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有些“生硬”，可能会引起一些朋友的反感。但是且莫生气，听在下道来。
前文已说：京剧有两个功能，一为教化，二为娱乐。娱乐功能，当然需要艺术性；教化功能呢，自然需要思想性，这就属于政治范畴了。艺术和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都与一定的经济水平相关。平民艺术的二人转，产生于黑山白水之间的广大农村，它的最大观众是农民；京剧，产生于皇宫内院，它的爱好者是皇太后，是王公贵族。这就决定了京剧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必然性。
可能有人会说：《天女散花》、《贵妃醉酒》、《红娘》……这些剧目与政治有何关联？
笔者的理解是：首先，从总体来说，政治是京剧的灵魂，如果您承认京剧有教化功能的话，如果您认可“京剧是中国的圣经”的说法的话。其次，具体到每一出戏，可能内容上没有什么政治意味，但它们是一定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与现实有着某种关联。上世纪五十年代《铡美案》《秦香莲》那么受欢迎，恐怕跟许多新贵弃旧图新不无关系。再次，一个好的艺术形式或一个上乘的艺术作品，必然同时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
一说政治，人们就反感，因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党和阶级斗争，这其实是历史造成的对“政治”的偏见。政治，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家，会赋予“政治”不同的内涵。笔者以为，所谓政治，应该是与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事，反映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愿望。如果这样来定义“政治”，您可能就比较能接受笔者的观点了。
从京剧诞生的那天起，政治就是京剧的灵魂，京剧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些老京剧艺术家对此是认同的。比如汪笑侬，看到“戊戌政变，杀志士，逐党人，死于无辜者不可胜计”，于是，他怀着深切的哀痛，编演了《党人碑》，“观者下涕”。(张次溪《燕都名伶传》)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梅兰芳。辛亥革命以后，上海的新舞台为讽世警俗、开化民智，推出了一些新编演的现代戏：《茶花女》、《黑奴吁天录》、《黑籍冤魂》。这些新戏保留着京剧的场面，有京胡伴奏，只不过在服装扮相上，趋于现代。上海的这些新戏对梅兰芳启发很大，他在《梅兰芳自述》中写道：“1913年我从上海回来以后，就有了一点新的理解，觉得我们唱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虽然有些戏的内容是有教育意义的，观众看了，也能多少起一点作用，可是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写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收获或许比老戏更大。”“不久，我就在北京跟着排这一路醒世的新戏”。
当时北京的《京话日报》揭露了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张傻子，他逼良为娼，虐待妓女。张傻子的罪恶披露之后，引起群众公愤。北京的地方官顺应民意，制裁了张傻子，并采纳《京话日报》主编彭翼仲的建议，仿照上海的办法成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最后，被拐骗的妓女由她们的亲属领回，骨肉得以团圆。梅兰芳便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编演了《孽海波澜》。这出戏揭露了娼寮的黑暗和妓女受的压迫。
梅兰芳从1915年起，上演了不少新戏，《一缕麻》，《宦海潮》，《邓霞姑》，《天女散花》，《木兰从军》等等。这些新戏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性。有的提倡忠孝，有的提倡节义，有的破除迷信，有的呼唤婚姻自由。《一缕麻》是批判指腹为婚之荒谬的，《宦海潮》是反映官场险恶的，《邓霞姑》是叙述女性为婚姻跟恶势力做斗争的。
1918年春，梅兰芳推出了一台新戏：《童女斩蛇》。这出戏产生的背景是，1917年秋天，天津发大水。一些人制造谣言，说是得罪了“金龙大王”所以才闹水灾的。只要奉祀金龙大王，不仅能免除水灾，还能祛病致福。许多群众受骗上当。关于“金龙大王”的谣言，当时在山东、河南流传甚广。办理河工的官员，每年要给“金龙大王”唱戏。北京的潭柘寺僧人，也拿传说中的两条大蛇“大青、二青”说事骗人。梅兰芳看到这些现实，“就打算找题材排一出破除迷信的戏。可巧那时北京的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印了一些剧本，我挑选了《童女斩蛇》。”（（《梅兰芳自述》）故事是这样的：福建庸岭下出了一条大蛇，有人造谣说是金龙大王下凡，每年八月要用童女祭蛇。八个女孩子先后葬身蛇腹。这一年又到了祭蛇的时候，童女李寄挺身应募，身怀匕首将蛇杀死，并把设局骗人的女巫扭送官府，为民除了害。这出戏很有强的针对性，初次上演，就受到群众欢迎。因为这个故事很容易让观众和某些现实联想起来。
这些新戏反映了梅兰芳可贵的思想意识：戏剧，要为社会教化服务、为社会现实服务。至于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梅兰芳排演了《木兰从军》、《抗金兵》、《生死恨》等，大家一般都知道，就不用细说了。
再来看马连良。1938年，北平已经处于日寇铁蹄之下。马连良和他的“扶风社”排演了一出新戏：《串龙珠》。这是根据山西梆子《反徐州》改编的。戏中说的是元朝末年，徐州百姓不堪徐州王的残暴统治，在徐达的带领下奋起反抗的故事。徐州王名叫完颜龙，显然不是汉族。他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徐州百姓忍无可忍，拥戴徐达带头造反，杀死完颜龙，打败了前来镇压的元兵，占据了徐州。这个戏的内容及其思想，在当时肯定是相当敏感的。演了两场之后，被日伪当局下令停演。
由此可见，用京剧为政治服务，并非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
笔者以为，唱念做打，不过是表演形式；而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戏剧的内容必须有故事，有故事就有主题、有思想。而戏剧所表现的故事才是最能吸引人的，尤其能吸引多数门外汉、下里巴人。先把观众吸引到京剧舞台前面来，然后京剧才能起到思想教育作用、发挥提高人的审美情趣的功能。所以，您让小女孩唱《苏三起解》，让小男孩唱《贵妃醉酒》，这能吸引多少孩子的兴趣？这样就能为京剧培养出新的观众来？我看不然。因为这里没有任何思想性可言，对唱的孩子和听的孩子起不到任何教育作用。
好戏，必然要表现好的故事，好故事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要贴近时代生活、贴近群众思想，要能引起群众的共鸣。赵本山的《卖拐》之所以能引起观众会心的笑声，不是因为社会上确有许多“大师”用诊病、治病“忽悠”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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