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在俺们报纸上的一篇杂文

 　　领导的要求与百姓的诉求由一致变为矛盾，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怎么形成的呢？想到这个问题，笔者不由得想起明代崇祯皇帝的《罪己诏》。

 

领导要求与百姓诉求

某地重新规划，要求一家企业搬迁。企业积极配合，却被当地村民所阻，拉来土山挡其门，纠集人众断其路。搬迁停了下来，企业只好寄希望于当地政府即办事处出面调停。不料，突然某一天，办事处带着推土机和百十个杀气腾腾的人，冲进企业，只一句“领导要来看”，便开始推倒人家还放着机器设备的厂房。

  知闻这样的事情，让人又气愤又郁闷。气愤的是，这个办事处怎能只为领导要看，就不管企业的利益，不管村民的诉求，毁掉人家价值数十万的机器设备？郁闷的是，领导的要求何以会变成了损害群众利益的理由？

  从根本上说，领导的要求和百姓的诉求是一致的。我们党是人民的政党，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就这个企业搬迁的事来说，重新规划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应该说也是为了人民。但就这个具体事情来说，很明显领导的要求——就是到什么时候搬迁完毕，到时我要去查看，却变成了对群众利益的伤害，对百姓诉求的漠视。

  领导的要求与百姓的诉求由一致变为矛盾，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怎么形成的呢？想到这个问题，笔者不由得想起明代崇祯皇帝的《罪己诏》。崇祯十年，天下大旱，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折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死者枕藉，臭气冲天”。面对这样的情况，崇祯皇帝就下了措辞特别痛切的《罪己诏》。其中说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犹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也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横征……阿堵迷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恩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史》批评崇祯“性多疑而任察”，这个“任察”二字确是恰当。崇祯皇帝眼睛真毒呀，一眼就看到了当时官员残民以逞的根本原因：下级官吏有私心，一为保官，二为弄钱，便逢迎上级，不顾百姓死活；高级官员失察，评价体系混乱，所谓“荐劾失真”、“毁誉倒置”，留下级官吏以胡作非为的广阔天地。

  观今宜知古，无古不成今。察看笔者所知闻的这个企业搬迁的事例，感觉崇祯当年所看到的原因，也在这个事例中有所闪现。一得到“领导要来看”的消息，什么都不顾了，就像凶猛的恶老雕扑食小鸟一样率百十人开推土机奔向企业，其间有没有“专为身谋”的私心？是不是不顾实际情况逢迎上级呢？而上级领导只说到任务，是不是也有对下级行为不管不问的嫌疑呢？当他看到搬迁后平整的土地，会不会对这个下属大加赞扬呢？这算不算失察呢？

  为民，不仅体现在要求上，也体现在办事的每一个环节中，为人民、靠人民，才能将领导的要求与百姓的诉求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