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典
刘国章作品
在生队安顿下来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社员一起出工劳动了。锄头、扁担、粪桶、水桶、锅、瓢、碗、盏，花了几个星期陆续制备齐。
除了不会犁田、耙田，其它什么农活我都是抢着做，很快赢得了队干部和广大社员的好评。被评为壮劳力，定为最高分十分，除了赶场天，春节返渝或扎雨班，都是全勤。
春节刚过，春播在即，插秧方式和我们重庆农村不同，重庆农村是栽“白水秧”，资中是栽“铲铲秧”。
所谓“铲铲秧”，当秧苗长到只有“白水秧”秧苗三分之一时，在秧田里泼满大粪，很臭!很臭!再撒上磷肥。然后用长方形的铁铲，连土带秧一铲一铲地铲起来，放在手腕上，插到平整好的水田里，插的时候，那个粪水都跟着那个手下流，又臭又恶心！
我队稻谷亩产能达三百至四百斤。但人多田少，实际上，一个全劳力平均每年只能分到两百斤左右的稻谷。
队里分给我九厘自留地，而有些知青的自留地却是荒着，或由社员代种。我的旱坡地，种上了苞谷、小麦，全获丰收。两溜田坎地，种上了黄瓜、红萝卜、辣椒、茄子、四季豆，田坎边，铲开一个个裂 口，撒上一 把磷肥，种黄豆。
由于辛勤劳作，我的瓜菜都喜获丰收，社员们个个都向我竖起大拇指。
国家给知青的建房款到位后，社员们为我用泥巴筑了两套茅草房，卧室加一间厨房。墙外，还挖了一个粪坑，我又在房前屋后，种上了几窝南瓜，都喜获丰收。
看到自己的辛苦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心中充满了喜悦。生产队对知青特别关照，准许我喂了两对小鸡，有一只被老鹰刁走了。剩下三只健康成长，全用粮食喂的，个个五、六斤重，毛色鲜艳，过春节背回了重庆。
纯粮喂的土鸡是真正的原生态，那个鸡汤之香、之鲜，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在盖房时，房顶是用麦杆编织的，也算是个技术活。当时，队上派李二爷给我盖房顶。他是中农，那天太阳很大，在房顶上，他对我说:“把人都放到太阳里去了，不把人烤糊了，烤死了哇!”
我一听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很紧张。农民就是用这种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插曲，令我终身难忘。
我一个人没有猪圈，更没有精力养猪。在我大侄女来到前，只能在赶场天，到罗泉镇，炒上一份四角钱的猪肝或腰花解馋。吃不完的红苕，就挑到乡场上卖。100斤红苕，也就卖廿十七元钱。我的食量很大，一顿能吃五大碗蒸红苕，身体长得十分强健。皮肤黑里透红，下大雨时，雨滴在肩上，沾不住，直往下趟。
我从未生病，另外一个大队，我校的一名女知青，因为肠梗阻不幸去逝。
在和社员一起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队干部和全体社员，对大寨大队战天斗地的硬骨头精神，是心悦诚服的。但对大寨极左生产管理，极大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每天下午一到收工，评分计工时，就扯皮。
社员们极力要求分组、分片包干，责任到田，责任到人，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强烈的愿望，在私下激烈地表现出来，当时，每个队都偷偷地干。
公社大队干部心知肚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最实际的想法是：不论怎么干，保质保量抓农时，抢季节，“灌满自己的肠子，才是头等大事!”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话只有王八蛋才能说得出口！
我们落户的地方，亦称睢家坝子，距离威远深山老林，有四十华里之遥，社员升火做饭，柴草严重不足。一句话， 缺烧的！公社在黄荆沟开了一处煤窑。
我们十天、半月，即要翻山越岭，下深沟去黄荆沟煤窑买煤，一步一步地挑回来，来回有八十里山路。
凌晨四点，社员带上饭粑砣，打着火把上路。我还好，尚有一把电筒。
完全是山间羊肠小道。下到黄荆沟后，只见两边均是九十度悬崖陡壁。社员们经常道:“下坡脚杆软，上坡直打闪。”
走到煤窑，已是上午八点左右。煤窑洞口很小，地上有两根木竹做的轨道。突然从洞口爬出一人， 头顶一盏菜油灯， 腰间捆着一根五六寸宽的麻带， 背后拖着一个竹筐， 竹筐里装满了一大块， 一大块闪闪发亮的煤块。每块大约有二十至三十斤重。
只见他全身裸体，双脚并两手，在地上艰难地爬行。将煤筐沿轨道拖出洞口，满脸黢黑，只有两只眼睛还在转，简直就像一只大猩猩。
我脑海里闪现出电影《农奴》中强巴的形象，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不允许女性到煤窑挑煤。
社员指着他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生产队那个孤儿。他这种人在煤窑还有好几个，工作虽然艰辛，长年累月衣不遮体，但饭尚能吃饱，否则没有力气，无法干活。”
挑煤回家太艰难了，那梯坎高耸入云，一上了坡，社员们就开始啃饭粑砣。社员们挑煤都不带水，每个固定的歇脚之处，必有一窝清澈甘甜的山泉。
挑煤炭回家，天已经黑尽了。我第一次挑煤，挑了80斤，第二次挑了 100斤，第三次挑了120斤，最多的一次挑了125 斤。
挑煤的记忆太深刻了，终生难忘！当知青的日子太艰苦了，还好我信心十足，后来我被评为先进知青，出席了资中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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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梦狐
编辑：歌乐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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