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
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这一在四川地区广为流传的民谣正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被一一证实。
4月29日，江口沉银遗址第三期水下考古发掘成果新闻通报会在四川彭山举行，最新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中，一枚重达16斤，刻有“蜀世子宝”的金印格外耀眼。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明代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明代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
本次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了江口遗址为古代战场遗址的性质，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珍贵文物，对遗址本身尤其是文物分布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要突破，对未来遗址的全面保护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金、银容器，金、银服饰和金、银首饰，为研究明代的工艺水平、服饰制度以及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
在出水文物中，三大金印无论从分量还是价值而言，都当坐“头把交椅”。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1643年，在2013年被人从岷江河中盗掘后转卖，后警方介入，将此印追回，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在江口沉银二期考古发掘中，曾出水过一枚“蜀王金宝”，不过遗憾的是，那枚金宝已经碎成了10多块。明朝藩王金宝，也被叫做金印章。根据明史记载，册封亲王时往往会用到金册或金宝。不过每一代藩王都会有自己的金册，而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则只有惟一一枚，作为明代亲王在藩地发布政令、与中央书信往来的信鉴，每个藩王府唯一的一枚金宝，在分封时就代代传袭。在第三期考古发掘中，也出水了一枚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铸有“蜀世子宝”四字。遗憾的是，印上的龟形头部暂未发现。刘志岩介绍，“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 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蜀世子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经过测量称重发现，这枚金银印台边长10厘米，厚3厘米，含金量高达95%。明'西王赏功'钱，铜质直径 4.6厘米，方孔圆钱，正面币文直读'西王赏功'，背素面。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据川时，自称“大西王”，在成都建大西国，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这种钱是作为战争中论功行赏用的，其作用类似于如今的功勋章，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江口沉银遗址未发掘以前，西王赏功币存世罕见，早年所知金、银皆为孤品，但后又有新的发现。2011年嘉德春拍出品金质、银质西王赏功各一，金质成交价格230万元，银质以55.2万元成交。之后市场价值成倍翻涨，出现很多臆造品，真品难得一见。深圳某管理公司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以980万元、500万元、1500万元的价格拍卖成交西王赏功钱币。江口沉银考古发掘三期均出土有西王赏功币，但目前只有金币和银币，暂无铜币。在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些“大顺通宝”。“大顺通宝”是张献忠铸币，系仿照“崇祯通宝”所铸造的小平钱，用于正常流通，但直径比一般的“崇祯通宝”大，据说铜料是张献忠熔化蜀王铜器和佛像所得，铸造较为精美。有幸的是，“大顺通宝”当年的铸造量确实可观，虽然清朝收缴销融了不少，但至今仍不少见。不幸的是，张献忠本人没有因钱币上的“大顺”二字而带来好运。从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到1646年在“江口”被杨展击败后不久，就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兵射杀。今人偶然在古玩市场淘得的“大顺通宝”，竟是对大西国那段短暂而激荡的历史的见证。在江口沉银一、二、三期中，出水了不少刻有工匠名字、地名的银锭，是研究大西政权银税制度，以及张献忠在活动范围的实物证据。第三期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来自于乐至、仁寿、乐山、德阳、广汉等地的属于大西政权银锭，对研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均具有重要意义。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同样是“51彭山区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的国家一级文物。金锭内底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拾两正，吏杨旭，匠赵”。这是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为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也很稀少。1643年8月，张献忠攻克长沙，可能是从吉王府中得到此金锭。此外，还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万历二十七年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为明代武冈州征收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在江口沉银的考古发掘中，出水了不少的金银册，是明代藩王府用于册封、张献忠用于册封妃嫔所用，其发现对于探讨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相关政治制度以及“江口沉银”的历史背景有着重要意义。有人说，这次考古让史料描绘出了一副晚明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末清初南方人的生活画卷。这话不假，在一、二、三期的考古发掘中，出水了“忍耐”金戒指、双龙头金手镯、“独占春魁”金簪、“江山共老”银锁、仙人银簪等大量的金银材质的饰品，彰显着富贵华美的审美意蕴，可以此窥见明代女子首饰奢华且恣意变幻的特征。在各种饰品中，戒指、手镯制作非常精美，女子的发髻样式越来越多，以头饰的恣意变化尤为突出，金钗、耳环等头饰制作越来越精致。这些精美饰品也印证了明代经营制作工艺的极大提升，随着焊接掐丝，镶嵌等工艺的成熟，出水饰品整体上表现出明简明、快捷、线条分明的特点，其中出水的大量银耳环、耳坠，以及金银镯和手镯等饰品，这些饰品无论从做工还是材质上看都显出精致华美的审美特征，图案极为精致，花纹十分清晰。惟妙惟肖的图案和精致的做工，足以体现当时手工业水平的精湛。
