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 却 的 回 忆（A）
---- 献给姐妹的“晚餐”
人生最大的悲痛是什么？莫过于失去母亲。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上午，像雷霆惊炸太空，似地震划破寰球，世界上最伟大、慈祥、豁达、贤惠的女性，我的母亲瞌然长逝。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悲痛、这凄凉谁人又能知晓。
母爱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这种爱凝聚了我的勤奋、毅力和意志，它永远闪耀在我青春的光芒之中。
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母亲是伞，是豆荚，我们是伞下的孩子，是荚里的豆子。
慈母的爱，这种爱谁也不能忘怀．．．．．．
母亲的一生是坎坷辛酸的一生，是勤扒苦做的一生，是慈悲为怀的一生，是福星高照的一生。
一个姐姐，四个妹妹和我，是母亲含辛茹苦，百般呵护，倾心抚育才长大成人的。这中间有多少酸甜苦辣，有多少悲痛欲绝，有多少甘泉园梦，又有多少悲欢离合。母亲的整个人生和心血全部浇灌在我们身上。
从我记事起，母亲当过街道组长、织布厂保管、卫生所司药、医药公司保管、蔬菜公司出纳兼会计，直至退休。
母亲个子不高，沉稳端庄，身体壮实。她脸庞时刻堆满了笑，双眼流露着真挚的爱。她的人生磨难中有两个＂病痛＂：腰椎骨折和胃底下垂。这＂病痛＂既使发病于最痛苦难受的时刻，她也是笑容可掬，不求助人,生怕招惹别人麻烦，一个“忍”字时系心中。
慈善和勤劳是母亲最突出的美德；慷慨和热情是母亲最显现的个性；宽容和豁达是母亲最富有的品行。
(一）
母亲生下我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农历），公历九月十五日，一个天高云淡、温暖舒适的日子。
父母亲给我取名“国雄”，“国之雄”，顶天立地。可我的人生旅程却历经沧桑，饱受风霜。时而凄风苦雨，多方磨难，“熊”之形也；时而披星戴月，勤奋耕耘，“牛”之状也；时而饱受欺凌，浴血奋战，“猴”之躯也。人间的惊雷闪电，社会的倒行逆施，政治的天翻地复，生活的艰辛困苦，使所有勤奋劳作的人们感到蒙胧、迷惘、猜忌、不知所措，人们就像飘浮不定的“一叶小舟”，随波逐流，任其“荡漾”到“天涯地角”。
我出生落地时，不哭也不叫，母亲叫接生婆在我的屁股上狠狠的“打”了两下，这才“哇、哇”的复“活”了。看来“打”与“活”是密切关联的，有“打”才有“活”，要“活”必有“打”。可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母亲没有打过我，倒是父亲打过我两次罢了。
我七岁前幼稚、单纯的童年生活，是在孝感城区一条不太显眼但街市略显繁华喧闹的小街—“府前街”度过的。
“府前街”座落在孝感城区西南端，南北走向，从北到南长不过四百米，宽约十五米。街面上有砖块碎石，下点毛毛细雨，还不会“拖泥带水”。街的北部垂直紧邻着“线子街”（解放街）。南面则是一条清沏见底，潺潺流淌的小河（环河），河面宽约两百米，河的对岸是一大片葱茏繁茂的田园和星星点点的农舍。这条河是人间的母亲河，生命河，附近街道居民们的饮用水就全靠它“施舍”供给。河边岸头有一条红石垒起的缓坡向上的台阶，挑水的、洗衣服的、洗菜的人们都沿着这条台阶上上下下，复出而回。渡船，渔船，蓬船常在这儿游弋穿棱，停泊，时而可见“工”字形鱼鹰船和打鱼人在这儿刁鱼、钗鱼和撒网捕捞鱼虾。
我家居住的房舍位于府前街中段，座西向东。每天清晨有温润和煦的阳光照射大门，显得明亮而清新。房舍大门上端嵌钉的深蓝色门牌号上书写着：“府前街42号”，据说此房是赵姓家族租当给我家的。
房舍是一重长长的通间，从前到后贯连着四个小间。房的上面有木板楼，但木楼的“居住权”是赵姓主人家，与我家无缘。古铜色调的大门有四米来宽，是六扇一尺来宽的木质板门拼列而成。每次关、开门都要一扇一扇的上上、下下。在我幼小时的记忆中，每天都是我的母亲搬动门板上、下大门，然后返回屋里扫地，抹桌子，清理家务......
