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21日，由周恩来、陈毅、李立三组成的委员会，共同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便是我党历史中著名的“九月来信”，而收信人恰恰是毛泽东。
信中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除此之外，信中确认毛泽东仍旧是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还进一步肯定了他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等相关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至此，毛泽东得以重新回到部队，在此之前，他度过了一段无助且无奈的时光。
因为和陈毅的意见不一致，不但让主席前后两次遭到处分，还被迫离开红四军，好在党中央及时从中调解，事情才得以平息。
别看主席和陈毅元帅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当年的两人也有过一段“不打不成交”的经历，在“九月来信”之前，陈毅曾公开批评主席的四个缺点，一度让主席负气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
耐人寻味的是，多年之后，陈毅罗列的缺点全都成为了我党发展壮大的真理和捷径，本文，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段历史，感受主席的过人之处。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大会，由陈毅主持，目的是为了总结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
陈毅表示对当前存在的革命问题非常痛心，随后开始言辞激烈地指出时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四个缺点：
其一，对共产主义信仰不够彻底，认为共产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具体方法需要我们自己探索，这样的说法否定了共产主义的普遍适用性。
其二，存在个人英雄主义，常常强调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就会失败，他的真实想法是，革命没有他毛泽东才会失败。
其三，脾气暴躁，倾向一言堂，总是批评他人做法不正确。
其四，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否定了任何人都有发言权的说法，还存在剥夺他人发言权的倾向。
此言一出，会上的不少人开始高声附和，主席也因此遭到了严重警告处分，陈毅在此之后开始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
回乡养病的主席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陈毅也在接手前委书记工作后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难度，再加上党中央对这件事的正确处理，也才有了前面提到的“九月来信”，主席在军中的地位和权力得到认可和保护。
不过，历史总会印证是非对错，纵观我党发展进程，我们自然会发现主席这些“缺点”的英明神武。
首先，有关于制定中国革命基本原则这件事，当年我党一度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可这也对革命进程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主席深知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才会提出共产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合二为一，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
事实证明，我党结合国情探索出的共产主义发展道路，才让今天的中国变得如此强大。
其次，有关于主席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这件事，如果放在其他人身上大概率会是缺点，可我国的革命进程中，如若没有主席的自信和主导，大概率会在屡屡失败中惨淡收场。
众所周知，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都曾是我党的领导人，可他们的指挥总是让中国革命进程受到打击，还曾引发党内严重危机。
直到遵义会议后，我党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位置，中国革命才得以渐渐步入正轨，迎来全新的发展时期。
正如叶剑英元帅曾经感慨的那样：“毛、刘、周、朱、陈、林、邓，主席之后的六位以及众位革命老人，就连我叶剑英也算上，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别人当头、掌舵都不行，唯有毛主席才将这群人聚起来，干成建立新中国这件大好事！”
第三，有关于主席爱发火以及搞一言堂的问题，这一点其实从未被主席本人否认过，他也曾自嘲：“我这个人呀，40岁以前总爱发脾气，总是觉得真理和正义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可中年之后的主席不但有着良好的修养，还特别注重倾听不同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他每每批评身边人多半都是因为恨铁不成钢。
如果没有孜孜以求的心智，面对问题得过且过，和稀泥的态度对革命大业才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至于搞一言堂，当年的红四军第七次大会就是典型的例子，众人在不知深浅的情况下将主席排斥在外，倘若没有后来的及时挽回，不但主席无法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革命事业也有可能毁于一旦，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主席当年倾向于一言堂才是革命事业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第四，有关于发言权的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如出一辙，当年认同陈毅如此说的人对于民主的认知还是存在偏颇的。
事实上，绝对的民主只会在革命队伍中造成懒政以及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甚至还会让真正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
主席对发言权的看法，刚好给民主设立了一个良好的先决条件，有调查、取证后的发言才是对民主负责任的表现，而这一点也被我党沿用至今。
好在陈毅在事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也曾深刻反思：“这件事我的确有责任，挂了几天帅才知道自己真的能力不够，不在那个位置上干，就真的不知道难度有多大！”
针对这件事，陈毅还当面向主席承认错误，心胸宽广的两个人在之后成为了莫逆之交，真是不打不成交。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行动不便的主席出席了追悼会，还说出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陈毅是个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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