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字思黯,是隋仆射奇章公牛弘的后代。祖父牛绍,父亲牛幼简,官职低下。牛僧孺考中进士,应试贤良方正科目被录取,被派任伊阙县尉,后提升为监察御史,转殿中省任职,历任礼部员外郎。宪宗元和年间(806~819),改任都官,主管台阁杂官,不久换任考功员外郎,充任集贤直学士。
穆宗登基,牛僧孺以库部郎中官职主管拟制诏令。长庆元年(821),宿州刺史李直臣犯贪赃罪判死刑,李直臣贿赂有权势的宦官为他申辩,牛僧孺坚持执法不改。穆宗当面对他说:“李直臣行事虽有过失,但此人有经营规划的才干,可委派他去边疆任职,朕想放宽对他的执法。”牛僧孺回答说:“平庸的人没有才干,只不过是保持禄位讨好上司罢了。帝王立法,约束奸雄,正是因为他们多有才干。安禄山、朱氵此因有过人的才干,才搅乱了天下。何况李直臣只是小才,又何必枉法迁就呢?”穆宗赞扬他严守法纪,当面赏赐他金符紫服。次年正月,委任他做户部侍郎。长庆三年(823)三月,他以本官任同平章事。
起初韩弘进入朝廷任职,因他任宣武节度使时的旧事,流言蜚语颇多;他儿子韩公武用家财以重礼贿赂帝王宠幸的权臣及诽议多的人,同在朝班的官员尽都受到他的馈赠。不久,韩弘和他儿子都去世了,遗孙年幼,穆宗担心他的家财被仆役盗窃,便派宦官到他家,查阅他的家产簿册,将它交给族中长者。在簿册上都记有受贿人的处所,只有牛僧孺的官衔旁用红笔写着:“某月某日,送牛侍郎财物若干,他不收,全部退回。”穆宗审阅簿册后十分高兴。过了不久,朝廷商议任命宰相的人选,穆宗首先认可对牛僧孺的提名。
敬宗登基后,牛僧孺升官为中书侍郎、银青光禄大夫,封爵奇章子,食邑五百户。同年十二月,他被提升为佩金符著紫衣的三品官阶,晋封为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宝历年间(825~826),由不正派的宠臣决定朝廷政事,大臣依附勾结他们,牛僧孺对众小人无可奈何,三番四次呈递奏章请求免职,敬宗说:“等我祭祀天地的大礼完毕就放你走。”穆宗举行完向祖庙报德的祭祀后,牛僧孺又上奏陈请退职,朝廷便在鄂州设立武昌军编制,委任牛僧孺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四州观察等使。江夏城的土性不粘,难砌城墙,每年加筑,都征收青茅草袋盛土加层。地方官吏借此巧取,侵吞修城资财年复一年。牛僧孺到任后,计算草袋、修筑费用,每年十余万贯,便改征土砖,用以抵偿应征的草袋、修筑费。前后五年,城墙全部筑得如同井壁,侵吞征收资财的事从此根除。文宗登基,就牛僧孺原职加授检校吏部尚书衔,镇守江夏共五年。
太和三年(829),李宗闵辅佐皇帝主政,屡屡举荐牛僧孺有才,不宜任地方官。太和四年(830)正月,将他召回朝廷,代理兵部尚书、任同平章事。
太和五年(831)正月,幽州范阳军队骚乱,兵马副使杨志诚驱逐了主帅李载义。文宗认为李载义对朝廷忠心,骤然听说该州失去这样的主帅,大惊,紧急召见宰相等大臣说:“范阳兵变怎么办?”牛僧孺回答说:“这不值得烦劳圣上忧虑。范阳的得或失,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祸福,自安史之乱以来,翻来覆去都是这样。先前刘总将范阳地域归附中国,朝廷耗费钱财百万,却始终未得范阳的尺布斗粮入收国库,不久又成为祸害。现今的杨志诚也就是以往的李载义,只需因势安抚他,使他抵御奚和契丹不让他们入侵,这才是朝廷的利益所在。给予他朝廷的符节,他必定施展才能效力国家,毋需以叛逆、顺从的问题对付他。”文宗说:“我起初未审慎思考,你说得对。”当即派遣宫中使臣前往宣旨抚慰。不久,牛僧孺被提升为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太和六年(832),吐蕃派使臣论董勃义来朝与中国建立亲善关系。不久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报:吐蕃的维州守将悉怛谋献城归降。李德裕还陈述利害关系说:“如派羌兵三千人,出其不意,烧掉十三桥,直捣其心腹要地,就可达到降服吐蕃的目的了。”文宗对此事疑惑不定,下令尚书省商议,众大臣陈请照李德裕的计策办。牛僧孺进言说:“这种议论不对。吐蕃的疆域,四周万里,丢失一个维州,无损于它的势力。况且论董勃义刚回去,刘元鼎还未到,近来两国修和,约定停止用兵。