房舍大门的顶端还有一个近两米长的木质黑底黄字的招牌，上面用楷书写着“冠华诊所”四个大字，金黄闪亮的字迹格外引人注目。父亲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开了一家救死扶伤的诊所，并以此为职业在社会上立足谋生。
迈进我家大门的左侧是一个白色高大的玻璃山架，山架内面装满了各式各样、大小不等的药盒、药瓶。面对大门一尺开外摆放了一个棕黑色檀香木质的条桌，条桌上又重叠搁置一个多抽屉的小柜，小柜上面放着天平、玻璃钵、弯盘、摄子之类的医械和器皿。母亲安然地座在条桌边,认真而小心的发个药，余外还卖点膏、丹、丸、散之类的药品。如有需要还抽身去给病人打个针,换个“外伤药”什么的。
在我的初始记忆中，几乎每天有不少病人找父亲看病，屋子里经常坐满了人，父母亲一天到晚都很忙碌。
外祖父和外祖母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他们的住房也是向赵姓家族租赁的。住房前面有一个开阔的空地，紧靠大门左侧的空地上有一株一丈多高的苦栋树，上面时常有麻雀闹喳喳的。一块光洁的长方形青条石搁置在大门的底下。我时不时光顾外祖父家。外祖父疼爱我,经常给我一些吃的和玩的物品，有时是一把“玩具枪”或者“橡皮汽船”；有时是两块“蛋糕”、三根“麻花”或四把“油炸散子”；我玩耍起来流涟忘返，时时依恋不忍离去；吃起食品来嘴巴却忙个不停，额外的“勤劳”。余外，走时还要抓一把拿一堆喜欢吃的食物装入口袋，这时，我偷偷窥见外祖父喜悦欣慰的眼神，脸上流露出满意和欢畅的微笑。
在我幼小时的印象中，外祖父是一个瘦长个子，嘴上蓄着灰白的长胡，戴一顶黑色毛毡瓜皮帽，常穿深灰色长袍，白净的脸含蓄而慈祥，老爱斜着脑袋用欣赏的眼神瞧人，走起路来总爱手持一根深棕色拐杖，文雏雏，活脱脱象一个账房先生。
我家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欢乐。社会显得相当平静而稳定。世面活跃，物品丰富，人们安居乐业。每到过“年”，总有“拜年人”从门缝中插入几张乳白色或淡黄色“名片”，以示祝贺“新年”，每次我都高兴的跑过去捡起来，并迅速交给父亲。过一会儿，父亲就兴冲冲走出去，按照投进来的名片上的地址回送父亲自已的名片，有时还高兴的带上我一块去。过“年”期间，一部分街道住家用白色石灰水粉刷了墙壁，显得雪白锃亮；街道地面上撒泼了干净的黄沙，走在上面松软舒适；鲜红烫金的对联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街面上不时传来挑担“捏糖人”的，卖“蒸糕”的，卖“糯米打糖”的么呵叫喊声；时不时还会碰到高大木架式的“西洋镜”摆设在街头，二分钱一窥视，一次五分钟，多是些色调明快、立意新颖的绘画和照片，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大家相见如宾，和睦相处，一付日新月异，兴旺发达的社会景况。
一九四九年元霄节（真月十五）的晚上，在离我家大门二尺开外的街面两旁，母亲堆放了两大捆枯黄色干芦苇，干涩的植物气味直朴鼻孔。母亲小心把它点燃后，顿时火光冲天，还毕毕泼泼炸出大大小小的火花，把黑暗的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我与姐姐在一旁围观，这个场景令人心花怒放，欣喜若狂，我们一边跳跃着，一边还时不时把破碎的纸宵掷往火花上，让它燃烧得更加“有味”。这条街有四、五家住户也是这样燃放的，它们之间燃起的火光相互交映，很有一番“火烧赤壁”的情趣。还有不少住家的大门顶端，吊挂起了鲜红明亮的灯笼。灯笼的造型别开生面，栩栩如生：狮子灯、鲤鱼灯、鼓灯、走马灯、五角星灯、虾子灯......漫步街头观赏，显得祥和、欢欣、热闹和富有生气。街面上，还时不时看到有小孩提着各式各色的灯笼行走，两只单纯的小眼左顾右盼，幼稚的脸庞上露出愉悦的笑。夜深了，母亲一边把姐姐、小玲、小莉和我叫来坐在桌子旁，一边端来一碗碗热腾腾的元霄，摆在我们面前，温存而体贴的对我们说：“肚子饿了吧，快剩热吃啊！”我们笑呵呵的吃着，闹着，显得异常兴奋。这一夜的情景牢牢刻印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使我终身难忘。
