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树路风情录
蒋华昌
宁树街是指老台城七里长街从西十字街至大王庙一段，窄窄的街面上，大青石板坑坑洼洼布满了沧桑，两旁的榻子门店铺叙说着老字号的前世今生。新桥下八鲜行的生意人熙来攘往，嘈杂声搅乱了早晨的宁静……这条街上的老居民，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生动的活剧。
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我小的时候整个东台城的浴室仅有人民、曲江、五福堂、清一池、新桥和位于七弯巷头的妇女浴室，合计六家。我们宁树街及西郊这一大片区域的男人都集中在新桥浴室洗澡，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小时候，总认为洗澡是富贵事，一般不熬上个十天半月是舍不得洗澡的。母亲常翻看我的衬衣领子，发现实在脏得不行了，才同意洗澡，且反复叮嘱怎样怎样洗，洗完回家还要再三询问情况，是不是按大人的要求做了。我反复说了，她才半信半疑地去做她的事。
新桥浴室门前有一横卧在街旁的灯箱，在寒夜中，每当看到它倍觉温暖。浴室进门分两边，中间为收银台，根据浴资的不同发给不同的筹码。男宾部里面分雅室与普室两种。在雅室洗澡，每人有一张能仰卧的木榻，四肢可以舒展开来。洗浴完毕有大毛巾盖，有热茶喝，与浴客们聊些马路新闻或家长里短。雅室就浴，客人的上装由跑堂工人用竹叉高挂起来，既为安全着想，也为衣服的服帖考虑。
普坐的情况就差多了，浴客没有专座，在一个大通道式的长板上脱衣穿衣。为防衣物凌乱散落，用棉袄将裤袜之类一裹，朝里面一塞就成，没有御寒的毛巾、解乏的热茶，就连灯光都要暗淡些。金钱把人分成了等级。
浴室里跑堂的都是大嗓门，能吆喝，擅长于与人拉家常、套近乎，要是遇上一个有权有钱的浴客那就更殷勤周到了。这班人烟酒皆能。有的浴客主动敬烟，也有的浴客没有表示。对没有表示的有两招：一招是递热毛巾比别人多些，擦得更舒缓，一旦浴客觉得过意不去，烟就到了；另一招是发觉浴客在点烟，迅速及时地把热毛巾递上去，一次不成，再来一次。酒，对这些人来说也是命根子，没得菜可以，没有酒可不行。常见他们一张小方凳作为酒案，
一边饮酒一边为浴客服务，酒味刺鼻，其服务质量可想而知。他们那酒吃得很不安身，往往屁股才落座，客人又叫喊起来，但他们能适应，并在这繁忙的酒局中获得快乐。但过分迷恋酒引发悲剧的也时有所闻，有个跑堂的叫陈二，在大年初二因狂饮滥灌而命丧黄泉。
浴室最繁忙的时候是腊月，“不管有钱没钱，洗个澡过年”成为当时的经典语言。每逢这时，澡堂从上午8时开门，直至晚上11 时打烊，营业达15 个小时，浴池的水中途也不换。那时的澡堂还没有淋浴，洗的肥皂沫都残留在浴池里，时间一长，水面漂浮着一层污垢，异味难闻，没有办法，照样有人往池里钻。此时入池的人已经不需要肥皂了，满池都成了肥皂水，手一摸黏乎乎的，有老人说这种汤水洗澡最养生，实在是不敢苟同。
我姨父住乡下，进城之后头等大事就是洗澡，不但是洗，还要在浴池边上睡一觉，真搞不懂在那浑浊的空气和嘈杂的声音中为何能安然入睡？但他能享受这个过程。往往午饭之后洗澡，回家时暮色渐起，店铺开始打烊，姨父觉得这澡才洗得过瘾。
旧时老浴室大门
隆冬时节，尤其在傍晚，你路经宁树街夏家巷头的茶水炉时，都会看到这儿围满了等待冲茶的男男女女。冬天用热水的地方特别多，烧晚饭、灌暖壶、洗脸泡脚……偏偏冬天的热水极难烧，有时在寒风中伫立半个小时也未必轮上。即便如此也不愿放弃。
