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成为哲学主题，可以上溯到1764年ThomasReid的《根据常识原则研究人类的心灵》一书，他所代表的苏格兰常识实在论学派，经摩尔（E.Moore）在20世纪初的大力倡导，在哲学中的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但科学常识的研究却始终未成显学。众所周知，科学常识是国民科学素质教育的基础，缺乏科学常识就不能称为文明人或现代人，这似乎没有人会质疑。但是，如果要抓住科学常识的本质规定，并给科学常识下一个周延的定义，却绝非易事。黑格尔就曾挑战常识，说：“常识是每个时代的偏见。”科学常识也同样会成为偏见。近来我在写作拙著《新先验论》时，就常识问题几乎翻遍中外文献，却发现对科学常识这一主题很少有人问津，甚至没有被纳入科学哲学的研究域。细想之后，觉得问题极多，如常识和非常识如何划界？常识既是文明的要素又是文明发展的障碍，如何正确评价常识的历史作用？科学常识的内容有哪些？其中哪些是基本的和稳定的，哪些又是变动不居的？如此等等，可谓疑窦重重。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开拓的空白域。找到的唯一一本系统著作是雅各·布朗诺斯基（JacobBronowski）的《科学常识》（CommonSense of Science）一书，出版于1951年，是部引用率极高的经典，但迄今没有中文译本，国内似乎尚未有人提及。作者认为科学的本性和人的本性是一致的，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说，科学常识确有其宇宙学和进化论的根基。此书的第七章标题也是“科学常识”。但读过之后，觉得作者完全忽略了科学常识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性质，而这恰恰是今日科学常识问题最有现实价值的维度。日内刚刚译出“科学常识”一章，并加了一点注释，现发在这里，算是对行将逝去的难忘一年的告别。
现在我们已经在几个地方穿越了科学纷乱错杂的领域。更有甚者，我们还以批判的观点对它所在的坚硬岩体的表层以下进行了开掘。我使用了探索和研究的图像，而这些图像是恰如其分的，因为这逐步进达于科学航程的发现意义。但对于这一航程而言，这一向度只是暂时的。就像西班牙人的航程指向茫然无涯的西方一样，科学甚至英勇无畏地去实现历史的意志，反过来这也有助于决定科学的运动。犹如文明和我们的社会，科学存在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上：它不停留，它生长。文明还不到一万年，在这段时间里，人创造了我们已知的世界，从乌尔1到无线电电子城，从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到拉伯雷和爱因斯坦。而科学猛烈和生机勃勃的冒险所花费的是更少的时间。
如所周知，科学确实不过是过去三百年的创造。科学大约是在1660年才以固定的形式被这个世界建构出来并被它所接受，当时欧洲终于摆脱了宗教战争的梦魇，而习惯于进取性的商业和工业生活。科学是在这样的新社会中实现，这一社会成就了它，它也帮助了这一社会的形成。中古世界是消极的，而且是象征性，它在自然形式中看到了造物主的手迹。从科学在文艺复兴意大利的商业冒险家中最初兴起开始，现代社会一直是一部能动的机械。随着17世纪商业世界成了日常生活，相应地天文学和航海工具其中包括磁石也成为科学的兴趣所在。一百年后，在工业革命中，兴趣转向了力的创造和使用。这使人的力量得以扩展，而且由此人可以在日常工作中仍然保持自己的兴趣。在后一个世纪，这一兴趣从蒸汽移向电力。后来，在1905年那个奇异的年代，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对物理学三个不同分支做出杰出贡献的几篇论文，他首先写出了表示物质和能量可以相互转换性的方程。不到50年后，我们控制了一种几乎堪与太阳相比的物质力的储藏器，现在我们恰恰以这种方式通过物质湮灭实现了热的制造。
这些伟大的历史运动必定成为可说与科学有关的每一事物的基础。我们应该为这些事物分享了科学成果而自豪，而且也应当为科学在其中被分享而自豪。但是其中的实际影响，在我们所有活动中的相互渗透，要比单纯的社会表面现象深刻得多，诸如雷达屏幕，间接加热，或白面包、皮鞋、棉布服装以及工业革命的铁床架。科学进入了社会生活及其结构，以致在肯特郡一个菜园里讨生计的人，和描绘宇宙飞船中碧眼金发的英雄的人，他们的市场可以看作是同样属于我们的技术社会。如果一个人不被允许雇佣十个仆役，而另一个人则必须用花言巧语和性虐待来为自己的卡通片增加调料，那种感受性，好和坏的评价，都在很大程度上与科学有关。人的生活是社会生活，从而没有科学在某些方面也就没有社会科学。
