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鏊,字济之,吴地人。父亲王琬曾任光化知县。王鏊十六岁时随父读书。国子监诸生争相传诵他的文章。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感到惊奇,称他为“天下士”。成化十年(1474),参加乡试,第二年参加会试都是第一名,廷试第三名。授编修职,闭门读书,远避权势。
弘治初年,升为侍讲学士,充任讲官。显贵的侍从宦官李广引导孝宗游西苑,王鏊讲文王不敢沉于游猎,反复恳切地规劝,孝宗为之感动。日讲完后,孝宗对李广说“:讲官指的是你们。”寿宁侯张峦以前与王鏊有姻亲关系,到张峦显贵后,王鏊断绝与他的来往。东宫太子前往封地,大臣请求选正直之人任太子官属,王鏊以原官兼任谕德。不久转任少詹事,提升为吏部右待郎。
曾经上奏章陈述安民之计,大致说:“昨天火筛入侵大同,陛下早晚不安,而沿边诸将都环城固守,无一人敢当其锋,这是臣所想不通的。臣认为当前对火筛、小王子不值得害怕。而内宠乱政,功罪赏罚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疆空虚,这才是令人十分恐惧的。每年边将有了过失往往令其戴罪杀贼。副总兵姚信拥兵不前,也得以逃脱惩罚。由此人心所以日益松懈,士气所以不振。希望陛下大振皇威。经常召见大臣,咨询边将勇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行使主将之权。起用退休尚书秦..为总制,节制诸边,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镇京营,遥相声援。厚恤沿边死难者的家属,招募边疆的勇士,乘空隙带领其部曲分兵袭击,出奇制胜,寇必定不敢长驱深入。”朝廷接受此计谋。王鏊又说“:应该仿效前代以科举取士的制度,如博学宏词之类,以此广罗奇才。六年选拔一次,特别优秀者授以枢要之职,有官职的增加俸禄。数年之后,读书人加强了修养,一定以通经学古为高,除去满足于小有名声的毛病。”朝廷当时不采纳,不久王鏊因为父亲去世而返乡。
正德元年(1506)四月,王鏊被起用为左侍郎,与韩文等大臣要求诛刘瑾等“八党”。不久刘瑾进入司礼监,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去,内阁只李东阳一人。刘瑾想引入焦芳,廷议只推荐王鏊。刘瑾迫于公论,命令王鏊以原官兼学士与焦芳一同进入内阁。过了一个月,王鏊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
景帝汪皇后去世,对按什么规格举行丧礼拿不定主意。王鏊说“:皇妃并不是因罪被废,应该恢复原封号,按妃的规格安葬,按皇后的规格祭祀。”武宗于是下令停止上朝,按皇后的规格祭祀。宪宗废后吴氏死了,刘瑾要焚尸以灭迹,就说“:不可以成丧服。”王鏊说“:丧服可以不成,葬礼不可以薄。”尚宝卿崔璇等三人被戴上刑具几乎死去,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对崔璇侮辱并且又要杀之,我还有何脸面留在内阁。”李东阳也极力相救,崔璇等才得以免死遣送戍边。刘瑾恨尚书韩文,一心要置韩文于死地,又想借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前后都极力相救,使刘瑾阴谋未得逞。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称筑边墙糜费。王鏊争辩道:“一清为国修边,岂能以功为罪?”刘瑾对刘大夏发怒,将刘逮至京城,要以激变罪名判其死刑。王鏊争辩说:“岑猛不过是拖延不行罢了,未叛变怎能说为激变?”
当时朝内外大权全被刘瑾所掌握,王鏊起初开诚布公与刘瑾言说,刘瑾间或接纳。而焦芳专于阿谀奉承,刘瑾更为专横,士大夫深受其害。王鏊想救而不能救,就力求辞官返乡。四年(1509),三次上疏,才被批准。武宗赐他盖皇帝大印封记的文书、马车,有关部门按旧例供应粮食、奴仆。王鏊在家居十四年,廷臣多次推荐他都不赴任。
世宗即位,遣官员慰问王鏊,王鏊上疏致谢,并呈上“讲学”、“亲政”两篇奏章,世宗以嘉许的口气下诏说知道了。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中书舍人。嘉靖三年(1524),世宗又下诏令有关部门慰问王鏊。没多久王鏊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太傅,谥号文恪。
王鏊博学善于识别人才,文章雅正,言谈议论明晰流畅。晚年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看了说:“王公的文章达到精深的境界,世上的人也很难达到。”王鏊年轻时善于制作科举时文,后来多次主管乡试,为一代文章楷模。取士注重经学,文章险峻诡异者一概屏去。因此弘历、正德年间的文体为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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