中国防御西戎,应以遵守信义为重,军事对敌在次;而今一旦失信,西戎就能以此为口实用兵。听说吐蕃首领正在茹川一带牧马,蛰伏在秦、陇附近。如若他向东袭击陇坂,直奔回中要道,不用三日即抵达咸阳桥;如果我朝派兵抗拒,势必使京都震骇。事情如若到此地步,纵然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何用呢?”文宗说:“对。”于是诏令西川不得接纳维州降将。牛僧孺一向与李德裕有仇怨,虽是商议边防公事,而依靠李德裕的人们认为牛僧孺是妒忌李德裕建立功业,指责牛僧孺的议论沸腾一时,文宗也认为这不公平。这年十二月,牛僧孺任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主持节度事务。
这时护军中尉、宦官王守澄当权,大量收纳小人,私下妄议朝政,内宫事情秘密,不知他们说些什么。一天,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询问对策,文宗说:“天下怎样能达到太平,卿等留心过这个问题吗?”牛僧孺说:“臣等愧任宰相,无能安民济世,但臣想太平也没有法式。现今四方异族不来交相侵犯,黎民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散,在上位者没有滥施暴虐,处下位者没有忿恨怨言,仕宦门中没有强梁之家,公众议论不受阻止梗塞。即使未至太平盛世,也还可称小康景象。陛下如若另求太平,不是臣等力所能及的事。”回到中书省,牛僧孺对同列的大臣说:“我等任宰相,天子如此督责,哪能久处此地呢?”十天内,他三次奏请辞职,文宗不许。适逢李德裕一党得势,即将入朝主持政事,牛僧孺因此获准辞职。文宗已经接受近身侍臣的邪说,急于求得“太平”,奸佞之徒窥得其意向坚定,因此李训、郑注得被重用。几年时间,几乎危及社稷安全,而牛僧孺按一定准则求进退,为议论者称道。
文宗开成初年(836),士大夫丧失道义,众宦官把持权柄,牛僧孺厌弃位处重要藩镇,请求返回自己的封地任个闲职,屡屡奏请,未得获准,共在淮甸任职六年。开成二年(837)五月,牛僧孺加封检校司空衔,食邑二千户,兼任低于他本官的东都尚书省事、东都留守、东畿的汝州都防御使。牛僧孺见识远器量大,心在尘世事务之外,不把小事放在心上。在洛都的归仁里建造了府第。在淮南任职期间,他就在庭院亭台间,布置美树奇石,房舍居室清幽美丽,竹丛树林幽雅深邃。常和诗人白居易在这里吟咏诗歌,不再有仕途进取的意念。
开成三年(838)九月,朝廷征召委任他为左仆射,接着就派左军副使王元直带着委任凭书前往宣布赐予他的官职。按惯例,地方长官入朝任职,没有宫中使臣宣布诏书的先例;因怕牛僧孺推辞,以此促使他入朝。牛僧孺不得已入朝。适逢庄恪太子李永刚刚去世,牛僧孺到延英殿向文宗致谢任用之恩,谈到太子的事,便恳切陈述父子君臣的道义,尊卑长幼的常规,不可轻易更改皇储的道理,文宗听后为之潸然泪下。这时的宰辅大臣都是牛僧孺的故旧同僚,但他从不登门拜会;文宗频繁召见,他以脚有毛病推托。时间久了,文宗对杨嗣复说:“僧孺称说有病,不能上朝趋拜,不可就此听其自便。”开成四年(839)八月,又任命他为检校司徒、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将他的食邑增至三千户。辞行之日,文宗赏赐他觚、散、樽、杓等金银古器,并派宫中使臣告诉他说:“因为你廉洁正派,赐予这些古器,望你暂留一时。”牛僧孺启奏说:“汉南水旱灾害之后,流民亟待治理,不宜停留。”经再三请求放行,文宗才同意他走。
武宗登基,就牛僧孺原职加封检校司徒。会昌二年(842),李德裕当权,免除了牛僧孺的兵权,征聘他为仅有荣衔的太子少保,后晋升为太子少师。宣宗大中初年(847),牛僧孺逝世,追赠他太子太师衔,谥号文贞。
牛僧孺年轻时与李宗闵同科试,尤为李德裕憎恶。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李宗闵被贬斥,死在郴州任所。牛僧孺多次遭李德裕指摘,李德裕想加罪于他,但因牛僧孺素来正直,受人敬仰,无从寻其漏洞。李德裕被贬到南方,所撰著的《穷愁志》,援引民间牧童的谶语指斥牛僧孺,还称他为“太牢公”,对他憎恨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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