根据这一理由，我总是在其时代背景上考察科学思想。这些思想年复一年地蓬勃生长着，直到整个轮廓完全改变。然而这种生长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甚至也不是在除了思想别无所有的抽象空间中发生的。科学的成熟和壮大归结于那样一点，在那里理性的东西和经验的东西交汇在一起。科学是事实和思想的相得益彰。
但是，我们至少应该为我们所做的考察画一幅地图；是把历史放在一边的时候了，而且这也有助于科学之船的航行。即使对科学生长的各个阶段进行追踪，我们在最后章节中还是越发要问：今天科学方法的基础是什么？而且，我们的旅行已经把我们带到此处，也到了该总结一下我们的发现的时候了。
我们所画的这幅地图犹如一张地质图，它描绘了我们的技艺所达到的那些地层。因为我们头脑的技能和手的技能是结合在一起的。就像18世纪的工具制造者和引擎建造者所表明的，对自然只能以所考察和控制的机器零件那样的精确性来理解。同样，从普朗克1899年最初的方程式到今日的原子反应堆，量子物理学的整个进步也已表明，我们的技术成就是基于洞悉实验应用的心灵能力和勇气，而与我们的哲学习惯无关——无论是思辨的还是唯物的。
无论是思辨论的，还是唯物主义的，这些习惯都深深植根于我们历时弥久的思想方式，认为科学必须相信实在的世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虽然只不过是想到这一点——人的所有预想都依赖于我们对某种秩序的认识或者将其置入到世界中去。就像大量的藏书，管理者要在周末做一下盘点，科学是一种将秩序置入经验的活动。即使阿奎那的科学也同样是真的。对此16世纪和17世纪增加了关于科学发现或制定这种秩序的新假设。粗略地说，这个假设归结起来就是，科学要摆脱天使、红鼻子的蓝精灵之类的主体，它们的干预把物理事件的解释归之于与物理术语不同的东西。世界是自我规范的，世界是一部机器。
为了模仿这部机器的工作，我们常常描述一个由简单的构件组成并遵循简单规律的模型，它的运动从而被被说成正好是那些时空点上发生的，在这些点上实验可以对物理世界进行检验。这个模型是不是由滑轮和发条构成的，我们对阴极射线管的行为是不是了如指掌，或者解一个方程组是否简单易行，这些都无关紧要。无论哪一个都是模型。模型的真正本质是一个像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的公理结构。这要求世界是由重复的单元、原子或细胞或各种复制品构建起来的，它们遵从确定的规律，因而其行为仅仅是这些规律通过时间的活动。
我在本书中详细指明了这一背景的特征。而且我还对此详细补充了另外一类可以置入工作世界的定律。这个世界是更加有序的，是一部机器，而且它可以拥有一个模型，虽然并不是必须的。它与现有的由另一种形式的规律推动的世界有本质区别：机遇形式取代了因果形式。但是，在我们现在画的这幅地图上，我们应当看到比这更深刻的东西。我们应当看到在方法上与我们现在科学本性的起源上所看到的存在以下一些区别。科学的本性是什么？本章我们所提出的就是这个问题。从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中，一定会直接看到新科学方法的成长。于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辨也必定更加具有探索性和原创性。
如果开门见山，我们就必须抓住我们所观察的世界的一切方面。我们不能把世界本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旁观者的屏幕，另一方面是作为与我们的观察漠不相关的其它东西。这似乎仅仅可能是一种哲学观点。而且根据某种虚假的哲学把一种颇为有效的科学汇总起来当然是可能的：制造蒸汽泵，收集空气中的氦，解几个微分方程。但总会到达一个关节点，这时那些浅薄的和现成的习惯失效了；此后除非我们对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有了正确的概念，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在这个关头，倘若哲学是对我们的思想习惯持批判态度的言说，它就必须是正确的。我们不必关注某些抽象的科学观点，而是审视我们在科学实践中进行的实际进程。
