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是当代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当代主要哲学流派分析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奎因将英国传统的分析哲学与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揉成一体，创建了独特的逻辑实用主义观念体系，对英美的分析哲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逻辑的观点看》是奎因的主要代表作。该书首次将其在语义学、数理逻辑和唯名论等方面的独创的、挑战性的观点汇总成一册介绍给世人。
《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书收入论文共九篇，涉及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逻辑等问题。其中《论何物存在》、《同一性、实指和实在化》和《逻辑与共相的实在化》几篇文章比较集中地讨论本体论问题的。奎因是用语言的、逻辑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本体论问题的，因而在讨论认识论、语言哲学、逻辑问题的其他文章中或多或少涉及到本体论，或者说与本体论问题交织在一起的。
鉴于篇幅所限，以及本人对奎因关于认识论问题的探讨的兴趣，结合所学知识，反复研读，重点谈谈奎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这篇文章。
一、《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主要内容
20世纪西方哲学尤其是英美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这一思潮的目标是：通过对哲学语言的分析来澄清和取消传统哲学问题，通过对自然科学的逻辑分析来建立知识论，他们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的，这里的分析，既有对客观对象的分析，也有对语言逻辑形式的分析。
分析哲学家们思考语言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根本错误乃在于语言的误用。当它形诸于语言的表达之时，甚至可以说谈不上真假对错。因为它们是没有对错的，所以本体论问题根本不是哲学问题。分析哲学家们由于在日常语言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分成了逻辑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其中奎因属于逻辑语言学派中比较宽容的哲学家。他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的观点，为恢复形而上学和存在论在分析哲学中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对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批判，彻底摧毁了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理论根据。奎因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论的这“两个教条”的否定而提出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知识观，也就是他的“没有教条的经验论。”
奎因首先要批判的第一个教条，即“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奎因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承认这种区分，承认有独立于经验的先天的分析陈述，是违背经验论原则的，是没有根据的。这是“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论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
奎因首先是指出，主张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有根本区别的人“一直根本没有划分出”这个“分界线”来，关于分析陈述之“分析性”所做的各种解释都是有问题的。一般所谓“分析陈述”分为两类：
第一类：称为逻辑地真的陈述，也就是逻辑同一律的命题或者同语反复：A=A。
奎因举例：（1）没有一个不结婚的男人是结婚的。
第二类：是可以通过同义次替换而变成一个逻辑真理的陈述。
奎因举例：（2）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婚的。
如果用“不结婚的男人”来替换其同义词“单身汉”，这个句子就变成“没有一个不结婚的男人是结婚的。”（2）变成（1），第二类陈述就和第一类陈述一样变成了逻辑真理了。
这样一个非逻辑真理的陈述通过同义性替换却产生了一个逻辑真理。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的前四节内容主要是就第二类分析陈述来考察“分析性”概念的。
这类陈述之所以被认为是“分析的”，是因为它们依赖于同义性的概念，但奎因认为，援引同义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性的根据是困难的，因为“同义性”这个概念本身就不甚清楚，正如分析性一样“需要阐释”。
奎因指出，企图用定义来说明同义性的努力是徒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定义是不能够作为同义性的根据。定义是从经验中来的，而不是词典编撰者的先天规定。即是说，同义性关系是先已存在的事实，词典的定义只不过是对这个经验事实的记录。因而分析陈述至少是依赖经验语言用法的经验事实。并且，词典定义只是既存的同义性关系的记录，如果它作为同义性的根据，“便以命令产生了被定义词与定义词之间以前并不存在的同义关系。”“这样一个定义的解释性职能的来由，仍然归功于先已存在的同义性。”这样就陷入了循环论证。
