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风气在中国蔓延。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被许多中国精英人士认为是不科学的、封建主义的糟粕，一些跟随着精英的民众也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
然而，就在中医逐渐式微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年轻人却凭借着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在西方世界刮起了一阵“针灸旋风”，为中医走出国门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药物滥用，特别是止痛药物滥用问题进一步恶化。而在中国，中医针灸疗法的止痛效果立竿见影，并且由于操作方便、安全性高、副作用小等优点，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94岁的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
时光倒流半个多世纪，1965年，37岁的韩济生在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任讲师。
这一年，他接到了一项意外的任务，研究中医针灸麻醉的原理。
针灸麻醉是当时中医的一大亮点，已经成功运用于临床九十余种手术。1970年，韩济生专门到现场见证了一场针麻手术。
尽管一开始对于针灸阵痛半信半疑，但是在现场亲眼看到手术之后，韩济生彻底信服了。从此，他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研究针灸的道路。
但是一直以来，西医是西医，中医是中医，如何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这是一个前无古人、需要开拓的领域。
为了证明针灸确实有镇痛效果，韩济生他们征集志愿者进行了大量镇痛试验，白天收集数据，晚上韩济生就连夜总结数据，找规律。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韩济生发现，使用针灸麻醉后，人对痛觉的耐受力竟然呈现出每16分钟提高一半的周期性规律，这个发现让韩济生惊喜异常。作为一个生理学专家，他意识到针刺过程中可能会催生脑神经中的某种物质，起到镇痛作用。
为了寻找这种神秘物质，他必须先全面了解人脑中的物质成分。
韩济生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脑内化学物质，他甚至最后将查阅资料的笔记整理出版了《中枢神经介质概论》，成为国内最早的相关神经学科基础教材。
后来有很多人跟韩济生说，正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才走上神经科学的道路。
在追踪研究各类物质和针灸阵痛之间的关系之后，韩济生终于锁定了一种名叫脑内5-羟色胺的物质，具有镇痛作用，后来又确定了内啡肽、脑啡肽、强啡肽等关键物质。
1979年，韩济生在美国波士顿国际麻醉研究会上宣布：“我们已经初步探明了针灸镇痛的神经化学原理，说明传统的中国针灸是有理论基础的！”会后发表的声明对中医针灸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给予了官方肯定。
这一场报告引起了美国知名新闻工作者詹姆·罗斯顿的注意，他决定亲自感受一下针灸阵痛的效果。他在中国进行盲肠炎手术后，用针灸缓解了术后疼痛。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事件，使得“针灸旋风”从中国刮到了世界各地。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中国针灸镇痛的神奇疗效，针灸很快赢得了世界各地民众的喜爱。
韩济生在美国的报告，是全球范围针灸疗法全面推广的重要转折点。西方社会开始官方认可针灸疗法，西方医疗保险公司也开始为这种治疗方式买单。
此后，针灸热在国外持续升温，这一中华传统医学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韩济生为中医走出国门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为中医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成功后的韩济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自己的成果更好地服务社会。
近些年，韩济生再次挑战人类的疾病难题。他带领团队先后开启针灸治疗自闭症和不孕不育的研究，并期待能够服务更多的患者及家庭。
为此，尽管已经过了90岁高龄，他每天依然忙碌着。他精神饱满，思维敏捷，依然如年轻时一样，对工作和生活充满热情。
韩济生的父亲在给他起名的时候取“济生”二字，是希望他能有本事普济众生。
从投身针灸麻醉到挑战各种临床疑难病症，韩济生每一步的前进，都是在服务更多的人。
心有大爱，方能坚定始终。正因为此，虽已至耄耋之年，对生活，对周围的人，韩济生一直心怀感恩。
在科研上，94岁的他依然像年轻人那样充满活力，不知疲倦。
像韩济生这样的这些科学家，他们的这种传奇人生是不可复制的，当然也不必复制，但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应该传承下去的，成为激发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动力，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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