我已经回忆了这方面的许多重大的实践例证。牛顿以来的物理学家一直把世界描述为事件之网。但是物理学并不是由事件构成的，它是由观察构成的，而在事件和观察它的我们之间必定通过某种信号——也许是一种光线，一束波或一个脉冲——它不能简单地从观察中排除掉。这是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的见解。当他看到当时物理学内在的不一致性的时候，他自问，在牛顿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亦即在分开的两点上怎样实际进行时间比较，这时他得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每个人都会回答说：如果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没有发送某种信号，而且没有观察到该信号到达，就无法做任何比较。这种见解并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提出问题。事件，信号和观察者，爱因斯坦把三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物理学的基本单元。相对性不是作为事件的世界观而是作为关系的世界观。
有些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这样说事：科学必须摆脱抽象，而只有超出事实观察来建构科学体系。但是，爱因斯坦却是第一个认真对待哲学的人。他把哲学置入方程式中，于是物理学家惊讶地发现，这解释了水星的反常行为，并且预见了光靠近太阳的弯曲。
我从大尺度物理学中举出有关这一推理的例子。常常援引量子物理学的例证以表明，观察我们所审视的粒子的效应的那种行为，非常像黑夜车灯下匆匆逃逸的一只兔子。同样，在社会科学中，也很难做出一项民意测验或构拟一个问题而不连带着种种应答。而且在心理学上现在已经表明，提出问题的方法本身极易出错：你不能观察你自己的心灵，却也不能假装没有看见你自己。但是这些困难都不像爱因斯坦所揭示的那样具有根本性。在上述例子中，观察仅仅干扰了实验，而相对性却更深入地表明，观察是构成科学的砖块和材料。
凭借习惯这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观点。我们在实验中接受了这一观点，而当我掉过头来构建某个模型的时候却倒过来了，模型的一些片断不是观察而是理想化的东西。我们问，为什么不呢？它只不过是个模型。而且它作为大事件的近似模型会成为相当有效的工作，就像日食，水电站的大坝，青霉素遏制细菌繁殖。但是，在我们求得最佳效果时，必须更谨慎和更现实。于是我们对科学必须如其所是那样去应用它，就是说它是一个观察集合，这些观察经过整理而告诉我们将来可以期望观察到什么。
在使用观察一词时，我一直意识到所描绘的是一幅过分消极的科学进程图景。我们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认为，世界是以其强有力的方式运行着，科学家们只不过时而通过对它按部就班的运动瞥视一下而留下印象罢了。这大概是严重的误解。的确，我一直尝试弥合世界和实验者之间永恒存在的裂隙。科学不仅是理性的，也是经验的。科学是实验的，是有序的和推理的活动。实验和一切科学活动的本质都是主动的，不是观察世界，而是干预世界。
这一指向并非科学所独有。一切生活都是活动，人类的生活则是思想活动。如果说，作为对生活的一种说明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科学来说仍然需要强调是：科学是人类生活独特的活动。人类活动的特点是，在每一步上都在我们面前展开的若干供挑选的构想路线之间做出选择。人可以设想这些选择，而动物大概不能；但是对二者来说，活动都意味着选择——问题是，我们是假定这种选择是自由的，还是受限制的。对于两者，活动都直接指向未来。人对这个指向是自觉的，从而有意识地选择一种活动而不是另一种，以期导致一种未来而不是另一种。我要补充的是，这一说明描述了他们所做的什么是正确的，我们是否认为他们的选择是自由的或被规定的。
