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1年10月，刚刚被特赦不久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发表长文《我所知道的戴笠》，再次提及一·二八事变中王赓这段往事也就罢了，偏偏又将陆小曼牵扯进来。
沈醉，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在国民党军统中干了18年。近些年谍战剧充斥荧屏，军统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但究其来龙去脉，恐怕很多人还不是特别清楚，本文利用一点篇幅做一扼要介绍。
军统，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是国民党两个重要特务组织之一（另一个是中统）。1932年3月，蒋介石仿照苏联格伯乌（克格勃前身），以“复兴中华”为名，以黄埔系师生为骨干，组成“中华民族复兴社”（民间称之为蓝衣社），自任社长。该社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特务处的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密查组，蒋介石任命戴笠任特务处处长。特务处采用军事编制，军阶与国民党陆军相同，最高军阶不得超过少将，因此戴笠至死都是少将。死后，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
特务处早期骨干有戴笠、郑介民、张炎元、唐纵、徐亮、胡天秋、刘培初、黄雍、马策及郑锡麟，也就是谍战剧中常提到的军统“十人团”。该处成立于1932年4月1日，后来被称为“四一纪念日”，起初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后扩充到鼓楼四条巷洪公祠（明末清初洪承畴宅邸），1936年迁到曹都巷。
南京洪公祠
1938年4月，蒋介石下令复兴社停止活动。8月，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军统局局长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军统的实权一直掌握在戴笠这个副局长手中，历任局长分别有钱大钧、贺耀祖、林蔚等人。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沈醉18岁那年，经在复兴社特务处任职的姐夫余乐醒推荐，加入特务处。此后深受戴笠器重，与陈恭澍（河北宁河人，黄埔五期，外号“辣手书生”，曾组织刺杀爱国将领吉鸿昌、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等。）、赵理君（四川大足人，黄埔五期，中共叛徒，曾组织刺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王天木（东北人，曾组织刺杀汉奸张敬尧、陈箓等）并称军统“四大金刚”；与周养浩（小说《红岩》中沈养斋的原型，浙江江山人，戴笠同乡，外号“书生杀手”，参与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徐远举（小说《红岩》中军统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湖北大冶人，黄埔七期，曾主持破坏重庆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以及重庆解放前的大破坏、大屠杀）并称军统“三剑客”。从一个小特务一步步提拔上来，历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被迫参加云南起义。后作为战犯，被关入北京功德林监狱。1960年11月底，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获释。
沈醉
沈醉回忆说，出狱三个月后，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与陈毅、罗瑞卿在中南海接见特赦战犯。周恩来希望沈醉把军统的种种内幕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晚年沈醉与夫人
八个月后，沈醉撰写的长文《我所知道的戴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关于《文史资料选辑》还要多说几句。这是一份资料性的内部刊物。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号召政协委员把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即“三亲”史料，记录下来传承后人，于是就有了《文史资料选辑》的诞生。“文革”前，《文史资料选辑》发行受到严格控制，按规定单位订阅必须出具“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个人呢，必须是达到行政18级（即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购买。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发表沈醉长文《我所知道的戴笠》
《我所知道的戴笠》文中写道：“抗战以后，戴笠还有一个重点工作，是搜集战场情报和监视国民党将领的活动。”沈醉对此表示不解，戴笠“便举了个例子说，在'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便有一个旅长王赓和死去了的名诗人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闹恋爱。陆当时为上海的红舞女，王追求陆挥金如土。最后因无钱可花而带着地图去投日本人。所以要吸取教训，特别防范。我因事隔多年，对王庚献地图事记不很清楚，只听到他简简单单谈了一下。”
沈醉本着为人民做有益工作的初衷，秉笔直书，揭露特务头子戴笠的罪恶一生。无意中，却严重伤害了陆小曼的感情。
陆小曼是否有机会、有资格看到沈醉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的上文章呢？
1956年4月，在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关心之下，陆小曼成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同年，加入农工民主党，担任上海徐汇区支部委员。1959年，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支撑陆小曼所享受行政级别的有关资料，但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的行政级别是正厅级，身为参事的陆小曼是完全有权力或有机会看到这期《文史资料选辑》的。