经营茶水炉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姓陈，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挺立的身板，长年累月的劳作并没能将他压垮，仍以坚强的意志面对生活和人生。女人白净，瘦削，为客人烧茶，兼带着洗衣做饭看孩子。老陈排行老二，老人们习惯叫他陈二。陈二育有两男三女五个孩子。长子叫红喜，小我一岁，放学后常在我家温习功课，时间稍微一长，他母亲便喊他回去做事。红喜出身虽苦，但嘴甜，遇见长者都会谦恭地叫上一声，街坊邻居没有不说这孩子好的。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红喜在学习之余也为家庭艰难的日子贡献微薄之力，每天帮母亲淘米、洗菜，一旦运煤车到，又帮着卸煤，常弄得个黑脸包公似的。不幸的是，红喜在十三岁时溺水而亡。老陈痛失长子，夫妇俩哭得死去活来。红喜的后面是三个妹妹，最后是个弟弟。
茶水炉子，整天就是跟水打交道。陈二一根扁担两只木桶，足蹬一双草鞋，不知疲倦地往返于下坝大河和屋檐下的水缸之间，不管是春秋寒暑还是阴晴雨雪一刻也不能停顿。尤其在严冬，河水结冰了，老陈用斧子凿冰，双腿涉入河中，将木桶担满，一步一步艰难地迈上岸来。正像鸟儿一样，因为在天上，所以再累也要飞。我们有时能从他担水的号子里感受得到他的苦楚、艰难、挣扎，那一声声的呐喊，听得人心灵都颤抖起来。
后来老陈家的长女渐渐大了，能够像她哥哥一样，为这个艰难的家庭助上一点力了。但对老陈来说，他肩上的担子依然如故，一刻也不能松懈。年关岁底，大家都忙着采办年货、蒸团划糕，忙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唯独老陈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依然走他那永远走不完的路，挑他那永远挑不完的水，好像春节没有他们的事儿。
老陈得到翻身解放的那一天，是家家户户安上了自来水。轻轻地将龙头一拧，那清澈透亮的水哗哗地流，老陈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那肩上挑了二十多年的担子终于可以卸下了，也不用声嘶力竭地喊叫了。此时茶水炉子的生意也清淡了许多。孩子们都已经大了，悠闲下来的老陈也喜欢打个小麻将。真不敢想象，像他这样的人，辛苦了大半辈子，除了贫困和苦力，何曾敢想过休闲和消遣？现在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也许是年轻时受过太多的生活煎熬，身体被严重透支，他寿限不长，六十多一点就死了。老伴高寿，已经八十大几了。他们那代人所经历过的苦难，以后的人再也经历不到了，因为后来人遇上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幸福和谐的新时代。
永泰祥布店是东台一家有名的商号，不单在宁树街，就是在整个台城都是响当当的。它原是东台实业家程冠东先生的家产，解放后献给国家，开了这疋布店，还沿袭了“永泰祥”的店号。布店位于宁树街的鲍家巷头，距新桥口不远，坐南朝北。店堂内的柜台设置成“U”形，前厅空间很大，水磨石的地面，中间一个大圆，用铜条镶嵌牡丹花，枝叶繁茂，多姿多彩。这种铺设在当时是相当阔绰的。东首铺面多为男性布料，灰色或藏青的纱卡、线卡；也有较为高档的哔叽、华达呢之类；与之相对的铺面卖女人用的花洋布居多，小格子、碎花的都有；正面朝北的铺面以被面、被褥为主，兼营红白喜事用的红、黄、白布。那时都是凭票买布，业务当然不甚繁忙了。与之相毗邻的是收银台，各个铺面将收到的布票、钱款、销售小票用夹子夹好，通过用铁丝拉的空中索道传递过来，结账后原路返回，与消费者银货两讫。
