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之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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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之剑 （一）

共产主义之剑 （二）

1917年1月22日，为纪念1905年的“血腥星期日”，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等地的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3月初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三万名工人开始大罢工，揭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

 

与1905年罢工马上导致当局镇压情形相反的是，接连几天政府方面没有任何动作。就连社会主义者都在猜测，运动发生以来没有逮捕一个人，没有放一枪，就像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街头演出。这是不是政府在耍阴谋，故意想把事态闹大，好以此为借口采取大规模的镇压。

 

卫戍司令哈巴洛夫也没有向大本营报告，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军队调动，他认为，何必多此一举呢？战争期间为什么要造成后方的流血呢？他的呈报中说：“我们整整三个昼夜克制自己，没有开枪，这是我们的策略”。他采取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原来准备入伍的500面包工人送回来。整个卫戍部队一直没有接到使用武器的通知。

 

就连被称为沙皇“鹰犬”、群众运动“绞肉机”的哥萨克也保持了态度中立。在二月革命时，那些只会服从命令“无脑”的哥萨克坐在马上一动不动，听任工人们从他们的马肚子底下“钻过去”。哥萨克表示他们不支持警察，而是同情群众的。托洛茨基说，二月革命不择其路，革命是“在哥萨克的马肚子底下迈出它最初的脚步的”。

 

发生这奇怪一幕的真正原因是，沙皇得罪了几乎所有的阶层，以至于使他成为孤家寡人，这个政权落到一根支柱也无法依靠的地步。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始终无法忘记，他们在1905年正是接到了沙皇的命令才开始武力镇压，可是到头来，他们却成为了“流血星期日”的替罪羊。

 

3月10日，彼得堡爆发25万工人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发出大战爆发后至革命前30多万份（90多种）传单的最后一次传单，公开号召武装起义。次日早晨，工人群众解除宪警武装，夺取武器库，占领维堡区，深入军营进行鼓动，和士兵进行联欢。3月12日，彼得格勒驻军1万人开始武装起义，晚上增加到6万士兵。工人和士兵联手迅速打垮了军警的顽抗，逮捕了沙皇大臣和将军，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革命者。当天晚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大会召开。首都发生革命的消息旋即传遍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起来捣毁沙皇地方政权，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沙皇政府不甘心束手就擒，慌忙从前线调回部队增援，但革命烽火在全国燃起，部队半路受阻，有的作鸟兽散，有的倒戈掉转枪口，很快瓦解。3月1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眼看大势已去，宣布引退，让位于弟弟米哈伊尔。米哈伊尔无力控制局面，第二天就宣布引退。就这样，延续了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打上了句号。

 

由于在二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领导者被监禁或被流放异地，大批先进工人被征往前线打仗，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使这场革命完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于是一部分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窃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认为，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就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所以就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就在俄罗斯帝国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全国掀起反战游行、罢工和起义。捷尔任斯基确定了去向，他去追随列宁，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第六届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上，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捷尔任斯基在军队中做宣传工作，渐渐地，捷尔任斯基成为布尔什维克军队构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时转道德国回到俄国的列宁已经开始指导布尔什维克革命，因为他发现七月事变后的苏维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所控制，并组建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联合政府，与布尔什维克严重对立，列宁认为“两个政权”局面已告终结，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为此，他全力推进武装起义，“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10月20日，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驻守斯莫尔尼宫，负责领导武装起义。

 

1917年10月24-25日夜，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举行起义，捷尔任斯基负责协调占领火车站、桥梁、电报局和其他重要目标的行动。很快，建立新政权的消息传遍俄国各大城市，与此同时，国家陷入混乱，捷尔任斯基回忆：“当我们占领各个国家机关，没有钥匙的箱子和柜子里空空如也，主要国家机关里的官员不愿意承认苏维埃政权，我们之中混入了大批心怀鬼胎的投机分子。”

 

同时，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反革命组织星罗棋布，人们冲进酒库和商店，仅在12月4日的彼得格勒，就发生69起抢劫案，611起各类刑事案件，燃料、粮食不足，交通基本瘫痪。”无政府状态以及革命使社会混乱不堪。四处游走着强盗劫匪，醉酒士兵，舰兵水手，不堪入目。布尔什维克也到处搜罗抓捕反革命者，“人民的敌人”。

 

为恢复国家秩序，决定建立一个肃反、反怠工和投机倒把的组织，组织名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捷尔任斯基无疑是最合适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他的革命生涯中一共七次被捕，坐牢时间长达11年，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沙皇俄国专政机关的漏洞在哪里。此时他已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1917年12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布消息，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地址为彼得格勒市格罗霍街2号，以及接访时间。根据委员会主席的命令，30名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加入该组织，他们没有经过理论和实际操作训练，却个个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

