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传文学中官场倾轧类型举隅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具有以人为中心的共性特质,而史传作品中的人物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又多为政府官员。品读古代史传文学,使我们有机会窥见官场中官员之间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和不择手段的相互倾轧。
　　
　　一、睚眦必报型
　　
　　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的官员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屡见不鲜。成语“睚眦必报”就源于战国时期范雎的故事。时任魏国中大夫的范雎因在国内不能立足,被逐出国境,后成为秦国的丞相。显达后的范雎对于从前对他有嫌怨的人施行报复,即使只是张目忤视一下,他也不放过。再看下面一例:
　　元至正间,袁有守多悉政,民甚爱之。部使者威,新贵,将按郡至袁。守自负年德,易之,闻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贼,贼怒,欲中守法。会袁有豪民尝受守杖,知使者意守,即诬守纳已赇。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
　　——[明]高启《书博鸡者事》
　　元朝时,袁州的一个口碑不错的官员碰到臧姓上级要巡察袁州,袁州官员依仗自己年高有德,瞧不起人家,还笑着说“这臧家的孩子”。这本是一句有点过火的玩笑话,偏偏有人搬弄是非,把这句话告诉了臧姓官员,他大怒,就想陷害袁州官员。可见这臧姓官员度量也很小。有个土豪,曾受过袁州官员的杖刑,揣摩到臧姓官员的心理,就诬告袁州官员接受过自己的贿赂,臧姓官员借机逮捕并罢免了袁州官员。仅因为一句话,就把别人罢官下狱,与范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恶人告状型
　　
　　某些有问题的官员遭到检举弹劾时,不愿束手就擒、甘为鱼肉,于是就采用恶人先告状的方式抢先致对手于死地。海瑞就曾被恶人反咬一口。
　　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学御史房寰恐见纠擿,欲先发,给事中钟宇淳复怂恿,寰再上疏丑诋。
　　——《明史·海瑞传》
　　海瑞在担任南京右都御史时,有些官员苟且怠慢,海瑞就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海瑞检举揭发,便恶人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房寰于是上疏诽谤诬蔑海瑞。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往往如此,正义之士在官场上缺少高超的斗争技巧,未能将奸臣拉下马,反而落入奸佞之人设置的陷阱里。当然,正义之臣最终是不会缺位的。
　　
　　三、嫉贤妒能型
　　
　　官场上不乏德才平庸的官员,这种人往往害怕贤能的官员挤占自己的空间,影响自己的权位,暴露自己的平庸,便想方设法构陷、诋毁道德和才能比自己高的人。屈原被怀王疏远就是典型一例。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任楚怀王的左徒时在内政外交方面均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深得怀王信任。上官大夫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就在怀王面前谗毁屈原,栽赃陷害,结果怀王疏远了屈原。上官大夫的“才”不如屈原,“德”亦不敢让人恭维,最终的结果却是屈原被疏远流放,上官大夫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佞臣们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地阻碍、陷害对手,由此可见一斑。
　　
　　四、公报私仇型
　　
　　官员们同朝为官,免不了会有一些摩擦或恩怨,摩擦或恩怨升级后,某些官员往往凭借手中的权力以泄心中愤恨。
　　盖勋字元固,后汉敦煌广至人也。……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刺史左昌因军兴新盗数千万。勋固谏,昌怒,乃使勋别屯阿阳以拒贼锋,欲因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
　　——《后汉书·盖勋传》
　　刺史左昌趁扩军的机会截断盗用了数千万军资,盖勋极力劝阻,惹得左昌不高兴,他便派遣盖勋率军抵御敌军的正面攻势,想从军事上找罪名处罚盖勋。左昌的行为实属滥用职权泄一己之私恨,所幸的是盖勋战功卓著,未能让左昌得逞。
　　
　　五、顺手牵羊型
　　
　　官员们相互倾轧的奇技淫巧,花样迭出,令人防不胜防,“顺手牵羊”一招可谓阴险毒辣之极。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黜。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
　　——《宋史·欧阳修传》
　　范仲淹被贬,欧阳修为其在朝上进行辩护,司谏高若讷坚持认为范仲淹应贬。欧阳修就写信给高若讷,说高若讷不知道羞耻。高若讷上呈了这封信,结果欧阳修连带被贬作夷陵令。高若讷原本要对付范仲淹,可欧阳修也搀和进去,索性把欧阳修也告了。高若讷老谋深算,真乃倾轧同僚的“高手”。
　　
　　六、排除异己型
　　
　　古代官场中单枪匹马者少,拉帮结派者比比皆是,所以排挤、清除和自己意见不同或不属于自己集团派系的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唐代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以牛僧孺为首和以李德裕为首的两派官僚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形成“牛李党争”,《资治通鉴》中有如下记载:
　　(唐文宗太和三年,秋,八月),征河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闵同平章事。……(九月),壬辰,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恶其逼己,故出之。……(唐文宗太和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入朝。戊子,立子永为鲁王。李宗闵引荐牛僧孺。辛卯,以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西川节度使郭钊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文宗太和年间,李宗闵走上了官宦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拔为宰相。这样,两人一掌权,就极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直至贬谪他为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由此可见,古代官场从来都充满着倾轧、构陷和斗争,类型不一而足。仕途险恶,宦海浪急,令今人感慨唏嘘,当审之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