我的伯伯蒋顺生和对门的王利川伯伯都在永泰祥待过，那时时兴吃食堂。因这一层关系，我们也能在店里食堂搭伙。每天下午食堂会将第二天饭菜的花色品种在小黑板上公示出来，就餐者先来预订，食物按需购买，定额配置，从根源上杜绝了浪费现象。
永泰祥布店还有一个“镇店之宝”—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当时够得上是奢侈品，每天下午打开，收听新闻、戏曲、音乐什么的，那浑厚的音色非常动听。我有时专门跑去听收音机，尽情享受这一份听觉大餐。
前面说过，永泰祥为水磨石的地面，平整无缝，光滑如镜，成为小朋友们的一片乐土，我和小伙伴们在这里掷三角炮、撂铜板、滚玉球……各式花样轮番上演，只是在玩得太疯的时候受到大人们的叱责，特别是有个戴眼镜的，声若洪钟，把我们吓得四散而逃。
由于季节的原因，在春种、秋收、三夏大忙的时候，农民忙于农事，无暇进城，永泰祥布店的业务就清淡了许多，这时布店就组织店员分期分批送布下乡。那时也没有交通工具，每人扛上两至三个布夹子到村边田头交易，往返要走三四十里，这对他们也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那时是道道地地的农业经济，上面号召各行各业大力支持农业，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支农的氛围。
永泰祥布店的经理叫杨执中，扬中县人，中等身材，偏瘦，有一双非常明亮的眼睛，与我家对门的王伯伯很投缘，来玩的时候话也不是很多，再加之又是外地口音，听不甚懂。他一个人在东台，老婆领着三个孩子在乡下。有一年夏天，他唯一的男孩淹死了。那个男孩到东台来我还见过，机灵好动，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既调皮又可爱。这对常年在外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的杨经理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心里充满了愧疚、沮丧和无奈。人们无不为他深深惋惜。可生活还得继续，人的命运有时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啊！
三元酒家和东台的“张复盛”“红兰别墅”一样，都是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茶馆，“文革”时一度改名为“工农兵饭店”，“文革”结束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
三元酒家地理位置颇佳，它位于宁树街东首的喇叭口上，距西十字街仅一箭之遥，西侧是著
名的裤裆巷，与街对面的火星庙巷、工人文化宫、总工会、东台镇机关及纺织品公司等相去不远。这里东西南北进退自如，各有延伸，人流量大，盛名之下有着众多的饮食群体。当然，更主要的是店家必须拿出招数，做出特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才能长久地吸引顾客。
一般认为，三元酒家早餐最具特色，只有在这儿才能吃上最地道的东台鱼汤面。这里的鱼汤面汤色乳白，不腥不腻，以油炸黄鳝和薄片咸肉做浇头，把面条的柔和与炸鱼的酥脆相结合，相得益彰，为人称道。盛面选用大口撇碗，大汤小面，汤汁浓溢，鲜美可口，一碗面下肚，让你吃了还想吃。这里的干丝也配得好，那姜丝细如发，黄里透白，辣中有鲜，再配上肉松、皮蛋、花生、卜页丝等，浇上麻酱油一拌，色香味俱全。这里的肉包更是远近闻名，包子油而不腻，软而不散，肉馅选用上等精肉，不掺合低等级或乌七八糟的东西，只是由于
