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姓名。地球上的各个地理实体也有其专用称谓，这就是地名，人无姓名，在社会交往和文字记录中便无以指称；地无其名，便难辨方位，也会给口头与文字表表述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故城乡村镇、街巷道路，山岗河流、井泉湖泊、沟渠堤坝等皆须各有其名。且这些名称在在定范围之内不可有重复现象，否则就会使许多工作陷乎混乱。这是地名的重要性，故县以上各级政府中都设有专门掌管地名的机构，以便对地名进行规范化管理。
地名是一方历史的化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地名也在不断发生若变化，新的地名接锺出现，旧的地名不停演绎， 但不管地名中的变数如何经常与普遍，总有一些古地名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即使已经变化了的，也可以从中窥见其原貌和历次变化的痕迹。在现今我们所能接触别的多如繁星的地名中，有的反映了历史事件，有的记载r历曳人物，有的铭刻了人们的良好愿望，有的折射出了大自然的沧桑变迁。地名的形成与演绎，都有其或简或踏的历史原因。研究地名的成因与变化规律，可以再现一个地区的历史原貌，史书中没有的东西，可以从地名中或明或暗地反映出来，这便是地名的化石特性，也是地名研究的意义所在。历代所条的国史中都有地理志，从古至今的地理学专家不惜毕生精力编辑出版了一又一本地名专著或浩繁详尽的地名工具书，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数千年来，炎黄子孙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辛勤地劳动着，无私的土地以并不丰厚的产出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神州子民。从中原到边陲，从山地到平原，人们凭山林以栖息，靠农桑以谋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星罗棋布而又千变万化的集镇村落就今日中国而言，各种形式的村庄怕是要以千万计，这上千万个村庄名称是一笔不可小觑的文化财富。版图面积仅有1388 平方公里的莘县大地上就分布着近1200 个村村庄，这些村庄名称的形成、演变过程与整个莘县乃至全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这些村名，无疑就是研究莘县的历史。
研究村名，依据的是旧志、族谱、碑文和群众中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这些资料虽不十分可靠，但在正史记载圈如的情况下，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经过广泛征集和特点，从莘县村名的形成规律中可以看出以下四个特点大
一，分村皆说由山西洪涧县迁来。这些村中多数可能真是山西移民，但也有部分村名有人云亦云。牵强附会之嫌。明初移民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救令、各级官府组织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元朝末年，战乱频仍，灾疫连绵，中原一带受害尤重，民众大量死亡，史书中有“积骨成丘”之说。在九死一生中幸存下来的农民只有离乡背井，远走他方，以避劫难，中原地区人口锐减，故史书中又有“百里荒芜，殆无人烟”的描述，能够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坚守故土的人实在是少而又少，因为山西一带东有太行山阻隔，西有吕梁山屏蔽，兵匪罕至，灾害少见，成了一片适合人居住的净土，所以中原一带逃荒之人多奔向安定而富庶的山西汾河平原。明朝定鼎之后，大明王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充实中原地区这个北方粮仓，决定大举向中原地区移民屯田，移民的来源首先选定了人口稠密的山西。第一批从山西迁出的是元代迁去的中原农户，后来扩展到本地长住居民。移民带有明显的强制佳，官府选中地理位置居中、交通便利的平阳府洪洞县作为移民的集结地和出发地，在香火极盛的广济寺设局驻员，登记编队，发放凭照川资，向中原地区遗送。所以，各姓各族的移民都记住了洪洞县这个出发地，记住了广济寺中的大槐树，记住了大槐树边的老鹄窝，并将此作为老家的标志写人了本族的宗谱，也在人们的口中世代相传。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这种集中的犬移民活动持续进行了五十多年，移民量达数十万之众。其后至明末，大规模的移民停止了，小规模的移民却从未间断。整个朝代的移民总数。今已无法准确统计。这些移民的主要去向是今之鲁西、豫东、皖北、冀南一带。县的居民当初大部来自山西，大抵是不会错的。但是，在除山西之外的其他周边地区中。也有相当 一部分人被迁往中原，如山东的胶东、河北中部、浙江北部湖北的江介介地区等。这些小宗移民，族谱中也大有有关于闲居地的明确记载。但是，有些家族的族谱由于历史原因被毁，后人记不住祖居地，也随大流地指认洪洞为老家，把洪洞移民的身份当成了一种荣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必须清楚：移民活动并不部发生在明代，明代移民并不都来自山西，山西移民也不一定都祖居洪洞