 

“契卡”成立之初，“契卡”的同志们搞到一大堆皮衣，从此，皮衣就是“契卡”的身份标志，很多人看到穿皮衣的人就像感染了伤害一般浑身发抖。捷尔任斯基把“契卡”这个“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变成组织和行动具有高度神秘性，其手段无任何规则和底线约束的机构，它不受司法机关约束，也不隶属任何地方党政机关，而且，它无所不管，从消灭反动派到抓怠工、投机倒把、小偷小摸。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是最不可靠的，1922年，捷尔任斯基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系统完备地搜集、整理知识分子的档案材料和情报体系由此开始。一直有人用“那个穿皮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称呼捷尔任斯基，实际上，捷尔任斯基是一柄过于锋利的剑。要知道，以抓捕人质震慑反动势力，是列宁同志命令推广的，这点，最有自由主义气质的布哈林也深表赞同。

 

契卡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包括警告。手段有没收财产、驱逐出住房、没收粮票。枪决，作为最高刑罚，当时还没有被委员会所使用，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消了死刑。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德军向彼得格勒进攻，在俄军后方，反布尔什维克集团正在形成。1918年1月1日，列宁遇刺。鉴于当前形势，苏维埃政府决定迁都到更加安全的莫斯科，甚至颁布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处在危险之中》，该法令规定恢复死刑。普遍认为，恢复死刑是捷尔任斯基的想法，他确信死刑对于契卡而言至关重要，即便是殃及无辜，但这也意味着该组织权力得到彻底释放。

 

首个死刑决定产生于1918年2月24日，判处自称艾博里公爵的强盗及其女同谋普丽缇，他们实施入室抢劫，并打劫国家机关，从冬宫运出大量财宝。1918年2月至6月间，根据契卡命令，共50人被执行枪决。

 

同时，由于恐怖活动，政治局势变得复杂，捷尔任斯基恰好处在事件的中心，布尔什维克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使俄国退出战争，社会党人提出反对，革命后成为列宁盟友的社会革命党，在1918年夏发生叛乱。

 

社会革命党，是沙俄、俄罗斯共和国和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政党，1917年2月革命后没多久，社会革命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党员人数达到100万人，其中一些占据政府要职，人民认同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并进行和平过渡，尽管如此，社会革命党还是没能掌握政权。

 

为破坏合约的签署，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策划刺杀德国大使威廉·冯·米尔巴赫。17岁的社会革命党人，契卡人员雅科夫·布留姆金执行这次暗杀。为了这次暗杀，布留姆金伪造了一份带有捷尔任斯基签字的文件，契卡第一副主席维切斯拉夫·亚历山德洛维奇伪造了这份文件，亚历山德洛维奇和布留姆金进入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从保险柜中取出印章，盖在文件上，两个密谋者商量了细节，准备分头离开，突然看到屏风后睡觉的捷尔任斯基，很难想象，他们看到身后睡觉的捷尔任斯基时的反应。与此同时，捷尔任斯基睡得很沉，同样没机会目睹到这个险些害死了自己的瞬间。

 

1918年7月6日，布留姆金和助手安德烈耶夫一起，来到位于莫斯科德涅什胡同的德国大使馆，出示伪造证件后，他们接近了米尔巴赫，在与大使的会谈中，布留姆金突然拔出左轮手枪，并向他开火，他打光了所有子弹，但是由于太过紧张，并没有击中大使，米尔巴赫向隔壁房间跑去，安德烈耶夫向大使脚下投掷炸弹，炸弹却没有爆炸，安德烈耶夫撞向大使，大使摔倒，布留姆金捡起炸弹，再次丢向大使，炸弹爆炸了，帽子，左轮手枪，证件和装着备用炸弹的公文包还留在桌子上，行凶者跳窗逃跑，藏在位于三圣徒胡同的莫洛佐夫官邸，这里是人数众多的肃反委员会部队指挥部所在地，由社会革命党波波夫指挥，捷尔任斯基到此追捕二人，却被自己的手下解除武装并被逮捕，其他契卡人员也遭到逮捕，镇压这场左派叛乱并不轻松，捷尔任斯基也被免去契卡主席的职务，直到最终结案。

 

调查人员试图查清，他是否也参与了刺杀，因为他有这样做的动机，和左派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也反对与德国媾和，因为根据协议条款，俄国将割让捷尔任斯基家乡所在的地区。捷尔任斯基反复说，对刺杀米尔巴赫毫不知情，证件上的签名也是伪造的，最终他获得了信任，官复原职。

