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时有两个男人为一点小事产生矛盾争执不休，谁也不服谁，竟至于积怨甚深。
世间之事总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双方或其中一方稍作让步，矛盾也就不会产生。不想其中一个男人十分小肚鸡肠，竟然为此心生恶念，硬是把另一个男人告上朝廷，在天子面前极尽诽谤。糊涂天子还真就信了鬼话，根本不作调查就把被诽谤者丢进大锅活活煮死。一出人间惨剧就这样发生在了遥远的古中国。
要是被杀之人是普通平民倒也罢了，古时天子和贵族杀个平民就像杀只鸡一样，问题是被杀者却贵为齐国国君——齐哀公，而诽谤者同样也是纪国国君。“刑不上大夫”又能怎样，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请看《史纪齐太公世家》：
纪国国力远强于齐国，齐国根本无力复仇，且当时王室昏聩，诸侯自私，以致偌大中国竟然没有一人站出来为这起冤案说句公道话，更不用说起兵讨伐纪国。齐哀公就这么白死了。
可是历代齐君一直没有忘记那段耻辱历史，做梦都在想着向纪国复仇，齐纪之间的过节从此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世仇。
世易时移，沧海桑田，齐国日益强盛，纪国不断削弱。到了春秋前期，齐国国力已达鼎盛，纪国国力却大幅缩水，远不如前。公元前690年，齐襄公灭亡纪国，终于了结了这段世仇。齐襄公是齐哀公的九世孙，也就是说，经过九任国君的不断努力，齐国总算大仇得报。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善于说别人坏话的远祖，现任纪侯却是个高尚君子。他明知大难即将临头，故先将一半国土献给齐国，以使生灵免遭涂炭，齐国入侵后则隐姓埋名远走他方。纪侯之善行让孔子在《春秋》中不忍记载纪国灭亡，只是用春秋笔法说“纪侯大去其国”，意思是纪侯离开祖国不再回来了。可见品德高尚又能如何，祖上之不善累其国灭身遁，徒使后世君子喟然长叹耳。
而另一方面，复仇者齐襄公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恶人、坏人。他残忍狠毒，草菅人命，曾当众杀死郑君，车裂郑相，又将妹夫鲁桓公活活打死；他背信弃义，视臣如寇，说好让守边官员轮流换班（即“及瓜而代”），结果却自食其言，终将官员逼上梁山，造反弑君；更令人不耻的是他还和亲妹妹文姜乱伦，以致于文姜的丈夫鲁桓公到死都搞不清楚一件事：儿子鲁庄公到底是自己亲生的还是妻子和齐襄公兄妹乱伦的产物？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如此人品不端十恶不赦的齐襄公居然博得了《春秋》的高度赞扬，称齐襄公是贤者！这却是为何？
“纪侯大去其国”的春秋笔法虽有不忍言纪国灭亡之意，然而主要目的却是“为襄公讳”，讳言齐襄公未经天子授权擅自灭亡了一个国家。为什么要为襄公讳？因为齐襄公是贤者！贤在何处？《春秋》认为，齐襄公贤就贤在始终没有忘记国仇，把世仇纪国给灭了。“何贤乎襄公？复仇也”！
恶人齐襄公的一生只做对了一件事，竟然一白遮千丑，让圣人为之大加赞赏，此事还真有些不同寻常。
由此看来，齐襄公真正是“大节十分不亏，小节十分不拘”的典范了！这跟现在某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台上道貌岸然台下男盗女娼又有何分别呢？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光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祖父、曾祖、高祖乃至九世祖甚至百世祖的仇都可以报！因为孔子的代言人公羊先生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让我们作个假设：我爷爷杀了你爷爷，然后你就可以无理由杀我了，对不？因为你这是在复仇啊！索性把因果链条再拉长些：我爷爷杀了你爷爷-你杀了我（复仇）-我儿子杀了你儿子（复仇）-你孙子杀了我孙子（复仇）……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冤冤相报何时得尽？这个推论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所以就有理由怀疑上面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
好在，《春秋》并不认为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复仇，连地位崇高的士大夫们都不能这么做！“家（大夫家）亦可乎（按：指复仇）？曰：不可。”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所以，不能以游侠之义代替儒家精神。
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可以九世乃至百世复仇呢？答案是只有一国之君。
《春秋》认为“国君一体”，意思是国君不只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以国为体”，国家的象征，国即君，君即国。“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纪国先君杀的并不只是一个齐国国君，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杀了整个齐国，跟灭亡了齐国也没什么分别，后世子孙若不能复仇，先君九泉之下尚不能瞑目！所以齐哀公被煮这件事既是齐国的耻辱，也是历代齐君的耻辱。假如当时有人主持正义替齐国杀了纪国国君，那么这个仇就算报了，以后齐襄公若再灭亡纪国，那就纯粹是侵略，跟“贤”完全沾不上边了。而事实是当时并没有人追究纪君责任，白白让齐君含冤而死。
既然没人替我主持公道，那么就让我自己动手复仇吧！
至于复仇的时间，十年不嫌早，百年不嫌晚。
到得后来，“百世复仇”就生发成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儒家精神。
但另一方面，“百世复仇”却也畸变成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基度山伯爵式快意恩仇行为，爽则爽矣，然离本旨已渐行渐远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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