手工制作的需要，配点姜葱汁和芡粉，蒸熟以后肉香扑鼻，加之体型硕大，正常情况下不排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元酒家人们在三元酒家聚餐是买不上的。不少人把它作为孝敬长辈、招待亲友的上等佳品，甚至还捎到南京、上海等地，让羁旅在外的亲友也能品尝品尝家乡的风味小吃。
我姑父住大丰农村，只要来东台，必去三元酒家。他早晨早早起床，像过节似的招呼亲朋好友同去三元酒家，每回总将我带上。坐在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泡一壶香茗，与长辈们谈天说地，海阔天空，别有一番情趣，韵味弥久历新。
我哥哥1975 年结婚，喜宴就选在三元酒家。那时没有冗长的婚庆仪式，新人敬一下酒，客人就只管开怀畅饮，大快朵颐。鱼是野生的，鸡鸭是散养的，猪羊是一家一户饲喂的，蔬菜是没有农药污染的，一切都是纯天然的，味道好极了！
追忆古老繁华的彩衣街
姚硕仑
老东台城的主街道号称七里长街，其中有一段古老繁华的街面，叫彩衣街，台城人又习惯称之为新坝大街。街不长，从西边的土地堂到东边的马公桥，不过里把多路。可街道两旁店铺林立，整齐划一。屈指数来：四爿浴室、四家茶馆、绸缎店、金店、衣店、笔店、书店、药房、钱庄、广货店、旅馆、酱园店等等，总共有上百家。东台人有句俗话：“拎一拎，上新坝。”意思是说只要拎个篮子，到彩衣街走一趟，你想要买的东西全能买到。
▲（旧时彩衣街上的药房）
八十五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就出生在这条繁华街道的一条巷子里（叫幹香泉巷，以浴室命名）。听上人（父母）说，当时正好是孙传芳的队伍过境，士兵在城里抢劫。到我家打门时，家人吓煞了，急中生计，捏我的鼻子，捏得我哇哇大哭，一边说，我家有人生孩子，求求老总到下一家吧。后来长大，想起此事，不禁发笑，我一出生，就能“击退乱兵”。
十四岁那年，还是个“拿宝儿”（东台方言，对小孩子的昵称），就到彩衣街上最大的复圣祥广货店学生意，一学就是两年，因此对彩衣街的店家非常熟悉，还看到听到很多不是掌故的掌故。七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彩衣街，让我慢慢一一道来。
王居饺面店，店虽小，却很有名气。他家的特色是用蛏鼻子熬汤，饺子直接下在汤里，下好后，再醮上网油（猪肚里网膜油熬的），下面师傅在灶台边拿起两只细竹筒，手一扬，两条一红一白的细线落在面碗里，红的是虾籽，白的是小胡椒，难怪他家的面饺特别好吃，又鲜又辣。据说你把饺面端在手里，走三里路，汤也不会冷。所以很受青睐，是城里人最爱吃的早茶。
离王居饺面店不远是怡园茶馆，专做陆陈行的生意。里下河的农民进城卖米粮，陆陈行的老板都请他们到怡园茶馆吃早茶。怡园茶馆的肉包子皮薄汁多，鱼汤面汤浓，乡下人很爱吃，行老板也因这个茶馆价廉物美，只要有客家来卖粮，都领到怡园茶馆来，成为茶馆的常客。
怡园茶馆还有两件出名的事。一是卖“盆子面”。居民带只大盆子来买一份，回去能叉出三大碗，非常划算，是老爹、老太的首选，每天能卖几十盆。二是怡园茶馆有一跑堂叫沙三，他有一特技，能在一只手上端九碗汤面，另一只手端两碗汤面，在顾客中像跑马灯一样，嘴里唱道：“让开，让开。”怡园茶馆是上下两层，上楼的楼梯很陡，沙三端面上楼，蹬蹬蹬如履平地，汤一点也不会泼出，稳稳当当把汤面送到顾客面前。