对我来说，这似乎是我可能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但相当奇怪的是，过去却很少有人问津。生命体的特性是它们的活动是直接指向未来的。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点，径直称之为活动的特点；但是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抽象，因为活动和生活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生命体在变化，它们的明天和今天是不同的；它们今天的活动直接指向明天。细胞中未知的酶使现在的细胞在二十分钟内分裂；而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是生命体还是细胞就都没有未来，二者都将死亡。我们不知道在线虫，肝吸虫或橡树的生命周期中什么处在运动之中；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周期的每个阶段都为下一阶段做好了准备；而且如果有机体搞乱了程序，它就死了。这种准备机制是奇异的和巧妙的：我们看见阴影而闭上眼睛，听见嘈杂声我们的腺体向血液中分泌肾上腺素，以致脉搏加快，肌肉紧张，神经警觉起来。但是，在每种情况下，我们的行为都朦胧地直接预先指向未来。这适合于最原始的细胞，也适合于吉本2开采学术矿山，他至少会为编写一个漂亮的脚注而感到欣慰。
所有这些都潜藏于生命过程中，但是当我们探寻科学规律的时候，它却变成司空见惯、显而易见的东西了。因为科学定律就是一个规则，用这一规则指导我们的行为，并试图为引向已知的未来提供保证。定律作为一种草图以系统的方式规定了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定律应用的条件是宽泛的，作为草图是简略的，而我们认为定律是强有力的和异乎寻常的。但是，一个科学定律与我们指向未来的惯常方式不同仅仅在于它更系统和更明晰。我们都是面向未来的造物。生命是朝向未来的过程。转向未来就像小虫移向光明。生命体确实是孤独的行程，就像由于老迈和衰朽，而可以根据过去明确地告知未来。生命使时间成为可视之物，反之在死寂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根据未来告知过去是轻而易举的。在经典力学中，时间不是一个可认知的维度，而当每个原子都处于周而复始的可逆过程之中，宇宙才恰好如此运行。
这样，生命体行为的关键就在于指向未来。它们拥有知道下面将发生什么事情的手段，或者准确地说，拥有根据预期下面将发生什么事情而行动的手段。这类知识很多是下意识的。我们不必对这种预见感到惊异，或者无论如何不必为认识未来比认识世界的其余部分更感到惊异。很明显预见乃是已经具有了生命体的个体和群体继续生存的条件。除非它们适应未来，并且解释前面的信号，否则就将导致灭亡。无论自然界多么有韵律和多么均一，生命体的生存的韵律必须是彻底和谐的，这种协调一致是生存的条件。据说伽利略通过自己的脉搏对摇晃的灯计时，发现单摆的节奏近乎于稳定。这个故事给我们指出了一个象征性的简单图式，对所有的人无论是伽利略，还是我的医生，或是其它什么人，所发现的当然既不是单摆也不是脉搏保持稳定的节奏，而是两者保持同样的节奏。不论它们的韵律如何，它们都保持同样的节奏。我们发现世界是齐一的，犹如我们发现它是美丽的，因为我们与它同步。
我曾说，在作预见时，无论是下意识的自觉和习惯，还是有意识的推理，生命体要么自我适应，要么就死去。个体通过这样的行为自我适应，社会和所有的生存系统也是如此。所以种的适应是指向未来的缓慢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整个社会解释了这些信号，无论是冰期到来，还是大陆被侵蚀，都会无意识地改变其结构以应对这些变化。
我重复使用“无意识”一词，因为在这方面当然不需要理性的理解和自觉的意愿。因为种是一个整体，所以适应机制可能是全然非个体的，甚至与个体的生存并不一致，就像蜜蜂的垂死一螫。当下做出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行为，然而种群必然要适应未来：各代似乎都是上一代为下一代作准备。在这背后我们要看到的不是对意识的掌控，也不是决心的下定。而是我重复说明的个体和种群的生活条件。现存的东西不像未来，但又并非完全不像；它是未来的某种信号，而作为个体的或种群的生命体，都是解释这个信号的预见者，从而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一部机器是一个预见者的思想是崭新的，但却是极端重要的，而我们必须习惯于这一思想。它涵盖了生命体的一切基本行为，从低等但细胞生物觅食到人类想象力的大胆创造。在我看来，它为被旧式哲学家误解的人类意识的机能和过程提供了一种洞见。而这并不奇怪，因为很难把握预见者的完整视野，除非你尝试把这个视野建构起来。
