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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王尚文:叙事说理的语言表达



叙事说理的语言表达



钱锺书《谈艺录》:“瓦勒利(法国诗人,今通译‘瓦莱里’)尝谓叙事说理之文以达意为究竟义,词之与意,离而不著,意苟可达,不拘何词,意之既达,词亦随除;诗大不然,其词一成莫变,长保无失。”① 正如钱锺书所说,“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春风又绿江南岸”,其诗意借此语境中的“绿”字而源源不断表现,别的字词无可取代。可以说,无此“绿”字则无此诗。


但叙事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把小说中的叙事和实用文中的叙事作些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区别的。最明显的是,小说所叙往往为作家设想之事,虽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但毕竟有较大的想象空间。为了能够写得生动形象,以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作家应该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正如福楼拜所言:不论一个作家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名词可供他使用,用一个动词要使对象生动,一个形容词要使对象的性质鲜明。因此就得用心去寻找,直至找到那一个名词,那一个动词和那一个形容词。


如此说来,出色的或者说成功的叙事,“ 其词一成莫变”亦与诗并无二致,如鲁迅所指出的《水浒传》里“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下大雪的那个“ 紧”字,确实只有这一个形容词才能“ 使对象生动”“ 性质鲜明”,和“ 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 绿”有异曲同工之妙。瓦莱里说只有诗“ 其词一成莫变”,显然有欠严谨。


再来说实用文中的叙事。其所叙之事一般都是现实里发生的,作者的笔当以逼真为务,必须循其规蹈其矩,不能信马由缰。而要求逼真,就没有“样板”可供临摹。由于现实生活有时比小说还小说,甚至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若求逼真,“其词一成莫变”亦与小说、诗歌同。


不过,诗与实用文在这一点上虽然有所区别,诗离此词此句而用义近之它词它句,诗意往往就会失去甚至荡然无存,而实用文之意有时可用义近之它词它句而大体保留。也就是说,遣词造句,诗必此词此句,而实用文则有通融的余地,从这一角度看,词与意的紧密程度,诗与实用文确实有所不同。然而,实用文这种以词达意的灵活性是有条件、有限度的,有时甚至和诗一样,不可移易。



平心而论,任何言语作品之词与意,都不可能像瓦莱里所说的那样“离而不著”。这实在是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的一大关节,然至今似乎仍有不少人对此没有认识到位,甚至还在误区中徘徊。例如,最近有一年轻朋友来信质疑:你如此重视语文品质,甚至提出它是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由于语文品质只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方面的事,那么你将思想内容、情感态度价值观置于何地?——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认为可以脱离思想内容、情感态度价值观而独自讲究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也就是说两者是“离而不著”的。


钱锺书强调“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完全正确;但必须补充的是,所有与“ 言”相对的“意”都要借文字语言安身立命,难有例外,并非独以诗歌为然。这里所说的意,其内涵除了最基本的意思、意义,还应包括“情态”“意趣”等,有时后者更为重要。无论意思还是情态,它们都只能寓于词中,而且也总是意随词变,不可能“离而不著”,就诗而言,绝对如此,而叙事说理之文则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字句变而意义、意思还在,情态、意趣则已走样或消失。钱锺书《管锥编》有言:


“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②


若将所引《史记》原文改为:


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均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皆膝行而前。


两相比较,从意思、意义角度看,几无不同;但从情态、意趣的角度看,改文因无累叠之妙,原句的“精神”“气魄”却已丧失殆尽。


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以《项羽本纪》为例说明司马迁刻画人物的艺术:


(在鸿门会上,)范增召项庄曰:“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汝)属且为所虏。”到会后,范增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始曰‘若属’,继曰‘吾属’,层次映带,神情语气之分寸缓急,益现字里行间,不曰‘将’而曰‘今’,极言其迫在目前。”③


我的理解是,“ 若属”说的还是“你们”,“吾属”说的就是包括“你们”在内的“我们大家”,所指有多少之别,所关有大小之分,体现在字里行间的神情也自然不同。“今”与“将”比,照事实说,用“将”为是,但“将”体现不出事情的紧迫性、严重性以及对项羽的愤懑,所以非用“今”不可。


二是字句变化甚微而意义变化至巨。于此,我们首先联想起的也许就是从前一个讼师将“ 驰马伤人”的“ 驰马”改成“ 马驰”的故事。“驰马”,责任在骑马的人,“驰马伤人”属故意;而“ 马驰”,是因马跑而伤人,人只是过失而已。这是字未变只是顺序调换了一下而已,但事情的性质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不容篡改,讼师若有意歪曲,当然是德行有失。讲这个故事,只想借此说明语言文字的力量。


钱锺书《谈艺录》有一则《论“一词之差,词气迥异”》,说的是王世贞所写归有光像赞中“晚而始伤”一语,意思是赏指王世贞“能识归有光的异量之美,认为归有光的学习韩愈、欧阳修,与自己学问门径不同,但同以学习《史记》《汉书》为归宿,这点起初不认识,这时开始认识,因而伤悼他”。可钱谦益却将“始伤”篡改成“自伤”,这一改用意就变了,“‘自伤’是伤自己的迷途狂走,开道已迟。这一字的篡改,歪曲了王世贞原意,来贬低王世贞”④。


