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实践

 邓小初

    一个叫“新哲学”的博友在博客中概括了哲学为什么停滞不前的四大原因，一是谬论哲学否定和掩盖了真理哲学，而大行其道；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分离；三是哲学者脱离社会实践；四是统治者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一统天下，从政治上制约了人们的哲学探索。我比较赞同，第一条和第四条可以说有政治色彩，第二条与研究者和研究方法有关，我们姑且不谈，所以，我想作为我们搞管理和技术的人来说，来探讨一下第三条很有必要，因为哲学的相对沉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了，而哲学确是充满智慧的学问，但实践中的人们非常的渴求智慧，这就如站在两岸的一对恋人，多么希望能有一座桥梁，将白莲花变成康乃馨。

     于是我们再看一下关于第三条的详细内容：“大学与研究机构的人员脱离社会实践，而使得社会实践中的新思想不能及时得到概括总结；而社会实践中的绝大多数人又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我觉得提法需要修订一下，应该是研究哲学实践化的人太少了，社会实践中人更缺少的是将理论知识变成实践能力的方法。这也是我多年咨询实践中所感受到的。哲学思想不是少了，我觉得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宝库库存是丰富的，一些同志总想从理论上搞一套新的体系，精神固然可佳，但更希望这套体系能实践化，现实中更多的是需要那种桥梁式的体系或模式。

    笔者曾非常浓厚的兴趣于信息哲学，也寄希望于它能实现这种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钢先生曾说：“信息的科学研究不仅为哲学提供了崭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为哲学贡献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信息的哲学反思又为信息社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系统论证，形成了与其他哲学分支并立的新的理论体系，引导并规范着信息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根据我们的研究，西方各种后现代思潮大有收摄于信息哲学的趋势，并有可能出现新的理论综合。”但这种新的理论综合没有出现，而哲学与实践的大跨越也没有实现，而光提理论综合，我以为也不是信息哲学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信息哲学还需要做很大的改造。也就是原创者和后创者以及传播者还要做很多的创造性的工作，我觉得一方面还需要吸取更多东方哲学的营养，另一方面还需要具有西方企业界或者商学院的那种实践主义研究方法与精神。2008年9月，国内第一信息哲学专家西安交大邬焜教授与信息哲学创始人牛津大学弗洛里迪教授会面了，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是否谈到中国古代哲学对信息哲学深入发展的意义,是否谈到信息哲学需以某种方式实现哲学到实践的大跨越。

    写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希望有这样一套桥梁式的理论或机制或模式，如果有这样的理论，那还得有这样的革命队伍，我以为，这种队伍就是咨询队伍，他们不但教理论，还要指导学员应用理论，应用还不够，还尽量的要能出效果。他们从容地行走在理论与实践当中，将企业相当专业和相当个性化的问题与理论、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学员与老师共同的聚变思维，而形成创造力和生产力，充分发挥知识的力量。那些光培训不咨询的老师只能说是这个队伍的准成员。

    一个大贯通大跨越的理论也好、方法也好、架构也好，必定要引领一场思潮的大变革，并大规模地触及实践，否则是不可能有什么意义的。一位企业家在和我谈及古代哲学范畴的内容时，她迅速将其和企业经营战略联接起来，可见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实践中对哲学的实践意义是多么的敏锐，也是多么渴求得到哲学的指导，但往往哲学的表达与传达机制让哲学变成一个靠悟才能找到行动方向的机制，如果有一种方法象6SIGMA一样将哲学表达与对实践的指导模式化，那就能将这种“悟”简单化和具有良好的再现性，也就是让更多人容易得到哲学的指导，也就会让更多的人成功，这不又是成功学的一个新的实用性学问吗？就比如在没有创造学之前，人们都以为创造力是天生的，但有了创造学之后，发现人的创造力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提高的。

   大家可能会说，哲学是母学科，不同门类的的学科还有自己的理论学和自己的工程学科，那么行走在理论与实践当中的人是指在各门类学科理论与实践当中的人，还是哲学与各门类学科理论当中的人，还是哲学与实践当中的人呢？这个就得靠得各人的造化与修炼了，这个通道也是很宽的，也就有阶梯的，有的人可以成为世界级的顶级大师，比如“詹姆斯.哈林顿,比如汤姆.彼得斯等等，还有这个队伍的咨询者是泛指，不是特指，只要能承担这种传道的功能的人都算，当然还包括有很深造诣的并愿意指导与分享的企业家，比如有的人自己对哲学有很深的领悟并能应用到实践中去，还办起杂志去传导一种精神、一种价值观、一种审美观，并且也全力去打造实物产品去诠释，这具有非常高的难度与纵深，因为这儿有理论到实践的大跨越，也有学科的大跨越，既然她们能超越这些山峰，也就不存在从白莲化到康乃馨的障碍了，也就是思想行动都能很自如的那种，那可以说这种方式的传道已经不是一般水平的传道了。只是一定要做得更深、更高、更强啊，一定会的！！！

    

    信息哲学之所以没有实现大面积的哲学理论综合并大面积的实践化，就是因为这种大跨界，难度很大，并且一个人的精力与悟性也是有限的，比如法国哲学家罗兰. 巴特将语言学结构主义推广到整个符号学，但为什么就不能推广到更多领域呢，况且结构主义的适用性相当的强，现在的学科越分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如果要一个人能这样实现理论大综合，理论与实践大跨越还是需要更科学的方法的，所以，没有学科的大贯通，怎么会有哲学的大整合，有时哲学家也选择一些专门的领域进行突破，比如巴特写了一本书符号主义的书《时装系统》，就是一个专门领域的理论研究（但还是侧重哲学层面），就如时尚包括的内涵很广，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有的同志选择包包进行突破，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

 

    哲学走向企业管理实践上，首先是对思想的引领，对企业家或者企业精神的引领，对企业战略思考的引领，但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你打开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罗伯特.卡普兰的《战略地图》一书，这可以战略领域的颠峰之作，但你几乎找不到哲学的影子，不知道美国的哈佛、麻省等商学院的学生学不学西方哲学，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价值”，怎么识别价值、制造价值、传递价值等，但研究价值的哲学很多很多，为什么就没人去找根呢？难道这种根的回归没有意义吗？但是在中国又不一样，中国一些古典哲学对企业经营的价值还是比较被认可的。

   难道西方哲学的实践性不如东方吗？比如说，我想和朋友一起定义一个美妙型组织，先设想为这种组织中，成员都认真地进行价值的创造，创造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压抑最少，并且非常快乐地工作。这应该很有价值吧，那就得建设一种这样的企业文化，弗洛伊德认为，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他又强调没有这些压制人就不可能走向文明，那从实践的层面说，可不可以将人的一般方面都列出来呢，将人的本能结构都构造出来呢，再来一项一项的研究，在公司运作范畴内哪些是可以释放的，哪些是不能释放的？然后以什么方式去释放，弗洛伊德的快乐准则--超越唯乐原则还是有不少研究可以参考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