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作为文字记录古代汉语，已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符号系统，去图画已久远，不是“象形字”。真正的象形只能用图画来表示，而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功能，是图画不能承担的。
首先在观念上要避免这样的误解：考释古文字，是类似看图识字的游戏。历代学者考释古文字时，“信口胡说”的太多，止戈为武、羊大为美等释字都是经典谬误。
这样的路数用来考释甲骨文更是步步维艰，例如：
1、犬、豕、虎，几字在甲骨文中是很接近原始图画了，但也已简化得光靠看“图”是很难相互区分这三类动物的。
2、甲骨文中有许多饰笔、连线、区别符号等，是无形可像的“符号”，与字音字义皆无关系。还有很多倒书、异构、讹变现象要加以辨析。孤立地考查只会茫然无绪。
3、一些字的形体只有表音作用而与字义无关。如天干地支、方位季节词（东南西北春夏秋冬）、虚词、代词等字，都只是记音符号，字形与字义没有任何关系。甲骨、金文为记录语言，假借（音）字以及添加声符的形声字已经不少，也无法从形体表现出来的“图像”去考释其字。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今，已发现有15万多片甲骨，约4500个单字，解读了近三分之一。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中国古文字，讨论甲骨文时，应与金文、大篆等其他古文字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讨论。
从商的甲骨文，两周的青铜器铭文，战国、秦汉的石刻、简牍，直至今天通行的楷书，其形体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有迹可寻，中间未曾间断，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而且，中国有着两千年左右研究古文字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丰富的经验。这是我们得以考释古文字的基础。
古文字不是看图像看出来的，而是字形分析比较出来的。
文字都有形、音、义三部分，但辨识一个字的过程，只能是由形至音、由音至义的过程。考释古文字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形为主，从字形出发。字形上的差异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如果按时代次序逐步探索，发现这些演变中的一个个中间环节，就可以找出未识的古文字和后世某个已识字形的渊源关系，从而确定其为某字。这便是考释古文字的历史比较研究法。
已识字和未识字都是有字形的。历史比较法的实质是通过字形的比较建立未识字和已识字之间的桥梁，以已识字的音义推知未识字应有的音义。而这种比较必须在相近年代的字形之间逐次进行，才能确知每一个的字形在历史上逐步演变的情况。要识读商代的文字，拿已识的西周文字去做字形比较，当然比隔了一千多年的小篆字形更可靠。
以“豕”字为例，豕字在历史演变上和小篆的“豕”字相联系，因此释读为豕字，而非彘、猪字。“女”字也是同理，不会因为图有坐姿，而认为是“坐”或“跪”字。
汉字从原始构造讲，可以说是一个或多个相对独立的字符部件组成的文字。在古文字考释的实践中，首先考察各个偏旁的形体演变，是个提纲携领的好办法。因为同一个偏旁往往为许多字所共有，将全部已识字中可析出的同一偏旁的各种形体按时代排列，了解每个偏旁的历史演变，更便于深入研究字形演变中某方面的共同规律。因此，偏旁分析是古文字研究者用历史比较法考释古文字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
对未识字的字形进行历史比较法的研究，最基本的前提是研究者要尽可能熟悉已识字的字形。『说文解字』系统保存了对小篆九千多字在音、义两方面的说解，不论小篆与后代通行汉字在形体上有多大差异，小篆是属于已识汉字之列的。在古文字研究的初期，“已识字”主要是指『说文』收录的小篆、大篆、籀文和古文。随着研究的深入，经过辨识的甲骨、金文成了新的“已识字”。
古文字是需要具备特殊训练的专家才可以辨识分析的。古文字研究者要做的基础功课很多。第一门当然是读『说文』，掌握其所收录的小篆、大篆和古文。其他已识的先秦古文字，从本质上讲，都是和『说文』进行历史比较而得出的研究成果。第二门是尽可能多的掌握已识的先秦文字的种种字形，需阅读『古文字类编』、『甲骨文编』、『金文编』、『陶文编』等分类详收先秦文字字形的字汇。然而，这些字汇是研究古文字重要的基础和参考，但不是金科玉律，不可迷信。
另一方面，辞例（上下文）在考释古文字过程中的作用也非同小可，应作为字形比较的参考与辅证，再加以多方面的考查辨析，才可更精准地考释。此处不多细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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