在听雨巷子里有一家雅致的茶馆，叫“听雨酒楼”，设有包厢。老板姓吴，专做大商人的生意，是头面人物经常聚会的地方，用现代的话说，是开大店的大老板交流信息的场所。听雨酒楼拿手菜肴是脆鱼，是用鳝鱼划片用素油炸，成焦黄色，吃在嘴里香酥松脆，是下酒的好菜。有一次不知怎么搞的，脆鱼里有一条百脚（蜈蚣），吃的人发现后，把姓吴的老板喊来责问，姓吴的老板用手一拿，放在嘴里，连说：“好吃，很香。”顾客一见，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作罢。
再说我学生意的复圣祥广货店。所谓广货，就是日常生活用品，上至床上被褥，下至老太婆的网髻，至于茶壶、茶杯、茶瓶、汗衫、袜子、玻璃等不下上千种。我的老板叫吴铭钟，扬州人，病逝后，店铺由妻子吴三老太掌管。店里的员工一律来自扬州的大桥、嘶马、江都等地。我的师傅卞礼清是店里的经理，负责销售、进货。师傅对我很好，不打不骂，教我打算盘、划玻璃，不像有些连家商店，学徒的什么事都做，连老板娘的洗脚水也要学徒倒。店里的员工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轮流回去。我的大师兄叫史道生，刚结婚不久就得了肺结核病，有时痰里带血，都是偷偷吐在手帕上，怕被人望见，因为老板知道了是要辞退的，只好慢慢挨。我很同情他，让他少做事，多休息。
复圣祥广货店斜对面有一家江西王姓老板开的同顺茶烟店。店堂很宽大，一边卖茶叶，一边卖旱烟。这家店规模很大，店后面有操作间，就是人们说的前店后作。操作间东边有一张长条桌，两边坐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拣茶叶，人们为她们起了一个不雅的称呼—茶叶板子。这些年轻的女子，也成为长年不回家年轻的江西老表开心的对象，没事就来到妇女身边用语言挑逗，还动手动脚。正经的女子不答理，低头拣茶叶，有几个经不起蛮缠的妇女，也陪着说些风流话。天长日久，据说有几个妇女竟与江西老表相好起来，有的老表还在东台结婚成家。
刘七巷里有一爿酱园店，叫张二房，老板是高邮人，在东台开店已几十年，不常来，委托经理詹露秋代管。俗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张二房酱园虽开在巷子里，但生意十分好。店里除卖油盐酱醋和各种酱小菜外，大量卖的是散装的高粱酒。柜台里外放了几只小口径大黑罈子，每天下午，酒鬼们拿只瓶子来打酒。因为我的二伯父爱喝酒，我和堂姐硕娜也经常去打酒。张二房酱园店有个老规矩，每年春节前，凡是老客户都送一大碗酒浸的黑枣子，当然我和堂姐每人一份是少不了的。酒浸的枣子不能多吃，吃多了要醉的。有一年我贪吃，吃得头发昏，睡了一个晚上。
裕丰昌是一爿专卖化妆品的商店。雪花膏、梳头油、胭脂花粉，山架上大瓶小盒琳琅满目。当人们踏进店堂，阵阵清香扑鼻而来，使人留连忘返。原来人们迟迟不肯离去，是因为柜台里坐了一位标致的少妇，一头青丝梳了一个时髦的爱字髻，脸上没有涂脂抹粉，可脸皮白晰，粉白娇嫩。身穿一件淡青旗袍，显得十分文静。加之有人进店，她都笑脸相迎。用现代的话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人儿”，所以惹得怜香惜玉的人有事没事常来转转，看看美人儿。
这家化妆品店的老板死后，由儿子接手管理。可儿子不争气，爱好拳脚，不管店里的事，就由妻子撑门面。在封建时代妇女只能身藏深闺，不能抛头露面，更谈不上站柜台卖东西，而这位少妇竟能冲破旧礼教，在那时是少有的。
靠近马公桥有两条巷子，是以两家浴室的名字命名的，北边的巷子叫浴怡巷，南边的巷子叫曲江巷。曲江浴室以洗荒澡为主，澡客是一般市民和苦力劳动者。浴怡浴室陈设讲究，座位舒畅，池大水净，服务周到，在那时已初具现代高档浴室的模样，是上流人物的休闲场所。