一个预见者是一部使用过去和现在信息的机器，目的是为未来做准备。就事物的本性而言，无论它的信息还是对它的预见都不可能是完备的。但是它们并不寻求所是：预见者并不试图成为袖珍版的拉普拉斯虚拟天使3，一个通晓一切并预知一切的科学忒瑞西阿斯4。一个预见者以信号的形式接受信息，而其机制解读这些信号，从而根据对未来的预期去行动。这种行动是自觉的过程。预见者持续地接受信号，甚至当自己看准了未来的时候仍然如此，并且回馈给自身的机制，以致在事实上继续在此后追踪未来。这幅图像对于下述行为的预见者事实上同样是正确的：跟踪一架飞行器使高炮适时开火，蝙蝠发射短波指认面对的障碍，或者那种使我们身体保持恒温或者在我们思考时把血液送往大脑的机制。我把这种对信号的解读称作迷人的事业，因为对每种机制系统来说，无论是实时的还是建构的，都意味着从由之发生的无意义的偏离中拣选出有意义的消息来。但是，更确切地说，我所要的是本质关系：当下提供了一个信号集，它得以继续产生关于所期望的未来的某种意义。这部机器在每一瞬间都必须将其信号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个过程的功能是综合，而不是分析。
我们关注科学，在科学中预见过程是自觉的和理性的。不过即使对人类来说，这也并不是仅有的一种预见。人具有正常的直觉，肯定不通过理性分析的步骤，在直觉中有些步骤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例如，像有时宣称的那样，在猜一张没有看见的纸牌时，多数人的表现都差不多，但有的人却比仅凭机率选择答案的机器做得好。这不足为奇，因为不管人的意识是什么，他肯定不是一台仅凭机率进行猜测的机器，像一个随机的数字盘那样。进化必然迅速地选择了我们，因为我们具有超出其它动物的那种预见未来的天赋。理性智慧就是这样一种天赋，而这种天赋是非凡的，不可索解的。而在理性智慧转向未来，做出从过去的经验向未知明天的推理时，其成功完全不可思议，即使在音乐厅舞台之外仍然能看到的天才猜谜能手们最普通的成功，也是如此。
有两点必须明察。首先是一个古老的混淆。迄今已有二百多年了，哲学家们区分了欧几里德所发现的纯演绎过程推理和从过去经验推向未来的归纳推理。但是这种划分太绝对了。关于演绎过程可以说出的一切不过是，我们能够说明它的过程，并且以精确的形式给出规则以决定什么是可接受的。但是，因为相信结论昨天为真所以明天亦真的这种决断，同诉求于那些宣称推断未来的任何其它理论并无二致。如果一个三角形三边相等，我们就说它的三个角也相等。但是，我们的意思还包括三个角是相等的，我们做出推断，它们之所以如此是根据已经产生过正确结论的逻辑步骤。如果我们说三个角会是相等的，那么我们就主张这些步骤允许继续下去，而且将在未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这一主张是典型的从过去向未来的归纳推理。
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根据事物的本性预见有时是错误的。自然，我们的目的是像时常可能会有的那样做出正确的预见，这至少并非罕见。但是，预见即使经常是错误的仍然会是有益的。我们拿天气预报开玩笑，但在战争中它却是必须保守的机密。而在像进化那样的重要生物学过程中，错误的预设有一种重要的功能。一些基因即使在预设上是错误的，其功能并不适应环境，却仍然保留在物种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残留的错误。但若没有它们，物种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有些庞大的巨兽可能就是由于缺乏这些适应未来的手段而灭绝了，就像纯种的白鼠由于其繁殖过程臻于完美，在实验室外就都死掉了。实用的适应不需保留不适应的要素而拥有灵活的要素，以便能够适应变化。当博林布鲁克5和佩里6主张人如一块精巧合用的钟表一样被设计出来时，他们并未想到进一步的进化。尤其是，对他们而言，18世纪就是自然史的顶点和尽头。
相反，我们学会了在运动和变化中看世界。我们清楚自己的缺陷，而且也学会了不自鸣得意。当未来对个体为真时，对种群也为真。二者都作为预见者通过持续的调整以适应未来。这是一个试错（trialand error）的过程。如果把一只老鼠放进迷宫而且开头就使它走入正途，它学不会走出迷宫。除非它犯过某些错误并且学会避免这些错误，否则就无法学会。一只老鼠可能比另一只更快地从错误中学会，但是甚至没有一只理想的实验室老鼠不经过出错而学会走出迷宫。
