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家村
比喻一个人说话没有根据，乱编瞎说，现在人们一般会用“胡说”、“胡说八道”、“胡言乱语”等词语来形容，比如巴金的《随想录》：“明明是胡说八道，却有人把它们当作‘指示’”，这些词汇都跟“胡”字有关。“胡说八道”为何不是胡说七道或者九道呢？词汇的背后其实透露的正是历史文化的变迁。
胡说是谁在说？
闲言少叙，“胡说八道”本来意思是说胡僧宣讲的佛陀八正道。胡人是对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北方的蒙古高原生活着一只被称为匈奴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袭扰中原汉族地区。匈奴的发音是“Huna”，去掉尾音“na”，用汉语音译为“胡”，胡人也成为泛称，用来代指外来民族。历史上有著名的“五胡乱华”事件，说的是在西晋时期北方五大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大举进入中原，陆续建立非汉族政权，与南方东晋王朝相对峙的格局。
【影视作品中的匈奴骑兵】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由西域的胡僧带来，相传在东汉明帝时期大月氏僧人迦摩腾、竺法兰用一匹白马把佛教经像拖回了中原，明帝特意在洛阳建寺安僧，取名白马寺，这是佛教入华传说的开始。这些胡僧来华首要工作就是宣说佛经，不过胡僧不懂汉语，听的人不免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当初菩提达摩泛海来到东土，对梁武帝宣讲禅法，史书记载说：“胡言易辨，汉语难明。”意思是达摩用梵语能说会道，但汉语却讲不明白。好像没有说服梁武帝，达摩只得渡江北上到嵩山面壁去了。
【达摩面壁图】
因此，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就需要有懂得梵汉两种语言的人来将胡僧口诵的佛经执笔写出来，称为“笔受”，这与我们现在的外语汉译有很大不同，现在的翻译一般一个人就可完成，但古代的佛经翻译则需要有少则数十，多则几百人的大译场才能胜任了。
”八道“是哪八种道？
“八道”其实指的是佛陀“八正道”，相传佛陀悟道后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对五大弟子宣讲即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陀批评苦行并不能获得解脱，而只有不苦不乐的中道才能通向涅槃寂静的解脱境界，而八正道才是不苦不乐的中道。八正道囊括了佛教最初的学说，因此也可以用“八道”来指代佛教的学说。
胡僧来华最初宣讲的也是“八正道”、“四谛”、“十二因缘”，他们只是用梵语口诵，中原人士不懂得梵语，如鸭子听打雷，不知道这些胡僧叽里咕噜的说些什么。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后，“胡说八道”也就约定熟成，用来指那些不知所云的讲话了。魏晋时期是胡汉融合，佛教迅速发展的时期，“胡说八道”一词应该就已出现。
与“胡说八道”一词相类似的，还有“胡言汉语”。在敦煌写卷中，有一首《何满子》词，这首词是这样说的：“城傍猎骑各翩翩，侧坐金鞍调马鞭。胡言汉语真难会，听取胡歌甚可怜。”大意是说胡人讲汉语很难听懂，唯独歌曲甚是可爱。这份写卷是唐代遗物，可以看出“胡言汉语”在唐代就有这种说法了。“何满子”即是词名，又是人名，意思是何国来的满子。何国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在汉唐时期，西域胡人一般以国名为姓氏，比如有位安世高的高僧，就来自于安息国。西域各国操持的胡语，在文字、语音上与汉语很大不同，胡人学汉语也不免走样，以至于连汉人都听不懂。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北方方言多翘舌，特别是北京话，据说是满洲人学汉语不利索落下的后遗症。
【敦煌写经残卷《佛说阿弥陀经》】
从词性来看，胡言汉语本来是中性词，无所谓褒贬，但发展到后来，却演变成了“胡言乱语”，成了贬义词。有一部叫《五灯会元》的禅宗史书，里面记录了很多禅师的口头语，宋代的黄檗志因禅师就说：“这二老汉，各人好与三十棒。何故？一个说长说短，一个胡言汉语。”在宋代“胡言汉语”已经变成瞎编乱造的意思了，再如元代的杂剧中也还是这个意思：“休听这弟子孩儿胡言汉语的。”到后来，“胡”字也成了任意妄为的代名词。
“胡说八道”等词本是中性，后来却被贬义化。中原汉人自古就以正统自居，严防夷夏关系，俯视四裔，周边的少数民族被划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类。孔夫子就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夷狄有国君还不如中原国家没有国君，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胡”成为外来民族的代称，受此连累，“胡说”也成不好的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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