彩衣街还有好多家有名的商店，如：宝昌银楼、夏家衣店、毛万成笔庄、洛阳书店、天福绸缎店等，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张欣之
随着鼓楼路步行街的日渐繁荣，“鼓楼”知名度大增。不少年轻人和外地来东台的客人不时会问：鼓楼一名何来？笔者近日专门作了探访和考证。
鼓楼是旧时东台古老的建筑之一。明崇祯五年（1632 年）由泰州盐运分司湖广人周际明（举人）主持修建，它坐落在东台古城中段（现步行街东端）。楼身为砖木结构，青砖黛瓦。下层为近方形基座，设拱形南、北、西三门，朝西为正门，直对西大街。楼下东壁为木质楼梯，卧式楼门；楼上层为木柱梁、木窗格、单斗托檐，飞檐翘角。屋面高脊呈建瓴势，屋脊正中置葫芦状铜顶一尊，两侧有兽头相望。朝西檐下有白底黑字横匾一块，上书“文昌阁”三字。
楼座砖拱门下是东西七里长街惟一必经的通衢要道，县府、漕董、盐务、电报、庙堂均设鼓楼周围。因此，鼓楼周边约百米内即有庙宇九处，饭店旅社五家，中药堂三家，另有南北杂货、银匠店、绸布、陶瓷、煤炭、洋货、茶叶、水货、酱园等商业，做手艺的有灯笼、豆腐、剃头、裁缝、烧饼、猪肉、薰烧、炒货、铜匠、锡匠、裱画等十余种，这里还有私塾二处，中西医室各一家，几乎包罗了衣食住行的各个行业，因而也成为东台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人来人往、独轮车、黄包车、挑箩抬担的号子声、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可以想见，当时的人气之旺，繁华之甚了。
鼓楼高约20 多米，宽约8 米，上下二层，占地50 平方米左右，在当时的台城，这算得上是一座高大的建筑了，因为海春轩塔也不过21 米高。它的造型古朴庄重，得到东台人和邻近乡里的普遍景仰和爱戴。
笔者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自幼至今，70 年的记忆里和祖辈的传叙中，对鼓楼存在的历程，对它的建筑形象和文化内涵怀有深深的感情。
更 鼓
鼓楼，早先正式名称为“文昌阁”。楼上供奉着“文昌帝君”塑像（又称“文曲星”，是主宰人间功名、俸禄的神），成为文人墨客为求功名显赫、仕途畅达而祭祀、祈祷的场所。在神龛左侧有皮面大鼓，神案右侧有铜磬，因后人用来击鼓磬报更，民间就习惯将“文昌阁”简称“鼓楼”，而从此得名。尔后，因钟磬声微，就改用锣梆取代，且能流动敲击。随着钟表的问世和普及，才最终放弃这种落后的报时方法。鼓楼报更的另一用意，还在于每当夜深人静、全城沉睡时，起到提醒人们警觉，以防盗贼作案的作用。
乌 靴
魏源，道光进士，文学家，史学家，编著甚丰。主张强国制夷，参加过抗英战役。官至高邮知州。1845 年曾任东台知县，据曾祖辈遗述：魏源在东台任内，为官清正廉明，轻车简从，体察民情，刻意改革盐法、漕运等，特别是减少课赋方面备受百姓崇敬。往年，不知从哪任贪官起，离任前以预征下年税赋的名义敛财，继而造成了历任均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在魏源到任后本想革除此陋规，但终难如愿。在他任内又适逢灾年，官府俸禄无着。不得已只好辞退部分差吏，同时将其家小细软和首饰变卖来勉强维持。任至次年，母亲又病逝，必须离任服孝。此时，他连回籍的路费也无着落，只好向亲朋告贷。当百姓知其实情后无不动容。动身时七里长街，万人空巷，夹道相送，哀声四起。并在鼓楼下设案路祭，以表怀念惜别之情。当时有乡亲抱其双腿久久不让离去。无奈，他留下双靴，以表示人虽去而足不离。后来人们将这双粉底乌靴挂在鼓楼正门左侧，继而又用三面装有玻璃的木龛装罩，以期长久保留。