学习的过程是我们的生活必不可少的。所有高级动物都深谋远虑地试图学习。他们好奇并进行试验。一种试验是在现实世界中尝试进行的某种行为，无论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还是幼狐在其领地之外所做的都是这样。这就是科学家的实验和幼狐的游戏，两者都在错误并非命中注定的地方纠正自己的误判。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了他（它）们希望的天空和行动的自由。
所以我们必须懂得，有时犯错误是预见的本性。我们作为个体和群体仅仅是这样进行学习的。而科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学习。准确地说，大约三百年前伽利略和弗兰西斯·培根迈出的这一步，是今日科学的开端。直到进行科学革命之前，人们仍然坚持中世纪的信念，认为自然的工作只有通过造物主独一无二的智慧洞察才能理解。伽利略和牛顿是同对事实的新诉求这种理性关注联系在一起的。从那时起，对科学解释的尝试归根结底是经验的：和事实适合吗？从而科学本身被看作——虽然是不自觉地——一个学习的过程；由于在思想中对事实的诉求就注定了可能出错。科学本身就是预见者在持续的自我匡正过程中的一种机制。从托勒密天文学到牛顿到后来的相对论，其间的各个步骤都显然是学习的一些阶段；每一步都纠正了预见和事实之间虽然不大但却明显的偏差。让我们不要再傲慢地对待错误罢，它们是生命运动过程的支点。恰在此时，佩里追踪了上帝对人看似完美的设计，而威廉·布莱克7说出了虽然委婉但却更加深刻的见解：“犯错误和被驱逐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
我在本文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就是这些。每一种生命活动都是一种选择行为，它是直接指向未来的。我们在这些活动内想象的那部机器是一个预见者，它把过去和现在的信息解释成适应所期待的未来的符号。而解释和适应都不能彻底摆脱错误，因为错误对于指导他们的学习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一切方面，个体学习的方式、种群自我适应的方式和科学活动的方式之间都存在着大胆的类比。不过我的观点当然不仅仅限于类比，而是认为其间有着真实的紧密的联系。科学并不是种群的活动，而是整个人类活动的一种类型。一个置身纽约的意大利人很快就学会习惯工厂加工生产的早餐。有某种证据表明，加工食品的进食者的口腔适应于他们的食物，像种群通过缓慢的自然选择活动一样。但是在这两端之间同样存在着人类的科学进步活动。早餐加工的发明和推广本身就是对复杂问题的科学解答，这是从缩短起床和赶火车的时间到充分利用北美易于获得的食物的整整一系列方法。
对于个体和种群来说这本质上是作为预见和适应系统的科学的标志，它有时是整个社会自觉共享的方法。这同时意味着科学是可传达的的和系统化的。信号和预见必定是每个人都可以共有的东西。我认为，当哲学家们说，科学通过挑选不同的人所共有的经验来建构世界的时候，他们是在马的前面安置马车。相反，科学实践主张，存在一个真实的和共同的世界，并且假定，它对作为这个世界一部分的个体的影响，都被该个体以建构其个人经验的方式而改变了。我们并没有通过自己的经验建构世界，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认识世界。科学不是一种陈述经验的语言，而是一种陈述世界的语言。关于科学预见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并不是片段猜想的系综。科学是整理事件的一种方式：它是对作为单个预见基础的规律的探索。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科学是方法的系统化，因为它寻求的是预见的系统。科学的目的是依据普遍规律的概括，通过联结特殊实例而使之有序化。
再说一遍，我关于科学所说的东西并不是科学所独有的。个体相信存在着普遍规律，这是人类一切行为所共有的信念。人类的预见者是通过将信号置入某种普遍范畴的认知活动来解释信号。我们于是假定，所预见的未来和我们跟踪信号而认知的未来有某种一般的相似性，这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未来。我们都熟悉一对哑铃，抓住它们而把它们举起来；如果它们其实是用纸板做成的，由于出乎预料而用力过猛会就十分不适。科学的普适性的奇异之处不在于它们十分广泛，而在于它覆盖了一系列超越任何个体习惯的事实。这是一个现实的但却并非本质的特点。