在一个北风呼啸、寒冷剌骨的冬天，鹅毛般的大雪落个不停，屋顶的明瓦上能看到厚厚的雪花。估计是上午七、八点钟了，姐姐，我和几个妹妹们还懒散的睡在床上，母亲推开门，满身沾满了星星点点的雪花，手里捧着一大包“油条”、“饼子”，径直来到我们床前，把“早点”分送给我们吃。我接过“油条”的一刹那，看到母亲手背上有鲜红的血，我惊怕的问：“姆妈，你的手背上有血！”，母亲不知可否的淡然一笑说：“没关系！”。过后我才知道，母亲在买了食物回家的路上，路滑跌倒在地，手背，耳后，被石头撞破流了许多血，左侧小腿还青紫了一大块，可那一天，母亲像没有事一样，仍然忙进忙出的。
五岁时的一天傍晚，我从对面外祖父那儿连蹦带跳回家，刚离开住屋踏入门外的场地，不小心被大门底下的青条石拌了一下，身躯顺势向前一掺，脸庞正巧撞在一个砖头上，顿时满面是血。在疼痛和惊恐中，我哭喊着往家里跑。父母亲见状吓坏了。母亲心疼的把我抱在怀里，嘴里不停的呼叫：“这怎么办啊！”悲凄和惊吓的眼泪流到我的脸上。父亲一边责怪一边小心的为我清洗伤口，上药。在以后的每个日日夜夜，母亲一直处于沉闷和恐惧之中，不离身的守护着我，直至我完全康复。后来母亲告诉我，受伤的部位正在眼皮上，如若再深一点，眼球就被累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成“独眼龙”）。至今，我的右眼皮内侧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疤痕。
这一年初冬的一天上午，天空晴朗，但寒意仍浓。我坐在大门外侧的靠背椅上悠闲的晒太阳，一个上身穿墨绿色毛料衣服，卷曲的黑色长发披肩的女人，快步走近我的身边，一双手将我抱起，用嘴唇轻轻亲我的脸，把我逗乐了。她扁平的脸庞和稍显肥大的鼻子一直注入我的记忆。后来才知道她是我的“六姨”，是母亲的同胞妹妹，比母亲小四岁，叫赵庆华。姨父彭绍斌，湖北黄陂县人，据说当时是国民党部队某部一个汽车连的连长，一个颀长而相当英俊的男人，后来与六姨旅居台湾。他们有一个女儿彭启麟，台北大学毕业，在台湾台北市公共汽车公司从事电脑工作。一九八八年十月，“六姨”偕同姨父、女儿回到了孝感。近七十岁的人了，六姨仍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皮肤润洁丰满，唯有鬓发略显斑白。姨父气宇轩昂，风流倜傥，说话温文尔雅，有一派学者气势。启麟三十多岁了，看上去仅二十岁出头，白皙滑嫩的皮肤，乌黑油光的长发，一双机敏的眼睛熠熠闪亮。海外人员对躯体的保养如此之精，令人赞叹。他们这些人类优势是海外舒适宜人的气候？还是社会的丰衣足食？或者是环境的秀美和净化？真值得推敲。
一九五零年仲秋前后，我六岁那年，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一天，外祖父去世了。出殡那天，屋里屋外挤满了人，象剧院散场闹哄哄的。外祖母木纳的座在堂屋，眼光呆滞而悲戚。母亲不停的哭，悲痛的声音震撼着我的心。看见母亲哭，我也“哇哇”的哭了。姐姐和小玲相拥着站在一个角落里。小莉被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抱着。 我也被一个中年高个男子抱着，头上系着扁平的白布，脚上的鞋面上也有半园形的白布，手里拿一根白纸糊的小竹竿，竹竿顶端系着二尺来长的白纸条，据说叫什么“幡”。出殡的人群有一百多人，男女老少杂乱不堪，不少人披麻戴孝。走在出殡队伍前面的，是八位粗壮男人抬着的外祖父的棺椁。此时锣鼓哀乐阵阵，哭声震天动地，时而有人向天空和地下抛撒白色和黄色的纸钱，约莫行进到小东门外二、三里路远一个野草丛生的荒地里，出殡队伍才停下来，外祖父的棺椁就在这儿安葬。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母亲时时缀泪，平时，我瞧见母亲的眼框经常是红红的。