经过长年的风吹日晒，到笔者幼年知事时见到的已是朽木几片，玻璃不全，靴只剩一只了。此物在东台抗战沦陷时仍悬于原位，虽多次从楼墙上掉下，总有人及时再挂回原处，可见百姓对它的珍爱之情。
▲魏源和他所著的《海国图志》
石 磨
鼓楼下是三岔路口，行人如织，地处闹市，而县衙对重犯问罪斩首的法场均设在这里。并将斩下的首级悬于楼下拱门外右侧示众，少则三天，多则盈月。因而鼓楼脚下成了东台的“菜市口”。每逢夏日行刑，首级腐臭，蛆虫滋生，行人无不掩鼻快步。三更以后还有荧火闪现，并伴以嚎叫，让附近居家，夜晚都紧闭门窗，足不出户。
鼓楼脚下也是我辈童年乐于游戏玩耍之地，可登楼梯，可三面躲寻，惟独不敢足近磨盘。因这里交通拥挤复杂，常有碰、撞、跌、擦事发生，大人们即用上述恐怖现象吓唬孩子，实质是以免遭受意外伤害。
自行刑改用枪决后，刑场即移至北门“叹气桥”北郊执行。鼓楼下的一副石磨也随着1954 年街道拓宽、鼓楼拆除而消失。时下鼓楼步行街正成为东台城的新景观，倘能让“鼓楼”在原址再现，将可提高这条街人文景观品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七里长街上，东台百货公司、电影院、人民剧场、东风照相馆等单位，是当时城区繁华的主要象征。对记忆中的照相馆，犹如初恋情人，虽青涩久远，却倍感怀念。
◀（照相馆大门）
东风照相馆什么时候开办的不太清楚，反正从我记事起，这家照相馆就存在了。它位于新东桥西、人民剧场对面一座二层小楼内。走进一楼大厅，是照相接待服务台，专门用于照相预约、登记、取照片；大厅的西侧是照相室。进入照相室，可以看到中央竖着一台身躯庞大的座式照相机，大厅西墙面挂着整版布景油画，以城市风光为主，有好多年都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图案，后来换成一块什么亭子的图案。南面墙壁上则是整块的白布，白布前方地面有一张双人条凳。大厅四周散放着踏板、一小截活动木楼梯、木马、塑料冲锋枪、假树假花等道具，衣架上还挂了几套服装，供顾客照相时选择。
照相馆临街的玻璃橱窗里，经常展示一些经过放大处理的相片，有全家福，有个人照，也有新婚照，更多的是小孩子的相片，都是照相馆工作人员挑选出来的精品。那时还没有肖像权一说，谁的相片被选中了，心里都美滋滋的，觉得是份荣耀。如哪位姑娘的相片放在了里面，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不仅迎面有火辣羡慕的目光，还会大大增加回头率，就像现在人们看见电影明星一样。
照相馆隶属东台商业局饮食服务公司，大概有七八个职工，都是当时家庭有点背景的人。两位主摄影师一个姓笪，一个姓宋，手艺是解放前的家传。其中一位叫笪士奇，名字像外国名，长得像老电影演员达奇，花白的波浪式长发，颇有艺术家的气质，印象很深。另一位姓宋，好像有只眼睛不太好。当时台城的大型活动、会议，都是这两位到场摄影，很是引人注目。
那台木制座机常年用一块一面黑一面红的大块厚布兜着，难见其真面目，底部装有四个小滑轮，可以自由移动。照相时，有几张灯，几把伞，大概是用于制造主光、轮廓光、背景光等效果灯光的吧？摄影师先钻入布兜内换胶片盒，在毛玻璃上对好镜头，才探出头来，手捏控制快门的橡皮气球正式拍照。
▲（老街上替人画像的师傅）