本质的特点在于，科学的普遍性是其明确性。而这种语言是同时从科学所传达的事实中推论出来。个体并不需要给这些习惯列表，因为他不必把它们传递给其他什么人。即使并不期望遇见其他人，他仍会形成从现有的信号中预见未来的习惯。鲁滨逊就是如此，笛福表达了卓越的心理学见解，他描述了鲁滨逊看到脚印时流露的慌乱，并不是因为鲁滨逊担心别的人出现，而是因为其他人出现会中止他的部分概念世界。某些动物似乎缺乏任何交流，但它们却肯定会形成习惯，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一点。
科学规律的明确性特点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活动，而这种特点来自于交流。科学是通过整个社会进行的学习活动，也就是使社会可能以如下方式对劳动进行划分——把科学活动的责任交给少数人。而科学定律是那些预见和适应未来的原则，它们诉诸整个社会，可以被社会全体成员以明确的形式学会。这必须同时满足普遍的适用性和明确的陈述这两项要求，对我们的个人经验而言，用科学对世界做出精确的描绘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作为个人我们不会自我感觉到把世界分析为细胞、辅酶、介子、基因和弯曲空间，因为这不是个人对自己经验的分析。准确地说，对自身经验的个体分析是贝克莱、休谟、麦克塔格特8和摩尔叙事的主题，这些哲学家全都从个人内心的观点出发。不足为奇，当科学和哲学谈论这些不同的事物时，它们就越来越分道扬镳了。核、能和中枢神经系统是我们在随机变动的个人经验中寻求共同世界所涉及的实体。而它们所具有的奇特性质则是我们为使之明确化而付出的部分代价。世界和我们的经验以那样一种方式紧密相连，我们可能隐隐觉得自己是一种设计、意义、原因和结果，而这些都和我们所有人的经验高度吻合。但是当我们试图使这种语言精确化以求详细描述作为我们经验本底的现实世界时，我们却遇到了所有语言都具有的困难。没有明确的陈述，也没有可沟通的语言可以制定出普遍化的公式，以使它们比使用这种陈述和语言的那些人之间的共识更精确。所以我们不能使科学定律具有某种比我们所能拥有的度量和尺度更精确的终极结果。我们的规律性预见受限于我们的人性和必然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可悲哀的，某种缺陷并不比使我们成为人而不是其它东西更可悲，也不比饥饿或野心更可悲。这些是人类社会的本性和推力，而且我已经说明，科学上的错误也带有这两种性质。
我在本章描绘的这张图的基础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未来好像是我们的北极星：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科学中，它都指出了方向，并把结构赋予行动和思想。因而我并不过多纠缠于哲学家试图把思想推理或归纳理性化所遇到的困难。哲学家想给归纳一种演绎在几何学这类非时间科学中所具有的同样地位。然而我已经提到，演绎一旦被用于需要考虑时间流逝的科学时，就不再具有比归纳更高的地位了。
但是，哲学家和街头的人通过思考过去和现在开始他们的思辨，并以此为坚固的知识基础。有两个理由表明这徒劳无益。第一，所谓过去和现在仅仅是我们自己已知的经验。我们和他人共有的真实世界在过去和现在正如在未来一样是神秘莫测的。第二，假定思维的基本过程是对已知事物的回溯是错误的，据此前瞻未来才是正当合理的。这是对生命过程的颠倒。预见未来是基础性的活动，胎儿在他们降生之前就这样做了。分析过去和现在是次要的过程，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学会认识和解释关于未来的信号。询问未来为什么会和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一致是荒谬的。这样提问把问题弄反了，使它失去了意义。我从过去学到的东西之所以是知识，是因为未来将证明其为真。
只有那种询问与指向未来的归纳法有关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我们根据什么喜欢一种预见而不是另一种？对于我们所预见的未来，无论遵循哪一种都还是不确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一条而不是那一条行动路线？认为就所测算的不确定域说一个预见比另一个要小，这样的回答是不充分的；因为像每一个科学定律一样，如果它不是处于这些预见的更为基本的一些之中，那么这种计算就已经设定偏向性了。而且肯定不能说一个预见比另一个更有机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下一个事件和上一个并不相同，而且事实上并没有对这些事件做出比较的方法。