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与《大分流》

【摘 要】西欧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反对此种观点的思潮兴起，提出了许多中西比较的新课题。美国学者彭慕兰所著《大分流》一书，即是其中代表作之一。作为一本以破为主的重估历史之作，它不仅强调全球性的关联和大跨度的比较，且一反比较经济史著作的惯常设问方式，不是质疑为何中国的江南没有如英格兰那样来一场工业革命，而是追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的江南。《大分流》一书旁征博引，视野开阔。作者大量运用了法国新史学，尤其是年鉴史学派的创意，将长时段的视角及计量史学的方法引入到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新的近代经济发展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

【关键词】东西方经济分流；英格兰；江南；研究范式转换；方法论的启示

长期以来，西欧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中西比较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反对这种观点的思潮兴起，提出了许多中西比较的新课题。美国“加州学派”的声音则为此类历史研究增加了别样色彩。加州学派反对西欧中心论，也不赞成中国中心论，试图在中心论与二元对立的标准外，以历史发展的现实来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作为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自出版以来，在国内读书界引发了相当的热潮。
这本“加州学派”的力作，在国外学界频频获奖不说，在国内也同样引起轰动，其原因在于这本书以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再次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何突然“样样落后”地衰落了？
《大分流》讨论了各家的论点，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以新的论证方法作了具体比较，提出许多创新性见解。其基本观点是：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多元的，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大分流》还引起了一股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兴起之原因和重新评价东方在16-18世纪经济成就的思潮。其比较史学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了我们提问的角度，从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转向为什么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作者以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视野来考察东、西方经济的分流（主要是指中国与西欧）究竟是何时发生的。对西方学界有关16-18世纪世界经济史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和梳理，可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在1750-1800年这一阶段，中国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与欧洲最为发达的英国在经济发展上没有明显差异，若非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作用使西欧分流了出去，西欧经济也将走入与江南经济相似的“内卷化”道路。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众多学者开始探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工业化缓慢的问题，但提出问题本身就默认了欧洲的发展是正确的规则，而这是“加州学派”所不赞同的一元论调，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命题，在单元条件下提出的问题从多元角度来看是狭隘与片面的。
作者在书中指出，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煤炭资源的开采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技术变化的力量造就了欧洲的突飞猛进。单方面评论中国的停滞不前缺乏理论基础，因为难以预料到欧洲发展让这场工业革命的胜利来得如此出乎意料。

一、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
对于这个问题，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给出了自己的解读。首先对一般的经济因素作比较，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通过比较，作者指出在这些所有因素中，西欧在19世纪前都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世界其余地方都不具备的优势，中国或日本的一些经济核心地区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英国。作者提出了英国唯一一个优势—煤，作为矿物质燃料，煤成为工业革命的新能源。但作者强调的并不是煤的使用或煤的产量，而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及地质状况。作者认为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煤可以被大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分布于山西，距江南和岭南的经济发展核心区较远。另一方面，英国煤矿含水大，开采时需不断抽水，促使了蒸汽机的发明。中国山西的煤矿相反，地下相当干燥，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煤层自燃，需要通风技术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中国的煤矿能够有大发展，这种通风技术也不能产生像蒸汽机那样重大的作用。作者认为这并不是西欧的先进之处，而是西欧的幸运，是大自然给西欧的恩惠。
其次，作者通过比较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认为17、18世纪中国的市场比西欧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和土地买卖都比西欧更少受各种制约，产品市场也很少有卖主或买主的独家垄断；指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在18世纪已形成一种“内卷性经济”。
第三，比较了奢侈品的消费。奢侈品消费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开拓殖民地、上层社会（资本主义企业最可能的投资者）的观念变革等都有关系。作者把奢侈品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耐用消费品，如首饰、住房、高档家具、艺术品等，一种是所谓“日用奢侈品”，如糖、烟草、咖啡之类。西欧和中国、日本在17和18世纪都经历了这两类奢侈品消费逐渐扩大的过程，而糖和烟草之类的消费水平，中国普通百姓并不低于西欧。
第四，作者研究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提出，许多通常被认为是西欧优势的东西，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正先进。比如股份公司，它是把分散的闲置资本集中起来的一种企业形式。但工业革命初期，铁路时代之前，一般的工商企业并不需要规模很大的资本，所以股份公司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必要的。股份公司真正的优势都表现在与海上掠夺行为和海外高压统治有关的事业中，在不能动用武力的场合，西方股份公司与中国商人竞争时，胜利的次数与失败的次数同样多。而且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类似股份公司的商业企业。再如西欧一些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保护商人利益和私有财产方面未必比清政府的政策更有利。最后，作者认为，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这是作者理论的两大支柱，而后一个比前一个更为重要。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道路。书的最后部分分析了新大陆即美洲殖民地的作用，提出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作者认为在解释西欧为什么在19世纪成为新的世纪经济中心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占据重要地位。