奎因也承认“有一种极端的定义，它根本没有归回到原先的同义性；这就是纯粹为了缩写的目的明显地根据约定引进新的记号。”尽管这是“由定义产生的真正的恰切的同义性情形”，但很清楚这样的同义性情形并不能挽救分析性概念，并非通过诉诸明确的约定引入同义性词项，每一个非逻辑真理的分析真理都能转变为逻辑真理。
奎因接着转入词项的保全真理（即保全逻辑上的真值）的可替换性这一概念。后者是作为对同义性的一种可能解释。奎因提到的一个自然的意见是说：
“两个语言形式的同义性，简单说来，就在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而真值的改变——用莱布尼茨的说法，就是保全真理的互相替换性。”
用所谓的“保全真理”的相互替换性来说明同义性，即认为两个语词的同义性在于它们在一切语境下可以互相替换而真值不变。奎因认为有些同义词不一定在一切语境下都可以保全真值地互相替换。例如，不能用“不结婚的男人”来替换“单身汉”而保全真值。
因为“单身汉（bachelor）”有少于十个字母。
而又不会使上句的真变为假：
“不结婚的男人（unmarried male）”少于十个字母。
表达式“不结婚的男人”包含了多于而不是少于十个字母。如果我们用unmarried male来替换bachelor，真值肯定就被改变了。
而在有些句子中，的确可以同义词互换而句子的真值不变。例如，在“必然地所有和只有单身汉是不结婚的男人”这个句子中，我们可以将“单身汉”和“不结婚的男人”互相替换而句子的真值不变。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用同义词替换同义词便可以把任何分析陈述变成一个逻辑真理。”互相替换是以同义性为基础的而不是同义性以互相替换为基础。因此，“保全真理”的论证也是一种循环论证。
奎因指出：保全真理的互相替换性，在相对与一个其范围在有关方面都已详细说明的语言系统来描述以前，是没有意义的。奎因举例说：有无定限地大量的一位谓词（例如，“Ex”的意思是：x是一个人，“E”便是一位谓词）和多位谓词（例如，“Gxy”的“G”，而“Gxy”的意思是：x爱y），大部分和超逻辑题材有关。语言的其余部分是逻辑的。每个原子句都由一个谓词随以一个或几个变元“x”、“y”等等组成；而复杂句则是用真值函项（“不”、“和”、“或”等等）和量词由原子句构造起来的。这样一个语言系统对于古典数学、一般地对于科学论述，都是足够的，除去在这样的范畴内：后者包括象违反事实的条件句或“必然地”等模态副词这样的会产生争论的手段。上述这个类型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是外延的：在外延上一致的（就是说对于相同的对象是真的）任何两个谓词都是可以保全真理地互相替换的。
所以，在一个外延语言中，保全真理的互相替换性并不是想要得到的那个类型的认识同义性的保证。也就是说，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不是同义性的“充分条件”。
可见，同义性概念本身就不清楚，不能作为分析性的根据。于是有人诉诸“语义规则”来说明分析性。奎因证明了这种做法是混乱的，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语义规则”是指人工语言中设定的规则。卡尔纳普认为语义规则陈述了对象语言中的语句的成真条件，从而决定了这些语句的意义。这样，语言的意义就由语义规则决定。奎因认为：“带有语义规则的人工语言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捉摸不定的东西”，它对于了解分析性概念是“毫无帮助的”。他具体考虑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给定一个人工语言L，其语义规则递归生成L的所有分析陈述，语义规则具有下列形式：
（1） 陈述S对于语言L是分析的，当且仅当,…… 这些规则告诉我们这样那样的陈述,而且只有这些陈述是L的分析陈述。
奎因指出：现在这里的困难恰好在于这些规则含有“分析的”一词，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简而言之，在我们能够了解这样一个规则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对于……是分析的’这个一般的关系词；我们必须了解‘S对于L是分析的’，其中‘S’和‘L’都是变元。”这就是说，上述以解释分析性为目标的语义规则预设了一个对于“分析性”的现在的理解，这又是循环论证。
第二种情形是，给定一个人工语言L，其语义规则递归生成L的所有真陈述，然后，通过分析下述方式解释分析性：
（2） 如果L中的陈述S不仅是真的，而且按照L的语义规则是真的，S在L中便是 分析的。
但奎因指出这样做：
实际上依然没有任何进展。我们虽不求助与一个没有解释的词语“分析的”，但还是求助于一个没有解释的短语“语义规则”。并非断定某一类陈述为真的一切真陈述都能算是语义规则————否则一切真理在按照语义规则是真的这个意义上，便回都是“分析的”了。
如果“分析的”意指“根据语义规则则是真的”，那末L的任何一个真陈述都不是排除其它陈述的分析陈述。
这就是说，如果接受了（2）对于分析性的解释，则L中的分析陈述就与其真陈述不可区别了，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此外奎因还指出这样一种情形：有时语义规则实际上是怎么样译成日常语言的翻译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人工语言的语义规则实际上是从它们被指定的日常语言译文的分析性中辨认出来的。如果再用语义规则去说明分析性，就如同用同义性一样，都是预设所要解释的东西的循环论证。
因此奎因得出结论说：
从分析性问题的观点看来，带有语义规则的人工语言概念是一个极其捉摸不定的东西。决定一种人工语言的分析陈述的语义规则仅仅在我们已经了解分析性概念的限度内，才是值得注意的；它们对于获得这种了解是毫无帮助的。
通过上述分析和论证，奎因旨在表明：企图利用同义词定义、保全真值地可替换性、人工语言内的语义规则来说明和刻划分析性是根本行不通的：“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之间的分界线却一直根本没有划出来。认为有这样一条界限可划，这是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论的教条，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条。
