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阎又文出生在山西荣河一个贫困家庭。有远见的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盼望着有朝一日他能出人头地。
阎又文为了不辜负家人的良苦用心，一边刻苦读书一边打工贴补家用。从山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他怀揣着满腔热血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革命洪流。
在延安，他加入了情报侦察培训班，后被组织派往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从事地下工作。
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与共产党交情良好的国军将领傅作义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要求派人加入自己的部队，帮助从事政工工作。
为了抗战，毛泽东欣然答应。
这个重任落到了阎又文头上，他既是高材生，又是傅作义的老乡，当仁不让地成了潜伏在傅作义身边的最佳人选。
继他之后，延安又选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到傅作义部队工作。中共中央要求这些人在傅部“不搞兵暴、不搞情报工作，广泛交友，宣传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9月，阎又文在潘纪文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那一年的冬天，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回到绥远抗战。
阎又文才华出众，处事干练，很快得到了傅作义的赏识和重用，被委以私人秘书一职，同时担任第八战区“贯彻社”主任，负责动员和宣传抗日工作。
在担任傅作义的私人秘书期间，他矜矜业业、不敢有一丝懈怠。
傅作义曾公开赞扬阎又文的工作：“过去别人给我写的讲话稿总不符合我的想法，只有他写出的东西合我心意。”
作为政宣部门的领导，阎又文号召全体官兵坚决贯彻团结一致、对抗日军，从延安引入了大批刊物，如《论持久战》《解放周报》等等，供各级干部传阅。就连傅作义的案头上，都放着许多来自延安的书报和刊物。
为了不负中共中央的嘱托，他还与其他延安来的同志一起，参照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在傅作义部队制定了“十项纪律”，提倡官兵平等、财政公开、军事民主。这些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养。
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傅作义部队在与日军作战中连续取得三次胜利。其中五原大捷击毙日军军官300余人，日兵1000多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日益恶化。面对来自蒋介石的压力，傅作义不得不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由于阎又文的共产党员身份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他留了下来，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从此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后，阎又文一直牢记着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方针——“长期埋伏，以待时机”，一边辅佐傅作义抗战，一边等待着组织联系他，整整潜伏了7年之久。
直到抗战胜利后，一位名叫王玉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重新联系上了他。
由于组织上曾专门叮嘱王玉只能和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因此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寥寥无几。
1948年底，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但是考虑到这座古老城市的特殊性，我军不想武力解放北平。
因此，中共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派人和傅作义谈判，力求能够实现和平解放北平。
在傅作义左右为难之际，阎又文坚定地告诉他，当下只有起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最终，傅作义于1949年1月22日发表了《北平和平协议》。阎又文跟随他以国军起义将领的身份加入了解放军的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地下工作者都公开了真实身份，只有阎又文一直保持着起义将领的身份，在水利部门任职，为新中国的建设默默做贡献。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与世长辞，年仅48岁。临死前，他留下了一句奇怪的遗言：“有事找组织”。
这句话让悲痛的子女十分疑惑：父亲是国军将领，虽然后来转换了阵营，但是很多人依然对他抱有消极看法，怎么会让子女有事情找组织呢？
阎家子女参加工作后，遇到了政审问题，下定决心找出父亲的真实身份。但是他们多方奔走也只查到父亲解放后的信息，解放前的工作经历依旧是迷雾重重。
直到1993年，曾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将阎又文的往事告诉了阎家子女，他们才终于知道了父亲那段惊心动魄的潜伏经历。
而此时，距离阎又文去世已经整整31年。
为了解决阎家子女的工作难题，罗老部长还专门给他们的单位发公函，函中写道：“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秘密工作……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作出了突出贡献。”
至此，这位潜伏在国军多年的共产党人终于大白于天下。
2008年，阎又文的事迹被收入《无名丰碑》纪念册，他默默付出、不求名利的精神，将永远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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