犯罪嫌疑人宋某，有着11年的潜水经验。2013年清明节晚，彭山区江口镇对面的岷江河畔，在夜色的掩护下，宋某身着潜水服下水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下潜，居然摸到一个“金坨坨”。水下不到三米处，宋某双手不断探寻着，在一块石头上，他摸到了一个金坨坨。“拿在手上分量很重，当时感觉就是个金属。”出水一看，宋某吓了一跳：一只金老虎栩栩如生！80万！通过中间人袁某，宋某得知，有人愿出80万，收购这只金老虎。宋某有些犹豫，他想再等等，看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3天后，在同一位置，借着夜色，宋某再次下水。在发现金老虎10多米的地方，不到3米的水下，一块方形金属，摸起来沉甸甸。出水一看，宋某惊呆了：这是一方金印！后经了解，上书“永昌大元帅”！更让宋某兴奋的是，这枚金印，刚好和之前摸到的金老虎契合。这是一枚虎钮金印！80万的金老虎，配上金印，卖家出价涨了10倍！800万！袁某交代，经他介绍，这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和金册、银锭等珍贵文物一起打包，以1360万元的天价，卖给了西北某省商人范某。在彭山区文管所所长吴天文看来，这枚金印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根据‘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上所刻的信息显示，金印铸造于1643年农历十一月，当时张献忠还没有称帝，所以刻的是永昌字样，并不是大西字样。”吴天文说，这枚金印用九叠篆刻有“永昌大元帅”字样。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象征着极高的身份。“当时张献忠虽然没有称帝，但根据金印材质、篆书等来看，地位已经很高，应该是张献忠本人持有。”和“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一样，“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也是国宝级的一级文物。拳头大的金锭表面，凿刻有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五十两正，吏杨旭，匠赵。”吴天文解释，“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是1621年长沙府上供藩王王府的岁供黄金，是已知的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价值极高。“这应该是张献忠在长沙府抢的，和历史上记载的张献忠行军路线、张献忠抢劫官府财物的史料，也是相吻合的。”“‘天启七年金册’是天启七年，朝廷册封郡王妃的金册。该册页为金册首页，单片完整，极为珍贵，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吴天文说，“除此之外，还有在古代都罕见的明代100两银锭，是明代税收银两的稀少品种，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册封荣定王世子朱常溒为荣王金册、嘉靖四十五年金册……追回的100件国家级珍贵文物，在吴天文眼中，就是一段清晰的明代历史。“每一个文物背后，都记录了一段历史，对于研究明代经济社会文化等，有重要意义。”华西都市报记者看到，其他珍贵文物还有张献忠时期的典型器物——西王赏功钱币（金、银、铜）、50两银锭、皇帝册封金银册、金腰牌等。其中“西王赏功”是张献忠用来奖励有功将士的钱币，是中国古代钱币中的大名誉品。西王赏功存世罕见，早年所知金、银皆为孤品，后又有新的发现，珍罕程度已不如从前。2011年嘉德春拍出品金质、银质西王赏功各一，金质成交价格230万元，银质以55.2万元成交。之后市场价值成倍翻涨，出现很多臆造品，真品难得一见。深圳某公司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以980万、500万、1500万的价格，拍卖成交西王赏功钱币。“‘大顺元年崇州五十两银锭’是张献忠在四川铸造的银锭，过去钱币界曾经普遍认为张献忠使用的银锭都是掳掠所得的，该锭是张献忠自铸银锭的例证。”吴天文说，“‘大顺元年眉州大粮银五十两银锭’，也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自铸银锭，该枚银锭政权名称、年号、地点、税种、重量、银匠等信息俱全，实在很难得！”早在2015年12月25日，华西都市报记者，曾受邀参加在彭山举行的江口沉银遗址研讨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是本次研讨会召集人。当他用“张献忠宝藏在彭山”的消息召唤全国各大专家时，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季还心存怀疑，“我这几十年经历这种宝藏传闻太多了，但基本上没有属实的。”在实地考察江口沉银遗址后，李季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是结结实实的！”李季说，“一是银锭有大西年号，历史上只有张献忠用了这个年号。二是从文物等级来看，当时只有张献忠有这个实力拥有。三是历史记载中，彭山江口有张献忠沉银的历史依据。”“这次被追回的文物，经专家鉴定，有100件系国家珍贵文物，其中很多都与张献忠有关，更加佐证了江口是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吴天文说。十一年前，江口埋有张献忠财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后，不少不法分子开始乱挖乱采，盗掘、贩卖文物情况十分严重。“开展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专家还共同呼吁，尽快立项，进行抢救性发掘。“目前已有的水下技术，具备发掘条件。”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周春水，也是致远舰考古项目领队。“建议先围堰，再发掘。”周春水说，“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个项目要比致远舰简单得多，立项成功后，围堰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可操作性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也有这样的设想：文物基本处于河道内两条沙石埂之间，可以在冬天的枯水季节，利用已有的沙石埂，营造围堰，进行科学的发掘。巴蜀文化专家、《张献忠传论》作者袁庭栋说，历史上关于张献忠沉银，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张献忠故意将宝藏埋藏在江底，以掩人耳目。二说其在彭山江口被杨展战败，船只所载宝物沉入江底。袁庭栋说，张献忠作为流寇，一路杀烧抢掠，并靠沿路所夺，作为后勤储备，因此将财宝主动埋入江中，可能性不大。袁庭栋认为，张献忠战败后，财宝落入江中一说更为可信。“彭山江口是川西地区最大的渡口，也是历代水战主要战场，最后一次水战，就是张献忠大战杨展。”据《蜀碧》载：“（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10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相传1646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像吴三桂一样弃关，把清兵引进了四川，张献忠见势不妙，决定弃都，“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10万向川西突围。但转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装杨展，张献忠的运宝船队被杨展大败，千船金银也在争战中沉入江底。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主任杨林认为，千艘金银比较夸张，实际可能没有这么多。“几艘是有可能的，但也是海量的，个人比较肯定的是，还在江里的宝物，肯定比已经出土的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认为，“沉银”远不止财富意义。“从目前出水的‘江口沉银’实物来看，涉及了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层面。”毛佩琦说，“沉银”面目的揭开，有助于了解张献忠的行军路线、征饷方式与地方官府的关系，乃至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末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和经济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张献忠对于四川，有深远的影响。”四川大学教授、四川民俗学会会长江玉祥认为，相比于文物价值，彭山江口抢救性发掘，对于四川历史的重要意义，同样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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