雅正的体制、讽喻的旨意、比兴手法以及抒发忠贞怨愤的情感，而从“变乎骚”的角度来评价屈原作品“异乎经典”的特性，是看出了文学从《诗经》到楚辞的文学发展、变化，突出了屈原作品的创新性特色。刘勰在《辨骚》中对屈骚“同于《风》《雅》”四事的论述，是揭示出《楚辞》的现实主义特征，对其“异乎经典”四事的剖析，突出了屈骚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刘勰在《辨骚》中对屈原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是全部肯定并极力赞扬的。他称屈原之楚辞是“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之作，称“《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辨骚》云：“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这段“赞语”是《辨骚》一文的结语，是对《辨骚》中心思想的概括，是刘勰对屈骚评价的感情倾向的集中体现。
对于屈骚在文学表现上的创新性，刘勰的《楚辞》艺术创新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论骚以变、论骚以异、论骚以艳和论骚以韵。刘勰认为，屈骚是在思想内容上继承儒家经典而又在艺术表现上实现创新突破的奇文，是为文的典范之作；他肯定了楚辞“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异乎经典者”之四事；他认为楚辞的独创性，不仅仅体现在“语其夸诞则如此”强烈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体现在不同的篇章中都达到了超越古今、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楚辞作为一种结构严谨圆润、感情充沛的新诗体，与屈原对“兮”字的巧妙运用有关。
4、萧统对屈原作品的价值定位
萧统的《文选》所蕴含的楚辞学思想，不仅对楚辞的传播和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有更重要的学术史意义。萧统把屈骚看作抒愤之作，可以说正确地认识到了屈骚的思想内容，脱离了儒家经学的落篱，也摆脱了以前几百年来研究领域中僵死的思维范式，不失为一位卓越的评论家，他打破了两汉以来时代称屈原《离骚》为“经”的传统，一反前人研究屈原作品“崇圣”“宗经”之态度，别骚于经，第一次真正地把屈原作品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看待，突出其文体特征，重视其纯文学性，对华丽的文采、浪漫的神话、比兴象征表现方式和哀怨缠绵的情致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明确提出赋与骚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屈原和宋玉分别是骚和赋的第一位作家，即所谓“骚作于屈原”，“赋始乎宋玉”。
历代诗论家对屈原作品的阐释与接受（下）
二、历代诗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
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贾谊、扬雄、刘安、司马迁之后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等皆厚爱屈原。他们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蒙冤的屈原对话。“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历史知道，应该把谁立为丰碑。真正的诗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人，他们与屈原往往能惺惺相惜。可以说，屈原对李白的影响巨大，他的人格魅力与浪漫主义风格被李白继承与发展，并沿着屈原开辟的文学之路越走越远。屈原的忠君爱国与李白的“济苍生、安社稷”可谓是一脉相承。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可见其为国为民之心；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亦见其为国之热情。后期的李白写了好多抨击时弊、揭露现实的诗篇，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他的作品继承了屈原的爱国情怀，对现实的批判比屈原犀利得多。屈原的人格魅力更是伴随着李白的一生，他的桀骜不驯、高洁不染、从不奉承的个性完全被李白所吸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达了李白的心声，体现了他与屈原一样的清高情怀。屈原作品给李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浪漫主义风格和强烈的主观意识精神。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里所描写的天姥之美，与屈原在《离骚》中所描写的求神时的美景与浪漫如出一辙。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极为浓郁，其感情的表达常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这一点与屈原极为相似。所以说，李白在屈原的浪漫主义风格与强烈的主观意识精神这两个层面迈了一大步。李白继承和发展了屈原，屈原永远活在李白的心里，活在李白的作品里。
虽然也有憎恶屈原的诗人，如中唐诗人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对屈原评价之低令人瞠目：“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这简直是咬牙切齿的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之举。相反，同时代的“鬼才”李贺对屈原却大加赞赏。他称屈原的《天问》语甚奇崛，于楚辞中可推第一，即开辟以来，亦可推第一。贺极意好之，时居南园，读数过，忽得“文章何处哭西风”之句。从中可以看出“鬼才”李贺诗作的“奇崛”，颇得屈原《天问》的滋养和启迪。
朱熹是我国哲学史上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古籍整理名家。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均有重要贡献。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他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苏轼对屈原也倍加推崇：吾文终其身企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北宋邵博亦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
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且。”
王国维1906年初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深入解释了屈原文学的根本精神，即在对屈原主体人格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揭示了屈原文学的精神就是“国身通一”的具体体现。这是王国维认定屈原是“真正之大诗人”的根本原因。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
屈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是一座文化的丰碑。对他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的解读，一直延续着......
注：查阅《汉魏六朝楚辞学名家研究》
——2018年湖北荆州“首届中华诗人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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