母亲离开家到城区“织布厂”做事了，据说是从事“仓库保管”工作，是“西南门街政府”特意安排的。
一天中午，我陪同“伯伯”（姨妈）给母亲送饭。我抢着要提饭盒，心里想着“人小志气可大呢！”我与“伯伯”沿着狭窄的新华街拐弯进中山街，沿中山街走二十余米再拐一个弯来到位于小东门街口的“织布厂”。这个“织布厂”的大门是两扇很大的木质门，木质门上钉有铁皮和铁卯丁，沉重而坚硬。厂房内面有很大的空间，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染料和漂白粉的气味。四周各处摆满了织布机，织布的声响震耳欲聋。地面上散落有不少破碎的小布块和线头。在厂房东北角一处不大的小房里，我们找到了母亲。母亲穿一件白色围裙式工作服，上边印有“织布厂”三个蓝色的仿宋字。房间里摆放着一个陈旧的条桌，上面堆了几个厚薄不一的账本，这可能就是母亲的“保管房”了。母亲一见到我，情不自禁的赶紧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我举着饭盒骄嗔的对母亲讲：“姆妈，你的饭！”母亲惊诧的望着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一九五一年秋，我上小学了。城关“第一小学”位于新华街，离我家很近，最多三百米，拐一个小弯就到了。
“第一小学”的大门是湛蓝色廊坊式建筑，五步台阶上行，大门屋顶有绿色闪亮的硫璃瓦，大门两旁耸立着两个乳白色青石磨刻的石鼓。跨入有一根木栅栏着地的大门后，前面是几十块排列整齐的一米见方的白色“大理石”铺成的甬道，两旁栽种有苍劲的“古柏”，长绿的“万年青”和粗壮高大的榆树。第二道门是拱园形的，纯白平整的墙壁，门框地下铺设了一块“花岗岩”条石。走过十余块一米见方的白色“大理石”后，前面两侧的平房就是六年级的教室。上三步台阶，再走过七、八块一长条白色“大理石”，就是“教学办公室”。从“教学办公室”往右拐二十余米，一个宽敞的操场就展现在面前。操场的北面是一排被高大榆树掩盖着的整齐的教室，四、五年级的学生就在这儿上课。南面则是一栋宽阔深遂的庙宇式“宫殿”的后墙。石灰粉刷后白色的墙上写着“健康第一”四个红色大字。从“宫殿”的右侧朝南拐过去，前面是一处地面铺有方形白青石的宽敞的场地，两边各并排三间教室，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这里就读。南面耸立着一间有四根大形园柱做支架的阁亭式建筑，四步台阶上到厅里，大厅地面又是青一色方形白色“大理石”，两边各有一间教室，这是我读三年级的地方。沿大厅台阶下行又是一个小操场，学生们下课后常在这个小操场上走动玩耍。
“教学办公室”是一间墙壁由一半是方格形玻璃构成的“凹字形”平房，最北面一间是“校长”办公室。庙宇式“宫殿”的内厅宽敞，上面的屋梁立柱已颓废凋落。靠北墙有一座黄褐色立式神象，好象是威风凛凛的“玉皇大帝”，因年久失修，显得残破不堪。读四年级时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合唱团，平时练习唱歌就在这个地方，歌唱发出的音响在大厅震动回荡，显得悠扬而洪亮。
入校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放学时下很大的雨，天空灰暗，雷电闪烁，加上哗啦啦的下雨声，很是吓人。我站在教室外屋檐下，不知所措。胆大的孩子们冲进雨中往家里跑。我惊恐交加，心神恍惚，左顾右盼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迷茫之中，母亲接我来了。母亲脚上穿着鸭子嘴“胶鞋”，下边的裤子卷得很高，母亲把我背在她的肩背上，一只手托着我的屁股，另一只手撑着深棕色雨伞，在哗啦啦的雨声和雷鸣声中，一路急走回到了家,到家后母亲的胶鞋里灌满了水，卷到膝盖以上的裤子已被淋湿，母亲成了“落汤鸡”了。