《红楼梦》写林黛玉眉目的对子,流行本一般作“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情目”。据周汝昌说,列宁格勒所藏旧抄本《石头记》却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他认为,“含露者,是写黛玉两目常似湿润,如含有仙露明珠——亦即雪芹在另处说她是‘泪光点点’同一用意。罥烟、含露,对仗精切无匹!这是雪芹费了大心血而创造的足以传写黛玉神态的高级艺术语言。若作什么‘ 含情目’,不但失去对仗,简直是太俗气了!”⑤ 确实,“含情目”糟蹋了林黛玉的形象,而“含露目”所含之“露”还和“绛珠仙子”的“珠”呼应、匹配,意象独特、生动,含义丰富。


最常见的情况是字句之变不大,所造成的意义变化也并不明显,但若仔细品味,不但所表达之意有所区别,而且语文品质也因之有所差异。


胥智芬的《围城》汇校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正文414页,每页所列从初刊本到定本的修改之处一般都有三四到五六处之多,只有两处的是极少数,多的甚至有十一二处。所改有少数是字体、标点的使用更为规范、更符合一般的言语习惯,例如,页2:“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旁”原作“傍”;页2:“两付马将牌”,“付、马”改为“副、麻”;页3 :“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地”原作“的”;页4:“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碜”原作“蠢”;页6:“说:‘睡得像猪’”改为“说‘睡得像猪”;等等。


在此之外数以千计的文字修改都与意义、意思、情态、意趣密切相关。


有的变得更为清通,例如,页5 :“那些男学生看到满腔邪火,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心里好舒服些。”定本删“心里好舒服些”,“看到满腔邪火”定本作“看的心头起火,口角流水”。分句之间原来意思不太连贯通畅,由“看到满腔邪火”而“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中间似有断裂之感,定本不但一气灌下,情态也更生动逼真了。页11 :“贤婿才高学博”定本改“学博”为“学富”,因有几乎人尽皆知的“学富五车”,“学富”就显得自然顺畅;而“ 学博”,意思虽然清楚,但因难得一见,多少有点别扭之感。页12:“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望”易生“看”的歧义,定本改为“希望”就晓畅明白了。


有的变得更为准确。例如,页2:“那些不愁没事的学生”,在“ 学生”前加定语“ 留”。页3:“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丝斜缝……”“丝”原作“条”。页8:“看人家一对对的恋爱”,“恋爱”改为“谈情说爱”(前面既用“一对对”,“谈情说爱”比“恋爱”具体)。页17:“方鸿渐又把手勾了她腰”,定本删“了”,“勾她腰”比“勾了她腰”动作性要强得多。页14 写鲍小姐“身围瘦,后部重”,定本改“后”为“臀”。以上这些都是极为明显的例子。


有的变得更富情态了,例如,页27:“……便‘啐!’的一声向痰盂里唾口浓浓的吐沫”,“唾口”定本作“射出一口”,定本改得神态毕现。页37:“ 这景色是鸿渐出国前看惯的,可是这时候见了,心忽然挤紧作痛,眼酸得要汪泪……”“汪”才恰到好处,初版用的“流”就有些过了,显得俗而不真。页22:“苏小姐病了,吐过两次,才睡着呢。”“才”原作“刚”。“刚”仅仅点明“睡着”的时间,而“ 才”还有和“ 吐过两次”在前后内容上的因果关系。从遣词造句的角度看,“才”显然更绵密了。平常“ 刚”“ 才”常常连为一个词,意思也差不多;此处由“ 刚”而“ 才”似乎可改可不改,实际上恰恰典型地表现出作者行文时的敏感、认真、细致。页23:“鲍小姐睡了一天多才起床,虽跟方鸿渐在一起玩……”“跟”定本作“和”,与上文易“刚”为“才”异曲同工。页32:方鸿渐猜到“定是苏小姐大学同学的时候常向家里人说起自己了,又有些高兴”。“高兴”定本改为“得意”,确实贴切多了。如果没有后来定本的“得意”作对比,读者也许会觉得“高兴”并没有什么不妥,只有见到了“得意”,方能真正体会方鸿渐当时的心情。


语文品质之高下优劣体现在遣词造句上有时往往只差一点点,这一点点的差异,或由于写作态度认真程度的差异造成,或由于语言表达水平的差异造成,而且常常要通过比较才能识别。页56:“……但据周太太说,本年生的孩子,大半是枉死鬼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找足前生年龄数目,将来怕活不长。”初读这段话,根本看不出有任何不妥;而定本最后一个分句改成“只怕将来活不长”,这才发现定本要严谨多了,而“将来怕活不长”多少受到口语的影响,在语法上不大经得起推敲。


总而言之,叙事说理之言与意确实不可能“离而不著”,读者也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可以相互游离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因此,评论语文品质的高下优劣当然也不可能离开言所表达的意。



注释:

[1]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412-413.

[2][3]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272,276.

[4]周振甫,冀勤.钱锺书谈艺录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0.

[5]周汝昌.周汝昌点评红楼梦[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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