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为什么经常闹洪灾？
据说，这是因为四川位于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上，地壳活动频繁，所以容易引发地震。四川属于盆地地形，盆地边缘地势高且陡峭，落差大，一旦有降水，地表植被覆盖率低的地区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造成洪峰。另外，
四川位于我国季风区，降水不稳定，也是出现洪灾的原因。
谈到上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那两场影响深远的洪灾，许多老成都和水利专家都记忆犹新，说起来好像发生在昨天一般。
A
救援记忆
金堂县城成孤岛房屋3楼都被淹
当时，金堂县。“县城已经是一个孤岛，三面环水，最深处已经淹到房屋3楼，只有县政府所在的一片高地没有被淹了。”
1947年洪灾发生时，成都著名水利专家陈渭忠才11岁。“我住在府河边，具体位置在今天东门大桥边，洪水在这里快上岸，到九眼桥，洪水就溢扑上岸了。”
1981年7月，大洪水袭击成都时，陈渭忠已经是一名水利工作者，他刚从山西调回成都不到一年，在当时的成都水利局工作。金堂县其实没下雨，出大太阳，但当时是被淹没最严重的地区，陈渭忠第一时间赶往抢险一线。
“接到抢险通知时，我正在四川大学补习外语，因为工程师要过外语关。”陈渭忠回忆说，他马上出了课堂，赶往龙泉驿的宝狮口水库。
“水库的放水闸门突然打不开了，洪水放不出去，水马上就要翻坝了。”陈渭忠和同事赶到水库，看到的情况十分危急。“已经请来工兵，准备炸掉放水闸，方案都已经做好了，万幸的是，抢修一直没停，闸门突然又好了。”
水库危急解除，陈渭忠和同事立即赶往金堂，那里是洪灾最严重的地方。
时间已是半夜，陈渭忠一行开着中型吉普车，前往金堂的道路，洪水已经没过大半个轮胎。“前面汪洋一片，分不清是道路还是稻田。”陈渭忠说，车每行一段路程，就要有人带着随身携带的花杆，在车头前方插一遍，“硬的就是道路，插到软的就是稻田，车往硬处走。”
踽踽而行，将近4个小时，陈渭忠和同事抵达金堂县。“县城已经是一个孤岛，三面环水，最深处已经淹到房屋3楼，只有县政府所在的一片高地没有被淹。”陈渭忠记得，当时车辆无法继续前进，只能乘坐解放军的橡皮艇抵达金堂县政府，然后研究抗洪。
次日，洪水退却，陈渭忠被眼前一幕惊呆了。“县城有个木材厂，那里堆放的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原木，竟然上了居民房顶。”
县城防疫、清洗工作展开，陈渭忠他们也有新的任务。
“以淮口为中心，有70多座水库。”陈渭忠说，他们赶到淮口下游，那里本来修筑了溢洪道，“平时因为没有洪水，附近农民就在道里种了菜，导致水库加重。”
接下来半个月，陈渭忠走遍了以淮口为中心的所有水库，将水库险情全部排查完毕。“白天泡了水，衣服全部湿透，晚上就去打8毛一斤的白酒，用手帕包一点胡豆或花生，然后一边喝酒暖身子，一边吃胡豆，一边还要商量接下来的工作。”陈渭忠说，至今这都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B
赶考记忆
水淹招待所中考被迫暂停
洪水扫境，满目苍夷。不少坝地被冲刷后只剩下卵石滩了，坝上的农户房屋已基本无存。城内街巷、底楼地面也留下近1尺厚的淤泥。
1981年洪水，是如今市民记忆最深的一次。100余公里外的资阳城区，也是此次洪灾较严重的地区。资阳市民罗允琪清晰地记得，当年7月13日，沱江、九曲河水位暴涨，“资阳老城区除北门火车站一带未淹外，其余都成了一片汪洋。”
7月13日到15日，是当年中考的日子。12日，罗允琪和老师们带着一群中考生，住在资阳城区建南路临江区公所内招待所二楼上，在城区备考。
“当天特别的闷热难受，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半夜以后大雨骤至，直到13日中考开始，大雨仍不曾停歇。”罗允琪说，考生们只能冒雨往返于住地和雁江一小考场之间，整条大街，满眼尽是打伞匆匆行走的人群。