奎因认为，这个非经验论形而上学的信条就是还原论或意义的证实说。奎因于是转向对于还原论与证实说的批判。
在奎因看来，还原论是一种基础论，它在现代经验论中通过意义的证实说表现出来。而意义的证实说从皮亚士以来在哲学文献中就占有显著地位，它认为：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在经验上验证或否证它的方法。换而言之，语句的意义纯粹取决于把什么视作它为真的证据。出于其特有的本体论立场，奎因建议我们最好还是撇开把意义当作实体的问题，而直接谈意义的同一性或同义性。“那么证实说所说的就是：当且仅当陈述在经验论验证或否证的方法上是同样的，它们才是同义的。
奎因指出，证实说所提供的意义标准，实际上是关于陈述和验证或否证它的经验之间关系的说明。而对这种关系的最朴素的看法是说它是直接报告的关系。这是根本的还原论，它认为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可以翻译成一个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真的或假的）。早在洛克和休谟 时代就出现了这种形式的还原论：每一个名词要有意义，就必定或者是一个感觉资料的名字或者是这样的名字的复合物或者是这样一个复合物的缩写。这种看法把耽搁的名词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后来在弗雷格和罗素等人的工作的推动下，抛弃了把表达意义的单位局限在单个名词的狭隘观念，确定了陈述为表达意义的首要媒介物。以陈述为意义的基本单位的彻底还原论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详细地规定一种感觉材料的语言，并且指出怎样把有意义论述的其余部分逐一地翻译为感觉材料语言。卡尔纳谱在《世界的逻辑构造》一书中认真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但由于遇到种种困难，他后来放弃了这种彻底还原论纲领，转而提出一种经验真实的确证度学说，认为同每一个陈述或每一个综合陈述相关联的都有这样独特的一类可感觉事件，其中任何一个的发生都会增加这个陈述为真的可能性，也另有一类独特的可感觉事件，它们的发生会减损那个可能性。在其中，还原论教条残存于下述假定，即认为孤立地看，每一陈述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经验的验证或否证的。
奎因意识到有这样一种可能：逻辑经验论者可以求助于如上述的意义证实说与还原论来作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即用奎因所说的经验论的第二个教条支持其第一个教条。实际情形也确实如此。他指出：
还原论的教条，即使在它的减弱的形式中，是和关于分析和综合陈述的根本区别的另一个教条紧密地结合起来的。的确，我们发现自己从后一问题通过意义的证实说被引导到前一问题。更直接地说，一个教条很清楚地以这个方式支持另一个教条：只要认为说到一个陈述的验证或否证一般地是有意义的，那么，谈到极限的一种陈述——不管发生什么请况，就该事实而论，这个陈述是空洞地被验证的——也好象是有意义的；这样一个陈述就是分析的。
奎因指出，还原论教条与分析——综合教条不仅是相互支持的，而且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假如证实说成立，它本身就为阐释分析——综合的区分提供一个基础。而分析陈述则是那些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被证实的陈述。因此，如果对第一个教条的批判必然导致对第二个教条的批判，并且只有驳倒了第二个教条才能真正的驳倒第一个教条。
还原论或证实说实际上是把整个科学分解为一个孤立的陈述，又把陈述还原为关于直接经验的报道来考察其经验意义的。奎因指出，这样“把一个陈述的真理性分析为一个语言成分和一个事实成分”“是胡说，而且是许多胡说的根源。” “总的看来，科学双重地依赖于语言和经验；但这个两重性不是可以有意义地追溯到一个一个依次考察的科学陈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的科学。”
在奎因看来，在知识整体中，既没有这样的分析陈述，也没有这样的综合陈述。进而，他提出了整体主义知识观（知识场理论），也就是他所谓的“没有教条的经验论”。
奎因说：“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总体，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物到原子物理学乃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造的结构。”就其与经验的关系来说：
第一，知识总体虽然“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但是，接受经验检验的却不是出于总体边缘或距离边缘较近的直接观察的陈述、各门具体科学的陈述等陈述，而且包括离经验遥远的如逻辑和数学的陈述。
第二，知识总体在经验冲击面前并不是纯然消极地去适应经验，被迫修改某个或某些陈述，而是“可以通过对整个系统的各个可供选择的部分的任何可供选择的修改来适应一个顽强的经验”。
二、对奎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探讨
奎因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的确是击中了要害，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人不同意奎因的观点，并著文对奎因的批判进行反批判。例如，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和格赖斯（H. P. Grice）于1956年合作发表论文，题为《捍卫一个教条》，指责奎因的批判依赖于一个过高的清晰性标准，而后者实际上是不合理的。直到1979年，普赖斯特（G. Priest）还发表论文《奎因主义的两个教条》，对奎因的批判进行反批判，并力图给出更合理的关于分析命题的定义。概括起来，对奎因批判的非议主要在于:他要求一个过于严格的分析性定义的标准,即这一定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是具有下述充分必要条件形式的定义：x是分析的，当且仅当······；该定义中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循环。