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乾隆下令西洋商船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江、闽、浙三海关只办理沿海贸易及东洋、南洋商船贸易手续，史称“一口通商”。
从此，粤海关成为唯一管理西洋贸易的官方机构，广州逐渐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城市。“一口通商”在造就广州繁荣的同时，也成就了“十三行”的兴旺。
十三行又称洋货行，是清政府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一部分，由官方“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目的只有一个：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
它包括：潘振承——十三行行商首领
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
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
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
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
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
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
其中，十三行的潘、伍、卢、叶四大行商，其家族产业总和比当时的清政府国库收入还要多，可谓“富可敌国”。
不过，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地位和财富并不成正比，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末端，是最低贱的。
即使像伍秉鉴这样的官商，在朝廷眼里还是可随意盘剥的商人。每逢国家发生灾难、战事，皇帝和权贵们弄个宴会之类，或者地方父母官要送礼，十三行的商人们必须“报销”。
尽管如此，大清为了维护天朝尊严，实行“保商制度”，就是中国商人不得欠外商的钱。此外，他们还得瞧外国大商人的脸色。
十三行之同文行行商潘正亨甚至决绝地说：“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
潘、伍、卢、叶四大行商指的是潘有度、伍秉鉴、、卢观恒、叶上林。
潘有度生于1755年，初为即用郎中，敕封翰林院庶吉士，后主理洋务，常出资周济贫困，道光十二年奉旨得奖“乐善好施”匾额，于龙溪建有寓所“南墅”。内筑漱石山房及芥舟等房舍，墅内多植水松，中有两株交干而生，因名其堂曰：“义松”。生平著作甚多，后人辑其作品结集为《义松堂遗稿》、《漱石山房剩稿》等。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生，1796年，总商蔡世文经营失败自杀，潘有度担任总商。潘有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喜欢和外国人讨论航海的问题，并写下二十首《西洋杂咏》。当时潘有度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潘有度更列富商之首。后因营商环境恶劣，朝廷苛敛勒索加，1808年潘家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1815年被迫复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1820年底，潘有度病故，潘氏无人愿接掌第三代行商大旗，最后由有度四子潘正炜接任，不久同孚行停办。
伍秉鉴祖籍福建泉州，自从经营怡和行后，凭着经商天才，第二年怡和行便位居行商第三，五年后跃居第二，再过两年雄踞总商地位，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金钱神话。他拥资超过2600万银元，不但在国内拥有数量惊人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千万家财，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同时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有一位美国商人欠了他7.2万元银票，滞留广州无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满不在乎地把欠条撕碎，说账已结清了，你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专辑，统计上个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名列其中。
卢观恒，1746年出生于江门市蓬江区。十三行商人中，排行第二的广利行的老板卢观恒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超级富豪”。 出身贫家，年40余仍未有妻室。后去广州谋生，帮人看守歇业的铺店。后以铺店为洋商储货及代售商品，升为洋行买办。致富后，自营卢广利洋行，为广州十三行洋行之一，成为邑中以商业起家的资本主义大亨。发达后，乐善好施，曾捐田700余亩为石头卢族义学、义仓经费；捐田500余亩以新会全县义学、义仓经费。1812年12月20日在广州病逝，享年66岁。
叶上林祖籍福建漳州诏安，经营义成行，与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在泮塘筑有叶家别墅花园，是唯一成功退休的洋行行主。
此后，由于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除十三行垄断外贸特权，十三行逐渐走向衰落。
（专注于历史里的日常生活，它可能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确定性的答案，不过更加有趣。微信号：songshugong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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