 

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特别部队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掌管肃反委员会，每天凌晨3-4点钟休息，9点钟已经起床工作了，1920年2月，他被任命为社会劳动义务委员会主席，他在狱中和流放时落下的病根开始恶化，结核病和心脏病，但是没有时间休息，国家还处在内战之中，人们被分化成两个敌对阵营：红色和白色。外国干涉使局势更为复杂，1918年夏，英军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巴库登陆，日军和法军占领了海参崴，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外国间谍在加紧活动，其中之一，西德尼·莱利，英国间谍，代号007，是詹姆斯·邦德的原型之一，熟练掌握包括俄语在内的六种语言，自1917年末开始在俄国活动，他有自由出入克里姆林宫的契卡假证件，化名西德尼·莱利斯基。

 

1918年8月28日，西德尼·莱利计划实施一次大行动，地点在大剧院。当日在此将要举行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莱利花费200万卢布买通克里姆林宫卫队长，拉脱维亚步兵团团长爱华德·别尔津。别尔津计划在亲随的帮助下，向包括列宁在内的中央委员会与会者射击。当晚，城里6万沙皇旧军官将发动叛乱，莱利又给别尔津120万卢布作为刺杀行动经费，他甚至没有料到，别尔津其实是捷尔任斯基的人，莱利的计划破产了，他逃亡国外，被缺席判处枪决。直到7年后才真正执行，那时，捷尔任斯基的手下把他诱骗回莫斯科。

 

阴谋及时被粉碎，但列宁还是没能躲过一次又一次的刺杀，1918年8月30日，芬妮·卡普兰在位于后莫斯科河区的米赫尔松厂门口击伤了列宁，同一天，社会革命党人列昂尼德·康奈基瑟刺杀了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猖獗起来，伴随着刺杀和武装冲突，布尔什维克宣称，苏维埃共和国已成为一座兵营，“红色恐怖”已经降临。

 

红色恐怖，即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实施的一整套惩戒阶级敌人的措施，贵族，地主，旧军官，神职人员，富农，哥萨克以及反革命分子，红色恐怖是对白色恐怖的回应，是应对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迫害手段。

 

1918年，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处在斗争的最前线，我决心战胜危险，并且发现这些威胁，同时自己也变得残忍，我很疲惫，但精神支撑着我，不会感到苦闷，几乎从不离开办公室，在这工作，累了就在屏风后的角落里睡去，我已经在莫斯科几个月了，我的地址是大卢布扬卡路11号。”

 

1918年，实施红色恐怖的主要力量是契卡，在1917年末只有30人的肃反委员会，现在已经拥有三万之众，共有40个省级，365个县级肃反委员会，在处于战争状态的地方，契卡有权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限期监禁嫌疑人，可以就地处决反革命分子，无需送交法庭，契卡逮捕前地主，商人，银行家，旧军官和白军亲属，为此建立了一些规模不大的集中营，同时，捷尔任斯基反对刑讯和草菅人命，捷尔任斯基把那些刑讯嫌疑人的契卡人员开除，送进监狱，情节严重的判处枪决，正因如此，捷尔任斯基还被称为“红色刽子手”，对于这个外国报纸冠以的称号，捷尔任斯基淡然处之，这甚至有益于革命，毕竟，此时惩戒之剑依旧在大肆挥舞，捷尔任斯基在给妹妹阿莉多娜的信中写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人比我更可怕了。”

 

在红色恐怖的最高峰，在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的劝说下，捷尔任斯基前去探亲，他已和妻子分开了8年，在此期间，从未见过儿子，假期时间有些紧张，但在10月份，红军已经开始进攻，敌人阴谋遭到粉碎，捷尔任斯基剃光胡子，穿上洋装，化名“菲利克斯·多曼斯基”登上火车。他的家小仍侨居在瑞士，只在稀疏的家信中提及儿子的成长。这是捷尔任斯基是第一次见到他，拥抱他，捷尔任斯基的这次瑞士之行发生在内战最紧张的时刻，至今都还存有争论，似乎，他的这次旅程还背负着列宁的某种使命，很难想象，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他出国仅仅是为了探亲，这个使命至今仍是个迷。

 

布尔什维克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起来极力反对他们。肃反工作人员不无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秘密机构阴谋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今天的克格勃依然这样认为）。1921年，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地保卫革命。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肃反委员会的《红色恐怖》报上写道：“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内涵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