“快跑，涨水啦！”14日凌晨5点刚过，罗允琪被一声尖叫惊醒，他下楼一看，整个区公所院内已经积满了齐膝深的水，并不断上涨。他慌忙和其他老师叫醒全体学生，带好行李，向高一些的建南路撤退。
早上7点过，罗允琪接到中考暂停的通知，于是和老师们商议好尽快把学生们带离县城，安全回家。当时火车已经停驶，成渝铁路的路基要高一些，便成为撤离县城的重要疏散通道。一行人沿和平路街，随人流踩水撤去。狭窄的铁轨上，逃难的队伍浩浩荡荡，市民们扶老携幼，带着包袱，向着北门东岳山和莲花山一带高地赶去。
在由北走到西南的弧形铁路线上，罗允琪往南门坝和城区方向望去，只见一片汪洋泽国，洪水淹过低矮楼房的屋顶，一座座楼房成为被洪水隔离的孤岛。
“当时大南街和百货大楼前已有木船在行驶了。”罗允琪回忆这“奇特”的景观时说，“南门坝那的电线杆几乎被浑黄的洪水淹没，只露出一小尖，还有人爬在电线杆顶上呼救”。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罗允琪一行人爬上了侯家坪糖厂临沱江边的山顶。往下俯瞰，只见浩瀚的江水早已淹没了沿河坝地，滔滔江水，咆哮奔腾而去。河面比平时顿然宽了好几倍，声势何其浩大。大量的庄稼、整棵的树、草房整块的屋顶，还有各种家具、木材、油桶，横浮河面。“这样的景观既壮观，又让人十分悲凉。”罗允琪不无感慨地说。
14号傍晚，洪峰过去，15号洪水才逐渐退出城去。洪水扫境，满目苍夷。不少坝地被冲刷后只剩下卵石滩了，坝上的农户房屋已基本无存。城内街巷、底楼地面也留下近1尺厚的淤泥。
“单是青淤、排涝工作就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罗允琪说，灾后重建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从此，城乡房屋逐渐告别土墙草盖，广大乡村民居逐步改建成了砖墙瓦顶或平顶楼房”。一场洪水，就此改写了一段城市建设史。
C
惊险记忆
“学校操场淹了，双杠只露出两根木棒；平房教室进水了，水已漫到了窗台；学校体育保管室的足球、篮球、排球漂在操场上。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那场景让人害怕。”
傅治军说，学校周围的街巷，紧邻的包家院子，低矮的瓦片房几乎没有哪一家不漏雨的。隔壁大院中的住户，家中漏雨，用脸盆接的，用水桶装的，打湿铺盖的，淹上床的，有些家里柜子都浮了起来。
待雨稍停，傅治军骑车到九眼桥。“九个桥洞已被洪水封了四五个。不少市民打着雨伞穿着雨衣站在桥上观看，时而发出阵阵吼喊。河中不时漂下房顶屋架，还有随水而下惊慌失措的动物，也有顺水起伏横冲直闯的原木。”傅治军说，走到东门大桥，往府河两边望去，沿河两岸的吊脚楼已危在旦夕，有被水拉倒支撑支柱的，有些已完全歪歪斜斜，好像能听见嘎嘎的作响声。
东门大桥水津街拐弯处，原来有一家小吃店，傅治军路过门口，听到有人问：“馒头咋个卖？”“两角钱一个”。“抢人嗦！”“你娃想发国难财！”
“那时平常馒头每个5分钱，当天卖2毛钱一个，食客骂声不断。”傅治军回忆说。
傅治军再回到九眼桥，桥洞只有三四个尚未封洞，那河水还在不断地上涨。“九眼桥边的大黄桷树树杈上站着三五个娃娃，他们个个跳着入水、钻入河中，扎一个猛子，到‘毛巾床单厂’门口才见踪影。当时河水已漫过栏杆，外溢在街上，下车推行水深齐裤腰。”傅治军说，当时的情形让人胆怯。
7月15日，傅治军才知道前一天下午2时许，九眼桥上游的安顺桥被洪水冲垮，带走了数十个在桥上看热闹的大人小孩。“我随后骑车到了安顺桥下的河心村，看见湖边围了不少人，离得远远的，尸体已打捞上岸，停在湖边。几个法医模样的人正在检查。看见死去这些人有男有女，也有十几岁的少年。”傅治军说，几天以后，一辆吊车把望江公园东大门前危及桥墩、桥身的三根大原木吊离了大桥，这座水泥桥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拆除。
华西都市报记者 田雪皎 罗琴见习记者 李姗姗 图片均由吴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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