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试图利用“焚书”、“禁私学”的方式，压制一下“愚儒”、“游学”的道古害今、是古非今、虚言乱实、非郡县、非法教、造谣诽谤朝廷的嚣张气焰。一旦其诋訾郡县制、法治和法教等的舆论攻击，稍稍收敛，“焚书”、“禁私学”的法令，似乎也就没有必要认真贯彻实施了。事实上，秦始皇“禁书”、“禁私学”的法令，也确实并未认真贯彻实施。
“愚儒”、“游学”及其“群下”，对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法治和法教的舆论攻击，同六国复国者散布的“始皇帝死而地分”之类的政治妖言遥相呼应；一时间，朝廷内外，众口嚣嚣，不期然而然，大有摧垮以郡县制和法治为基础的秦帝国的国家政权之势。秦始皇在严厉镇压六国复国活动的同时，又通过“焚书”、“禁私学”，对其道古害今和虚言乱实的行为，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或声称要将之“弃市”，或声称要“刑及三族”，或声称要将之“黥为城旦”。
乍看去，秦始皇的“焚书令”，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严厉，使人有一种咄咄逼人之感，一时间，“愚儒”、“游学”恇攘失图，皇駭惊懼，无所措手足。然而在实际上，这却不过虚张声势。试看《史记·始皇纪·李斯传》，在记述“焚书”、“禁私学”时只记述至“制曰‘可。’”，而便再无下文了。这就是说，只记述了秦始皇下令“焚书”、“禁私学”的起因及“焚书令”的具体内容，而对于秦始皇如何责令李斯实施“焚书令”，以及李斯如何实施“焚书令”，“焚书”、“禁私学”的结果又是怎样：如哪些人因“偶语诗书”而为之弃市？哪些人因“以古非今”而遭族诛？哪些人因拒不“焚书”为之“黥为城旦”？哪些官吏因执行“焚书令”不力，而为之处以“与同罪”等等，却概无一言。而《史记》他篇目，对此的记载也并不多见。虽然班固的《汉书》，对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非议多多，并且措辞也相当的激烈，但却因缺少真凭实据，而显得苍白无力。西汉“过秦”、“罪秦”论者中，虽然也有不少人，在那里高声叫骂，骂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是如何、如何的混蛋，但却“大帽子”下无人。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后人，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确实不过是一种声势，吓唬人而已；不过把弓拉圆，引而不发，示其威势而已。秦始皇试图通过强大的舆论攻势，慑服“愚儒”、“游学”及其“群下”，只要他们不再“造谤”朝廷，那就万事皆休！对于这一点，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的《秦献记》，有着相当的诠释。
据统计，在秦七十博士中，有四人见于《史记》，名叫周青臣、淳于越、叔孙通和伏生；一人见于刘向《说苑》，名叫鲍白令之；二人见于《汉书·艺文志》，名叫羊子、黄疵；一人见于《汉书·京房传》孟康注：名叫正先。以上八人中，除正先因非议赵高而为赵高杀死外，其余七人不见受过任何处分。据说，鲍白令之曾在朝廷之上，严厉批评秦始皇“行桀纣之道”；淳于越曾指责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是“陛下之过”，而秦始皇均未惩罚他们。另有羊子著《羊子》四篇，黄疵著《黄公》四篇，秦始皇也未禁止他们。博士之外的其他一般知识分子，也多有著述，如成公生“游谈”不仕，著书五篇，零陵县令还写过一封非难李斯的信。综观《羊子》、《黄疵》、《零陵令信》，或为儒家者言，或为名家者言，或为纵横家者言，而秦始皇和李斯均未对其怎么样。章先生由此而得出结论：“秦之诸王，非能如李斯知六艺之归也。然其律令在官，终不钩考，以至其诚。今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学孙卿，好文过于余主，此则令之之谏、零陵之难、成公之说，一切无所穷治，自其分也，又况票票羊、黄之徒乎？以李斯骩（灵活）于用法，使秦之黎献因是得优游论著者，亦斯赞之矣！”意谓，秦以后的历代君主都不能象李斯那样熟悉“六艺”的指归。李斯作为丞相具体实施法令，只是把“焚书”、“禁私学”法令放在官府里，而始终不去查考，求得真正实施。秦始皇不是平民百姓出身，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李斯是大儒荀子的学生，热爱文化超过历代君主；连在朝廷上骂秦始皇“行桀纣之道”的鲍白令之，写信非难李斯的零陵县令，不愿为秦做事而四处游说的成公生等，都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于其他无足轻重的文人学士，如著《羊子》四篇的博士羊子、著《黄公》四篇的博士黄疵等，更不会怎么样的。正因为李斯灵活运用了法令，才使得宫廷之外和民间知识分子，仍可从容不迫地从事论著或游学四方，可以说是得到了李斯的帮助。
然而笔者却认为，这何只是李斯灵活运用了法令，这应是秦始皇授意李斯如此。或者说这，是李斯和秦始皇达成的默契。因为如果得不到秦始皇的首肯，在依法治国的秦帝国里，李斯怎么敢如此亵渎“焚书”、“禁私学”的法令呢？
另从《史记》所记，秦待诏博士“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请况来看，私人讲学也并未真正被禁止。
“焚书令”虽然十分严厉，而史不见一人因“偶语诗书”而为之“弃市”者；史不见一人因“以古非今”而遭受“族诛”者；史不见一人因“令下三十日不烧”而为之“黥为城旦”者；史不见一吏因“见知不举”而被处“与同罪”者。如果真有这样的吏民，他们一定扬名千古的。因为，即使《史记》对其有可能袒护，而西汉那些“过秦”、“罪秦”论者也不会将之放过。因为出于“过秦”、“罪秦”的需要，他们总是挖空心思寻找“过秦”证据；有时找不到证据，不惜捏造证据。对如此可以败坏秦始皇声誉的“过秦”材料，他们又怎么可能弃而不用呢?
另外，既然叔孙通和伏生都是故秦博士，其后他们又都为汉皇刘季所看中，而拜其为汉博士。按理，他们对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应该是身临其境，颇知其详的。但却未见他们对秦始皇的“焚书”、“禁私学”提供过，有利于西汉诸儒非议“焚书”、“禁私学”法令的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证据的证据。
《史记·乐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李斯引用殷纣亡国事提醒秦二世胡亥说：“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小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李斯把陶醉于淫乐、女色而放弃对《诗》、《书》的学习，视为殷纣亡国的原因，足见李斯对《诗》、《书》的重视。这进一步说明，李斯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不过是为了教训一下那些“愚儒”、“游学”，勿令其以古非今而已。并非秦始皇和李斯闲得无聊，而在那里搞“焚书”游戏，以图快意于一时。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事实非常明白，秦始皇的下令“焚书”、“禁私学”，的确不过是为了利用“焚书”、“禁私学”的方式，煞一煞“愚儒”、“游学”是古非今、虚言乱实的歪风。严令之下，只要他们不再以古非今，虚言乱实，何必要动真格！这可能是法家学说中的“法、术、势”中的“术”吧！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策略。严令之下，尽管还会有少数不从令者，只要无碍大局，那就由他去吧！这不是假设，而是必然的逻辑。秦始皇“焚书”的负面影响，极其有限，甚至微不足道。在秦始皇“焚书”后不久的西汉，诸多先秦典籍仍然在广为传诵，就历史的明证。不必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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