人们论证说，奎因这样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1）即使不能给出充分必要条件形式的定义，也能获得关于概念、对象一定程度的认识，在实际思维中也能正确理解或使用相关词项。例如，对于颜色词如“红”、“蓝”、“绿”就很难提供充分必要条件的定义，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很好地理解包含颜色词的句子，并且也能够正确地使用颜色词。（2）并非任何循环解释都是错误的，甚至有些循环解释还是极有教益的，能使人看透所涉及的那些词项的真正语义本质。例如，在定义关系词项如“大于”和“小于”以及最普遍的哲学概念或范畴如“物质”时，某种形式的循环是必不可少的。（3）假如绝对禁止任何循环，一个语言内将不得不包含无穷多个语义初始词项，该语言的语义理论也将不得不包含无穷多条语义公理。这将使得该语言成为不可学习的。因为按照戴维森的理论，只有一个语言的语义理论可以有穷公理化，该语言才是可学习的。普特南也认为：“进入语言共同体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技巧信息，是重要的信息；奎因所批评的循环论证，在这里并不存在。”
奎因在讨论分析性、翻译的不确定性等等时，经常采取这样的论证策略：给所讨论的对象设定一个非常高、非常严格的标准，然后证明该对象不满足这样的标准，由此得出结论该对象不存在。他的结论实际上早已预设在他的前提中。问题在于：他所设定的那个（或那些）标准本身是否合理？仅就分析性而言，究竟能否非循环地以充分必要条件的形式给出它的定义？分析性究竟有没有这样唯一确定的涵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一些思考
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在今天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种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基石之一，在这些哲学家看来，分析命题和逻辑命题是格格不入的，分析命题与事实绝对无关，与综合命题根本不同。他们将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归结为分析命题，并非偶然；他们之所以将分析性这个概念膨胀化，是因为他们想通过将先天性等同于分析性，再将分析性等同于约定真理，从而消解康德的问题。这种等同受到了奎因的毁灭性批评。但正如前文所说，奎因的批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或者说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还依然存在。
不可否认，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仅限于从逻辑与语言的角度来区分。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是有许多共同点和一致性的。这就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都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反映。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在这里是重合的，一致的，分析命题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但是，在某种条件下，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逻辑演算的形式系统中，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就呈现着不一致性。在逻辑的演算系统中，即使大部分定理跟人的实际思维没有很大关系，和客观世界似乎关系不大，也就是说，在这里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是不一致的，但这种不一致是暂时的。在特定的、暂时的情况下，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呈现了一种交叉关系。但是，随着人类的不断的经验积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这种交叉容量亦会不断增大，那些似乎远离事实真理的逻辑真理迟早会被一个一个的认识到。
参考文献：
1、《从逻辑的观点看》[美]威拉德·奎因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2、《奎因哲学研究——从逻辑和语言的观点看》 陈波著 三联出版社
1998年；
3、《蒯因》[美]L·汉肯森·内尔森 杰克·内尔森 著 中华书局 2004年；
4、《现代西方哲学》 刘放桐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5、《逻辑与科学合理性—R·卡尔纳普科学逻辑初评》马亮 广西大学学报1997年；
6、《欧洲哲学通史》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年；
7、《分析性概念的严格定义与哲学考察》 周北海 来自： http://philo.ruc.edu.cn/pol04/Article/logic/l_logic/200407/313.htm
8、《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经典文选》 陈波 韩合林主编 东方出版社 2005年；
9、《卡尔纳普思想自述》 陈晓山、涂敏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
10、《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肖前 李秀林 汪永祥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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