否，我们的偏向不是在预见之间而是在预见的方式之间。我们偏向的不是一种预见，是偏向一种科学定律而非另一种。不过，进程的规律不像事件的规律那样可以用过去的证据来权衡——虽然我们应当谨慎使用“过去”一词：我们根据这些规律所预见的未来所处的另外一些情况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使哲学家和街头的人们不安的困难之一是，他们对未来都拥有如此固定的图景。他们就像对过去和现在那样思考未来，将其视为只是无尽头的一块红地毯上的一段，它在我们前面尚未卷起，而在我们之后却卷起来了。人们说未来犹如现在，只是发生在另一个时刻。这是牛顿的时间图像的错误推论，认为时间根本没有方向，从而是可逆的。但上世纪中叶以来，获知了一种给出时间方向性的物理性质。这就是，如果观察一股来自喷嘴的气流，当你没有看到喷嘴的时候，你可以说这部分气体是与喷嘴无关先前就有的。早先流出的这部分气体此刻更加无序了，其分子的漂移反而更加混乱了。它们失去了通过喷嘴的气流所受到的约束方向。所以，宇宙中的时间通道主要是用物理的无序及混乱状态的增长来标识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身是一种机率效应，而且只有这种效应赋予时间（以及原因和结果）以方向。
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过去和未来的这种区别：它是关于未来的基本规律，而我们的一切都以这个未来为基准。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感觉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肯定感觉到了。的确，生命的本质属性就是对抗这个时间之流：生命把伟大的秩序赋予各个时刻，相反物理的宇宙却是流向愈益增大的无序。一旦我们懂得了未来具有有别于现在的可以辨识的特殊性质，那么即使猜测一张没有看见的纸牌也没有超越可理解之物的界限。在统计意义上，可以辨识的区别是：未来不同于现在是因为在统计上更加混乱。推测仅当其始终正确的时候才是不可思议的。
译者注
1、乌尔（Ur）：公元前两千年前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帝国，史称乌尔第三王朝，或乌尔帝国。
2、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史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卷帙浩繁，原始资料十分丰富，是经典历史巨著。
3、拉普拉斯虚拟天使：法国学者拉普拉斯1714年发表《概率哲学论》一书，认为如果一种智慧“能在一瞬间知道运动着的自然的一切力量的话，知道大自然所有组成成分的位置，再者它是如此浩瀚，足以分析这些材料并能上到庞大的天体，下到微小的原子，所有的运动包括在一个公式中，那么对于它来说就没有什么不可靠的了。无论是将来还是过去，在它面前都会昭然若揭了。”这个智慧就是“拉普拉斯虚拟天使”。
4、忒瑞西阿斯（Tiresias）：古希腊神话中的盲人预言家，据荷马史诗《奥德赛》说，他在阴间仍能做预言，英雄奥德修斯曾入冥界请他做预言。
5、博林布罗克（HenrySt. John Bolingbroke，1678-1751）：英国神学家，自然神论者，著有《流放反思》，《历史研究书信》等。
6、佩里（WilliamPaley，1743-1805），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剑桥基督教学院研究员。著有《道德和政治哲学原理》，《基督教证明观》等书，认为上帝是以惊人的技巧装配世界这台机器的超人钟表匠，而偶尔机件发生故障时，才奇迹般地干预。
7、布莱克（WilliamBlake，1757-1827），英国诗人，著有学术著作《所有宗教都是一种而没有自然宗教》，诗集《耶路撒冷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等。
8、麦克塔格特（JohnM.E.McTaggart，1866-1925），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剑桥三一学院讲师，著有《黑格尔宇宙论研究》，《若干宗教教条》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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