那时文化娱乐生活比较单调，到照相馆拍照留念，曾是让人们非常兴奋和期待的一件盛事。婴儿满月、学生毕业、参加工作、送子当兵、青年结婚、老人做寿、评上先进等等，大凡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大家都会去照相馆照相留念。恋爱中的姑娘，还会瞅准时机，趁照相馆没有顾客时，悄悄溜进去，羞红着脸照上一张相片，留着送给心上人。那时的男女青年比较保守，照片轻易不肯送人，如果哪个小年青钱包中有了异性的照片，在同伴眼里那是相当的骄傲了。照相馆的生意十分红火，到了春节期间更是火爆，要排队照相。当时很多人家中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个大相框，里面装满了全家人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成为一种流行风尚。
照相时，仿佛剧院大戏开场的前奏，顾客的情绪随着灯光的照射渐渐格外饱满，随着摄影师“啪”的一声推入胶片盒，顾客便笑肌抬起，进入表演状态，或微笑或紧张，于是快门启动，某一时刻的生命状态瞬间凝固成一幅平面的视觉写意。这一过程，大人相对快些，摄影师除了提醒你坐好别动，连说几声“笑一个、笑一个”，就照了。一些没经验的人，从摄影师准备时就笑起，到了正式拍摄时，面部肌肉早已僵硬，反而笑不出来。小孩子照相，大人都会在照相机后面做鬼脸逗笑，摄影师也理解家长的心情，并不催，只是耐心地等待最佳拍摄时机……
大多数人照相都是在有油画背景的一面，有的还会穿上照相馆里的服饰，那时也不另外收费。只有照结婚登记等证件照，摄影师才推转座机，让顾客坐在另一面的长条凳上，取墙壁上的白布为背景。全家福相片一般是老人在中间正襟危坐，儿孙按辈分高低团团围站。姑娘照相很多都是手持塑料花半遮脸庞，含羞侧立。小伙子照相多是昂首挺胸，器宇轩昂；半身像大都是手托下巴，一脸深沉，作思考状。在军装流行的年代，不分男女，都喜欢拍一张军装照。特别是水手服和海魂衫，小伙子一穿上身立马像换了个人，简直就是帅呆了酷毙了。结婚证件照一律半身，女方头偏向男方的肩头，娇羞幸福的模样。这些都是摄影师反复导演的效果，只是过于千篇一律。相片是黑白的，慢慢才有了上色技术，那种黑白时代的“彩照”，一度很受欢迎。但碰到上色太多的相片，有时油彩会上得很粗糙，只是在脸的两侧各涂一个红圆，嘴唇也抹一点红色，反而失去了本真。有些中年妇女的照片不上色还好，一上色简直就像一媒婆。相片的下首，常会根据顾客要求写上“某某纪念”字样，并留有拍照时间。那时拍照生意很好，没有立等可取一说，总要约上四五天。等待取相片的时间，是一个漫长难熬的过程，最忐忑不安的是眼睛是不是闭着的。
我在东风照相馆也拍过不少照片。有十岁生日照、高中篮球队合照、下放时和队办厂工友合照、当兵探家时和同学的合照等，却偏偏少一张结婚照，以至于爱人至今都抱怨，说我小气。九十年代初期，我参加盐城市八大商场精神文明活动互查时，还和同组的检查成员一起在东风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这恐怕也是我最后一次走进东风照相馆了。
随着照相机从高档消费品走入寻常百姓家，照相业也从热闹开始走向落寞。照相馆的生意日渐凋零，馆里的工作人员纷纷调离或转行。不久，在七里长街喧嚣的改造声中，东风照相馆悄无声息地关门了。后来我的一个朋友曾租下来放过一段时间录像，但时间不长。现在，新步行街大大小小的影楼越开越多，越开越华丽，但已找不到原来小照相馆的一丝踪影了。那两个风光一时的照相师不知今天是否还健在？
偶尔翻看略显斑驳的老相片，一张张如此贴近怀念的本色，让光阴的逝去变得似是而非，于是，走过的日子在我眼前若隐若现。只是，照相馆的消失，让这些发黄的相片显得如此的孤单，更加孤单的还有我曾经年少的黑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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