二、村庄命名有六种常见模式：一是村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姓氏后边加上’“村”、“庄”‘‘家’’等字作村名。这种命名法最简单，最常见，也最易雷同。为了互相区别，不少村庄后来又在原村名前加上了“前、后、南、北.、东、西、大、小”等字，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军事模式。因为移民具有屯田性质，常和军事有关，故不少村名在姓氏后面加上了“屯’’ ‘‘营” ‘‘寨”等字。三是地理模式。这些村名常在姓氏后面加上反映立村处地理特点的字，如住在河边的加上“河、滩、涯”；住在河堤与大路交汇处的加上”路口”、“堤口”；住在土冈沟壑处的加上“丘”山谷”、‘‘岗’’、“崮”、“固堆”。、住在低洼处的加上”洼”；村边有沟给的加上“海”；住在要道旁的加上“路”等。有些村还将树庄到本县县城的里程加在村名之中，如八里庄。十八星铺、三里营等。四是建筑模式。这些村名常在姓氏后面加上村中或村旁的标志惺建筑物，如傍寺庙而后或村申有寺庙的加上“寺”、“殿”、庙、阁、观；村中继有小楼的如上“楼”；村周建有护村寨墙的如上“寨等。五是产业模式。这些村庄常将村中的产业特点和村民们的工商业活动在村名中反映出来，如村中有果园或菜园的加上“园”；以打铁为业的加上“炉”；手工作坊多的加上“坊”；经商者多的加上“店”、铺；村中有集市的加上“集”等。六是人名模式。为纪念某个特殊人物而以人名作村名，如王士厚、李名扬、李凤桃等。
三ˋ 村名的用字和读音不断发展嬗变。这方面的变化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避俗就雅，如将“庵尚”改写为“安上”、将“窑子”改写为“尧舜”、将“鸭蛋李”改为“雅淡里”、将“难庄”改为”南庄”等；二是避多就少，如将马捞人庄飞改为“马庄”、将“李家楼”改为“李褛”、将“菜瓜杨庄”改为“菜杨庄”等；三是避繁就简，如将王凤写作“王奉”、将“田陆”写作“田六”、将“花庄”写作“化庄”、将“官墓”写作“官目”等；四是读音上的异变，如将“杨二庄”读作“牙庄”、将“尚丕庄”读作“啥庄浴、将”孙二庄”读作“牙庄”、将“尚二庄’读作”啥庄”、将“富余集”读作“飞集”等闲
四、村名中显示的姓氏和当前村中住户的姓氏情况不一定相符。且村庄大小不一。这种情况很常见i也可以理解。历史大潮的冲击力量是强大的，特别是在战乱频繁、灾荒肆虐的年代，一户一族如沧海中的一时扁舟，随风浪漂泊，常常难以自主，人们都有计种求生的本能，都有一种安居乐业、发家致富的愿望，一旦当地的环境不能满足这种愿望，他们便试图改变，有时甚至不惜采取举家或整族搬迁的方式。盛世定居，乱世迁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户籍管理松散的年代，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另外，还有一种封建迷信的力量在为这种人口流动推彼助谰。如姓于的和姓郭的同居一村，姓于的往往要择地搬出，他们怕鱼( 于)人锅( 郭)会有厄运；姓朱的永远不愿意与姓沙的同村。因为杀( 沙)猪( 朱)会使人产生一种恐怖的联想；姓杨的和姓潘的、姓岳的和姓秦的都不愿意同村而居，因为他们认为两姓之间是世仇。 生存条件和封建迷信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旧社会中村居人口的频繁流动。这种人口的自主迁徙给今日的村庄留下了三种十分普遍的奇特现象：一是多姓聚居的村庄增多。在现今莘县境内的一千多个村庄中，一村一姓的村大约只能占到五十分之一绝大多数村庄都是一村多姓，十多姓同住一村者十分常见，有的自然村的姓氏竟达四十多个。二是村名所冠的姓氏与当前村中的实有姓氏不符。有的冠名姓氏在村中成了少数，还有相当一部分村的冠名姓氏在村中已经绝迹，名和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务 三是旧县城周边和交通要道旁小村多，偏远地区大村多。如莘城镇和十八里铺镇都有八十多个村，朝城镇有九十多个村，其中多是五百人以下的小村，大村很少；而地处偏远的王奉镇，辖区面积在全县二十二个乡镇中居第三位，却只有四十多个村庄，其中千人以上的大村占多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县城周围处于官府的眼皮底下，盗匪不敢横行，村小亦可无虞；偏远地区乃官府鞭长莫及之地，盗匪肆无忌惮。只有很多户聚居在一起，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多一些保障。
在今后的岁月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村名还会不断发生变化。记下这些变化，研究耘发展变化规律，是当代地名工作者的一项长期任务。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