沈醉关于王赓的叙述，让陆小曼坐不住了。
陆小曼于上世纪50年代
1962年6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发表陆小曼所撰《关于王赓》一文。时年59岁的迟暮美人陆小曼拿起了笔，首先开宗明义表明态度：“沈醉先生······这一段写得与实际情况不符，所以我想将事实谈谈。”接着简单叙述自己与王赓的感情经历，而后强调当时自己“正因病缠绵床第，在四明村卧病好几个月也沒有去过礼查饭店。（因为那时外界上有谣传，说我避难在礼查饭店。）更谈不到甚么上海红舞女云云。”
对陆小曼而言，“红舞女”三个字恐怕是最扎心的。
《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发表陆小曼《关于王赓》一文
陆小曼对一·二八王赓入租界这件事做了详细陈述：战争期间，王赓负责炮击日军司令部，由于技术原因迟迟无法命中目标，“那天他是急匆匆地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去寻他在西点军校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他那同学是一等参赞，名字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就是那闻名全球的辛普逊太太（ Mrs . Simpsom ）的丈夫。”
此处回忆有误。闻名全球的辛普森夫人只有一位，就是后来嫁给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温莎公爵那位辛普森夫人。辛普森夫人名叫贝西·沃利斯·沃菲尔德，一共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嫁给了斯宾塞伯爵；第二次嫁给了犹太富商欧内斯特·辛普森，因此人称“辛普森夫人”；第三次婚姻后，改称“温莎公爵夫人”。她的三任丈夫，没有一位是西点军校毕业的！
辛普森夫人与温莎公爵
陆小曼的说法与陆宗麟回忆基本一致：美国领事馆已搬家。日军发现王赓丝绵长袍下面的军裤，追入礼查饭店。王赓要求到虹口巡捕房，是打算要巡捕把自己的皮包扣下来，那里面确实装有不少要紧文件。
“因此捕房內的中国人就答应将皮包代为保藏。外界流传的带了作战地图去投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沒有几天，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所以外边的流言是更加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国領事館向日軍将他要了出来，由蒋介石加以监禁、审讯。由于各种的证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证件オ算查清了这件案子，始予释放。”
“这件事是由王赓亲口告诉我母亲的（因为我母亲一直是同他感情很好的）。同时，我也听到官场中的亲友们来纷纷同我讲起。我认为这段经过情况是比较可靠的。”
陆小曼文章发表后，沈醉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陆小曼说，事情真相是王赓亲口告诉自己母亲的；陆宗麟文章说，事情真相是王赓亲口告诉自己父亲的（陆小曼堂弟）。姑侄俩所讲事实基本一致，出处略有出入，回忆录中记忆出现误差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有一点比较难以解释，陆宗麟说，陆小曼“母亲也因受刺激太深，发了精神病。”
至此，关于一·二八事变中王赓入租界被捕一事，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十九路军主要将领认为王赓确实向日本献了地图，直接导致一·二八抗战失败；二是，主要当事人莫雄认为王赓没有携带任何机密文件，并暗指入租界一事疑似宋或蒋在背后指使；三是，前妻陆小曼及其家人转述王赓亲口所述，确实携带了机密文件但没有落入日军之手。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龌龊不断，互相指责、攻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回忆文章虽然写于解放后，但是否真的能做到客观，恐怕也要仔细分析。
陆家人的回忆不厌其详，但此事关系到陆小曼与王赓的关系，是否有所隐讳，我们很难做出明确判断。
在一·二八之前，可以说莫雄和王赓几乎没有交集，基本上不存在为王赓做伪证的动机，特别关键的是——莫雄是目击者。虽然在回忆中用春秋笔法对宋的行为有所暗示，但还算相对客观。
张治中在回忆一·二八事变浏河战斗时，写道：“浏河在我军侧背。······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只由本军教导总队一营会同少数冯庸义勇军担任守备的责任。根据南京统帅部二月二十六日的指示，对浏河方面······至少应该配备三团兵力。可是前线自从二十日以来，五日不在激烈战斗之中，······兵力实在感觉不敷。所以我把······八十七师宋旅两团调往田湾为预备队，······可兼顾浏河、杨林口。······三月一日拂晓，敌军开始在江湾、庙行一线向我总攻击。”
张治中立刻派遣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两个团前往截击，同时通知蒋光鼐派兵增援太仓、浏河。
有“鹰犬将军”之称的宋希濂
当天上午9点，宋希濂率部从顾家宅车站向浏河前进，但只有11辆汽车，只能运送一个营的部队。直到中午12点，宋希濂才率先头部队第五二一团一营到达浏河。
中国军队的战略决策、指挥体系、装备实力等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一·二八事变中虽然与日军以重创，但最后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无论王赓是否献了地图，都不会对全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二八事变过去整整91年了，长眠异域的王赓早已安息，这桩公案自然应该有一个了断！
（全文完）
主要参考文献：
1.《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2.《悲情陆小曼》
3.《特工秘闻》
4.《军统内幕》
5.《小脚与西服》
6.《文史资料选辑》
7.《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