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去世后两年,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772年在河南新郑一个中小官僚家庭出生了。
如果说杜甫以深沉成“圣”,李白因豪放成“仙”,白居易则因平易而自成唐诗连绵起伏的群山中一座不能忽视的高峰,被称为“诗王”或“诗魔”。
与杜甫见证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不同,白居易所处中唐,少年时代就好几年生活在战乱的动荡之中。有资料记载,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用功到读书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就头发全白。
或许文人都有一腔“学而优则仕”、以身报国的热血壮志,在白居易的“职场”生涯中,他有受到皇帝赏识的高光时刻,也有被贬的落寞低谷,但紧紧陪伴在他身边的,始终有诗。
得意时诗歌创作积极反映民生疾苦,补察时政;失意时远离中央朝廷,诗酒自娱,写起诗来直抒胸臆,平易好懂。《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每一首“白氏出品”,都是那么雅俗共赏,正是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生动诠释。
白居易一生不仅花了很多心思写诗,还把更大的心思花在了诗歌理论上,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基础,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直白来说,就是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其他诗人,白居易对日本诗歌的影响深远。北京大学严少璗教授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位作家,像白居易那样对日本中古时代的文学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也没有像白居易那样,如此深入地打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资料显示,白居易在世时,其诗歌作品就被遣唐使带到了日本。据考证,当时传到日本的白居易诗歌主要以《白氏文集》《白氏长庆集》为主。在日本9世纪到12世纪,白居易诗歌不只是作为异国文学珍品供其鉴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示范”,供作家们在创作中学习。这一时期的日本汉诗、和歌、物语、散文,几乎在文学的一切样式中,都不同程度显露了模拟白居易文学的痕迹。日本平安时代的著名学者大江维时编撰的《千载佳句》一书中,收录了中日诗人1110首诗歌,白居易诗歌就有535首,排名第一。在日本,关于白居易的研究很早就进入了专业层面。
此外,在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很早就有白居易作品的传播和研究,用评论家的话来说:“白居易的诗歌世界超越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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