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不意味着世界就已恢复和平，各方势力明里暗里摩擦仍然未断，很多人都以为美苏双方必然会爆发三战。
尤其是1950年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这里吸引，美国已经介入，若是苏联也出兵，整个世界就会再次陷入动荡。不过最终是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苏联只是隐于幕后。
由于纸面实力相差悬殊，最初全世界都不太看好中国能获胜，那么在功德林里那一群特殊的中国人，对这场战争又是什么看法呢？
当年功德林里的人基本上都是以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说句实话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刚开始都是不服气的，毕竟解放战争之初国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人数上都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因此他们想不通为什么短短三年的时间就败了。
人一旦面对想不通的事情，就容易产生其他的情绪，这些国军将领很多都不服气，认为败给共军只是友军不到位、运气不好等等原因，很少有人能从根本上去思考人民的力量以及两党的差距。
因为思想上的不同，在得知志愿军与美军交上手后，功德林里的人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幸灾乐祸看热闹派，另一个则是国家民族为第一派，两者的表现是天差地别。
幸灾乐祸看热闹
早前很多国民党将领都与美军打过交道，深知美国的工业水平极高、战争潜力很大，而当时的中国可谓一穷二白，因此他们普遍不看好志愿军能获胜。像文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代表。
文强与我党很多高级领导人关系都很深，他是毛主席的表弟，也是周总理的学生，在黄埔时当过林元帅的班长，后来也跟着朱老总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本人也是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但是因为几次阴差阳错，导致他愤而脱党成为了军统要员，所以他心里是有怨的。
他进入功德林后就非常抗拒改造，是出了名的顽固分子。某天他打开功德林里日常送来的报纸，看到上面写着“美军仁川登陆”六个大字，他的心理非常激动，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大篇，其中有几句就能看出态度。
“我在想，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变相的美、苏战争的爆发。换言之，便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身在监内，心在监外。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前，中央宣传部长任卓宣曾经大声疾呼过，世界必因美、苏争夺而大打起来.......
我认为，苏联称雄于世界的寿命不长了，中国共产党又岂有幸存之理。朝鲜半岛打不了游击，也打不了阵地战。中共在大陆作战是行的，小米加步枪打美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文强写完还感觉意犹未尽，恨不得立马拿到第一手战报。后来功德林管理处的一位李科长让大家写一篇《美朝战争的预测》，这正合了文强的意，他很快就洋洋洒洒写出五千多字，文章以“美国是不可战胜的”来结尾。
当然，像文强这种直接站在对立面的毕竟是少数，其他更多的是像邱行湘一样，即便心里不看好，也没有明说。
邱行湘最初也是认为解放战争的结果是在于国军无能，但共军面对强大的美军时，局面或许就完全不同了。他想着：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点头的事谁也阻挡不了，美国人摇头的事谁也做不成。
持有类似想法的人还真不在少数，就他们自身的情况而言也算正常，毕竟那时大部分人接受改造不久，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有的甚至寄希望于老蒋，希望国军能趁此机会重回，把他们从监狱里救出来，所以就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不过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同样是面临敌强我弱的局面，同样是在功德林内，有的人却非常积极，其中代表就是杜聿明。
杜聿明虽然也知道双方装备差距很大，但他在战争之初就做出判断：只要共军将领指挥得法，战士浴血奋战，有可能击败美军。
国家民族为第一
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是老蒋的“救火队员”，哪里战事紧急，老蒋就把他派到哪里。其实大家都忽视了，他还是国民党阵营中少有的现代型军官。
他接触机械化部队的时间很早，1937年，国民党中央军唯一的战车营及战防炮营等部合编为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是该团团长；之后这支部队装配了82辆苏制T26坦克并改编为200师，杜聿明仍是该师师长；
再后来200师的装甲机械化部队归属到新成立的第5军直辖，杜聿明为第5军首任军长。到了远征军时期，他与美军军官打交道非常多，麾下的部队也接手了很多美械。
从这段经历就能看出来，杜聿明对现代化军事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知道美国人的确很强大，不过出于民族情感及爱国之心，他还是希望中国能赢！
杜聿明将自己对机械化部队以及美军的了解，都写成了材料，其中详细总结了美军的优缺点，以及一些与美军作战的注意事项。然后通过管理处上交到了中央，以供参考。他的很多建议还是讲到实处了，给志愿军做出不小的贡献。
后来朝鲜战场平静下来，志愿军凯旋归国时，杜聿明激动地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像杜聿明这样把民族国家放在第一的当然不止一个，原国民党18军军长杨伯涛同样主笔了《美军战术之研究》递交上去。
1945年初，滇缅公路打通后，大量美械运输至中国境内，18军获得了美械供应，为了能更好地熟悉装备，18军开办了美械训练班，由时任18军11师师长的杨伯涛担任班长。
在此期间他对美国战防炮、火焰喷射器、火箭筒、冲锋枪、步枪、轻重机枪及步话机的使用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他是班长，与美国军官的接触很多，比较熟悉对方的作战方式。
他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也是非常坚定的，得知抗美援朝爆发后，就与整编66师师长宋瑞珂、第10军军长覃道善、第85军军长吴绍周、12兵团政治部主任侯吉晖、94军副军长林伟宏（都是原国军中的职务）等人合作写下了《美军战术之研究》。
该材料一共有六万多字，介绍了美军武器装备的使用方法及通常战术，同时也有他们各自指挥美械部队的一些经验看法。
这份材料非常重要，毛主席都抽空看过，当时功德林教导大队还公开表扬了杨伯涛等人：“你们对人民有功”。
殊途同归
当然，抗美援朝关系到的不仅仅是哪一个政党，而是全体中国人。那些原先看热闹的原国民党要人，在看到一次次捷报以后，心态也慢慢开始发生改变。
抗美援朝期间，前线由于美军的封锁轰炸，后勤是极为紧张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积极地投入到了“炒面”之中，为的就是志愿军战士们能不饿着肚子与敌人作战！
功德林里对于此事慢慢也变得热情了起来，包括邱行湘、杜聿明、杨伯涛等人在内的原国民党高级军官都兴致勃勃地炒起了面来。杨伯涛为此还专门写过一首《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
调和鼎鼎倍辛忙，为最爱人燢糇粮。
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
昼颺烽烟夜烛天，挥汗酣战灶台前。
千杓万铲浑意倦，大同江畔报敌歼。
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改造以后，这些战犯们思想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他们陆陆续续被特赦，当时我党也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去处，不管是大陆还是海外都绝不阻拦。
但他们大部分人都选择留下来为人民做一些贡献，哪怕是一直以来最抵触、最抗拒的文强、黄维二人，当面临台湾省的邀请时，他们也明确拒绝。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
历史教会我们的，不应该只是仇恨，还有感化、改造和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