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这是中国和西方，伊斯兰、佛教等不同文化都力图要追问和回答的问题。其中的若干典型是，西方的人之初，性本恶；以及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性本恶还是本善，对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在西方，因为认定人之初性本恶，所以要有法律为底线，以防止人作恶，是一种“底线设计”，并非人一定会作恶，但要防止这一点。制度向上开放，人可以向善。这就是以法律为本位的社会。法律托底，不周全处再加上宗教的惩恶扬善，于是法律之硬和宗教之软“两条腿走路”，或“两手都要硬”。中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于是古代的伦理道德，各种劝诫，修身养性，三省吾身等等层层推进。到了现代，则是修养、改造世界观，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以及层出不穷的新的说法、提法。官员下马，忏悔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古代，是伦理本位，现在，则是政治本位。说来说去，法律总是跟不上，不是迟了一步，就是缓了一步。既不见法律之硬，也没有宗教之软，两手并为一手。由此可见，关于人性的理解，对于制度设计的重要性。
那么，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
人之初，性不定。可能作恶，也可能行善，以及具有一切发展变化的可能性。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宗教，它们在原始时期并未分化，在主观上，都体现了“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这“是艺术以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黑格尔）。所以，人之初是一种混沌——未分化的人的本质和内心世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生而具有一切发展的可能，以及或作恶，或行善。在性本恶的西方，我们看到了善行，而在性本善的中国，同样也看到了恶事。
然而，为什么都是从东非走出来的各民族，至今有如此大的差异？那就是，人之初，性已定。性已定有两个理由，其一是初始条件，包括部落所留传下来的、长辈在部落中的地位，以及个体的遗传基因等。其二是边界条件。一旦迁徙者在某个特定地点定居下来，也就发生了居住者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列维将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通称为“集体表象”。远古，人对环境的塑造极其有限，主要是环境对人的塑造。所以，边界条件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大概就是布丰的地理决定论。然后，初始条件又将这种影响一代代往下传，积淀，路径锁定，形成影响至今的传统文化。
人之初，性不定，性已定。
由此看来，不仅人之初如此，当今之人，其“性”同样处于不定与已定之间，萨特所言的绝对的“虚无”是不存在的。只不过定与不定之多少而已。儿童不定为多，老人已定者众；一个新兴民族较多未定因素，而一个古老民族则较多被锁定。当然，被锁定者有可能返老还童，焕发青春（请见“一个民族的返老还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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