初冬的一个星期日，我与班上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北门外“濠沟”边玩耍。“濠沟”周围是一片荒漠的不毛之地，长满了狗尾巴草、野菊花和蒲公英。上午阳光温暖和煦，白色的蒲公英花像微细的绒毛，经初冬的北风一吹，似降落伞飘逸飞舞。不远处，在一排松柏树和万年青掩饰的黄土包的中央，耸立着一痤灰白色青石造就的“乌龟碑”。碑的底盘是一尊伸着长脑袋的大“石乌龟”，它的背上驮着一块二尺宽，五尺高的青石碑，碑上刻有几十个“凹”进去的“颜字体”文字。“石乌龟”的尾巴异常短小，贝壳上有棱角形花纹。我与同学们不停的用手在“乌龟碑”上摸摸点点，用眼在“乌龟碑”上反复搜寻感兴趣的部位，嘴上东扯西拉，瞎估计难猜测，但总讲不出“道道”来。一九五三年在暴君和独裁者“斯大林”死去的第二天，恰逢一个星期日，我曾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突然发现“石乌龟”的尾巴被人捶掉了，“破坏者”真是缺乏文化古迹保护知识，可恶！可悲！可惜！
父亲对京戏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平时工作辛苦劳累，隔一段时节总要上京剧院“放松一下”。母亲有时带着我陪同父亲一起观看。京剧院座落在繁华的北正街，街面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城区的商贾店铺大都在这儿落脚。京剧院大厅可容四、五百人，但满场的不多，究其原因是能听懂京戏的人太少。有一次我与父母亲到京剧院观看“孙悟空大闹天空”，我简直看得入了迷，孙悟空翻打械斗的架式和手舞足蹈的动作至今还历历在目，母亲买了糖果、瓜子进来给我吃也不知道。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记得京剧院两个有特色有影响的演员：男的叫李勇超，演孙悟空的，女的叫谢玉芬，演小姐的。据说谢玉芬后来调动和搬迁到河北省唐山市，一九七六年唐山突发地震时被砸死了 ，多可惜的一名京剧演员。
我家隔壁的住户是赵氏主人家，男主人叫赵伯成，年约三十七、八岁，为人厚道而勤劳。他的两间宽敞的前屋开着“轧面店”。每天早上，我多瞧见赵伯成在拚命的揉搓面团，当面团成了大小不等的细粒后，随之倒进手摇压面切面机中，接着，便死劲的顺时钟摇动把手，不一会，大小均匀，宽窄一致的面条就出来了，再就是晒干，切断，打包，销售。他有一个弟弟叫“六”，十五、六岁，身材矮小瘦削，目光呆板，头上有白癣，言语不多，整天拚命干活。他家面条生意不是太好，日子过得也很艰辛。他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大姑娘“大蓝子”十五、六岁，小姑娘“小蓝子”十二、三岁，一个叫“母猪”的儿子才五、六岁。孩子的母亲是一个黝黑的脾气暴燥的女人，一双泠漠的鼓眼睛令人毛骨悚然。她对自已的女儿刻薄，百般蹂躏，对“六”也经常责怪打骂。有好多次从她家传来“大蓝子”尖锐的嚎叫和悲凄的哭泣。两位姑娘拚死拚活的做，身上却随时“刻下”鞭打的痕迹。小儿子“母猪”可是太上皇了，身上显得琳琅满目，珠光宝气。冬天穿绸缎披风，戴护耳绒帽，夏天着飘渺纱，手摇折扇，真是娇宠至极，不同凡响。直至十多年后，“六”长大成才了，成为“长航”的一名水手，并成家立业。他昔日的“仇”要报，就是“永远不回”他哥哥的这个“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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