二、《大分流》及其争议
彭慕兰的观点一经提出就立刻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还有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史学者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等几位最具代表性。
黄宗智与彭慕兰争论的焦点表面上看是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江南的经济状况，但更确切的则是如何来界定当时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两人都承认江南经济的高度发展，同时也认为江南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江南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走向死胡同，尽管两人在江南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开始内卷化的时间上存在分歧。但两人对如何理解当时西欧的发展水平，西欧经济是否也和江南经济走在同一道路上的认识完全不同。在如何评价西欧经济的发展方面，曾经攻读过欧洲史的彭慕兰似乎对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熟悉，运用得更为熟练。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对《大分流》的讨论不仅仅停留在学理层面。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新左派和自由派有着各自的言说。同《白银资本》一样，《大分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的一个延续。两本书都将西方的优势归结为偶然的因素，这是立论于西方现代化成功来源于其制度优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无法接受的，绝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新左派对此书却是大加赞扬，崔之元曾发表《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文，给予此书以很高的评价。中国学者对一本讨论现代化发生原因的书给予如此大的关注，不仅是对学理上的反思与追求，更多的是将自己的现实关怀寄予其中。

三、《大分流》与中国研究范式的转换
《大分流》及之前的《白银资本》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西方汉学在研究范式上的一种转化，和西方学界一些新的观念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以费正清为代表这一辈西方汉学家其问题意识的中心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些学者对中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一些著作，如《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的现代化》、《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其着眼点在于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没有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理论的预设是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弃儿，是一个特殊的、不正常的、需要加以研究的对象；其研究问题的内在理路是用线性历史观进行思考的产物，即现代化是所有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任何偏离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都是不正常的。而在彭慕兰的研究中，问题意识颠倒了过来，“为什么英国没有变成江南，为什么西欧没有最终走上内卷化的道路，而分流了出去”，从而摆脱了线性历史观的纠缠，开始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论预设是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在世界范围内毕竟只有西欧的少数国家产生了突破，发展了资本主义，在这个视野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无疑更会产生很多新的思考，使我们更深入地感受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大分流》还可以在具体的观点和论证方面进一步讨论的话，其思路和视野无疑是将现有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大分流》及一些相关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西方汉学研究范式的转化，由“西方中心观”转向“中国中心观”，由“中国特殊论”转向“西方特殊论”，这种学术理论的转换，意味着长期统治西方学术界“西方中心论”的日趋没落，更意味着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西方汉学界学术范式的转换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地将研究推向深入具有启示作用，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就以彭慕兰所讨论的问题为例，西方直至现在依然是这场分流的受益者和胜利者，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对这段历史的建构过程无疑具有支配性的话语权。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时更加注意解构这种强势话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分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如何更好的解读历史、思考历史的方式与视野。

四、《大分流》的方法论启示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大分流》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一样，《大分流》也采用了比较历史学的方法。正如吴承明在《中国学术》上指出的那样：“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王国斌在比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兰将它们用于经济史，并有实质性的发展。”这种方法并不好仿效，它需要特别深厚的学术功力。然而，一旦国内学界逐渐熟悉了这种方法，那将会对人们的知识视野和治学预期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跨文化的历史研究，也正符合全球化时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方向。第二，跟那些把近代西方的崛起归结为物质生产、精神气质、制度变迁、文化观念或科技进步等等重大变因的做法不同，彭慕兰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凸显了历史成因的偶然性。也许他所强调的偶然初始肇因显得太微不足道，所以它出人意料的有几分滑稽可笑。然而，正是借助于这样的案例，作者反而有效地突出了历史发展的偶然一面。因此，这样一种方法论对于长期沉湎在“历史决定论”之中的国内学界而言，具有松动和解放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不仅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有效保护伞，也是抹煞历史主体能动性的有效工具，因为人们由此只能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咎于中国文化的起点。就此而言，彭慕兰的这项研究会产生某种匡正作用。在上述意义上，《大分流》这本著作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我们或许还需要进行一点修正和平衡，以免在过于强调纯粹的偶然性时，又无意间抹煞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实际差异，甚至使我们在加强文化自信心的同时，又丧失了文化创新与转型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中华书局，2002.
[2]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5]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