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4年，摩苏尔的“阿塔贝伊”赞吉领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埃德萨伯国的首都埃德萨，旋即大肆屠城。此前，十字军拥有的四座主要都市（即埃德萨、安条克、耶路撒冷、的黎波里）从未陷入回教徒之手。埃德萨本身作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夺取的第一座东方城市，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其毫无征兆的失守为整个拉丁黎凡特带来了恐惧和忧虑，严重地打击了基督徒的信心。昔日十字军强悍无敌的印象就此烟消云散；海外之地的梦想——在圣地永恒的移民和统治——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雪上加霜的是，赞吉作为十字军的长期劲敌，他的凯旋势必会鼓舞其他穆斯林政权也投入到和十字军诸国的对抗中来。
1145年，法兰克与亚美尼亚使节来到欧洲，带来了埃德萨的噩耗，他们强调，整个近东的基督徒都面临着灭顶之灾。当时在位的教皇为尤金三世（Eugenius III，1145-1153年在位）。他曾是西多会僧侣及伯尔纳（明谷的）的门徒，该年2月刚登上教皇之位。然而，尤金本人似乎也自身难保。从他就任起，教皇和罗马人民对城市的世俗统治权产生了长期的纷争，他被迫流亡在外。尤金得知了东方的惨败，开始酝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新十字军东征，讽刺的是，他自己却不得不在维泰博（Viterbo，位于拉特兰宫北约50英里）度过1145年的大部分时间，而无法入主罗马。
尤金三世
海外之地的使者也觐见了法国卡佩王朝君主路易七世。路易于1137年加冕登基，如今正值25岁上下。史书将路易七世记载为虔诚之人。不过，法国王室与罗马教廷之前也曾存在矛盾和纷争。尤金教皇的前任实际上暂停了卡佩王朝国土的教权（相当于暂时的绝罚）。1143年，在于香槟伯爵的冲突中，路易的军队残忍地将维特里（Vitry）一座内有超过1000人的教堂烧成了平地，当然，后来国王似乎也对这一暴行懊悔不已。所幸1145年时，年轻的国王已与教廷修好，受埃德萨命运的消息的触动，他也满腔热血地接受了领军救援十字军诸国的想法。
路易七世
尤金三世与路易七世似乎有发动十字军的共同计划，但这起初并不一帆风顺。1145年12月1日，罗马教廷（papal curia）起草了一份教皇通谕，宣布新的战争号召，但这并未及时送达路易位于布尔日（Bourges，在法国中部）的圣诞宫廷。当国王宣布他有意领取十字在圣地作战时，却应者寥寥。三个月后，尤金三世再度发布了一份几乎一模一样的通谕，它的消息在卡佩王朝1146年复活节于韦兹莱（Vézelay）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从那一刻起，十字军热情之火复燃了，到了第二年（或更长时间），它在欧洲已成燎原烈火。教皇的诏书——通常以其拉丁语名《吾等之前辈》（Quantum praedecessores）而被熟知，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在1146至1147年间于拉丁西方广为传颂，在大量公开集会上被多次朗读，成为了整个欧洲对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宣传的样板。诏书打算实现两个互相关联的目的：明确教皇对远征的官方定义，特别是说明什么人将参与以及他们将获得何种特权、犒赏；其次，通过明确十字军的起因和诉求来促进士兵的招募。
半世纪前，教皇乌尔班二世曾以在克莱蒙的布道发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因未有这次演讲的确切记录存世，对其理念及意图的还原难免含有推想的成分。相形之下，虽然第二次十字军的缘起不能归于一份重大的演说，但《吾等之前辈》现存的抄本的确令我们得以更精准地探寻远征背后的思想以及它被鼓动的方式。
从尤金的通谕中能够明显看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第一次十字军的记忆于他对这次新战役的展望极为重要。为了给自己的战争号召提供合法性与授权，教皇再三提及1095年的远征。尤金指出，“我们的前辈乌尔班教皇幸福的记忆”启发了自己号召第二次十字军，并且它明确了精神上的犒赏将与先例相同。一些乌尔班在克莱蒙的构想也被重申。尤金仔细地反复强调他拥有上帝给予的神圣权利去发动圣战。他同时将十字军形容为对穆斯林入侵的回应：他断言埃德萨已被“基督十字架的敌人夺取”；描绘了教士们如何被屠戮和圣物“遭到异教徒践踏”的情景。上述事件据说对全体基督徒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对往事追忆的主题以一种创新而有效的方式编排在《吾等之前辈》中。教皇宣称，基督徒在回顾先辈们洒下热血将耶路撒冷从异教徒的魔爪中解救的事迹后，应该去领取十字。“你们应该竭力保卫父辈的心血。”他告诫说，若非如此，“儿子们将有损父辈勇武的英名。”这一形象而令人信服的描述发掘了第一次十字军的共同记忆，并试图利用荣誉、家族义务的观念。
虽然明确将新的战役规划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重现，尤金的通谕事实上调整或发展了乌尔班二世的许多理念。起初，征募适当类型、足额的十字军（换言之，能够作战的人）是个显而易见的难题。1095年的远征实为一种朝圣，但由于传统上赎罪的行为是出于自愿并对所有人敞开大门，教廷发觉限制非战斗人员数量（从妇女、儿童到僧侣、贫民）十分困难。同时，12世纪初期的十字军则竭力吸引大量的新兵。到了1140年代，矛盾开始显露——如果过分掀起民众的宗教狂热，虽然征兵人数可观，却难免龙蛇混杂，战力堪忧；但如果仅在贵族骑士阶层中招募，又无法激发大众热情并扩大教廷与贵族影响力。《吾等之前辈》半心半意地尝试着提出这一问题，劝诫“那些站在上帝这边，尤其是更具权势、更尊贵的人”应当加入十字军，但平衡精英与大众的难题仍未得到解决。
尤金亦对领取十字架者所获得的的一系列庇护和特权做出了重要的修正。他的通谕宣称，当一位十字军奔赴海外时，教会将保护“其妻儿、货物和财产”，同时涉及十字军财产的法律诉讼也将终止，“直到确定他们回归或死亡”。十字军债务的利息也被取消。这些实际的“福利”对许多民众而言，无疑是具备足够吸引力的。
最大的进展是关于十字军免罪的。1095年乌尔班二世的构想还有些模糊不清，《吾等之前辈》则更加明确，它坚称教皇将宽恕、赦免参与者的罪孽，并解释说任何虔诚地完成如此神圣之旅或为之牺牲的人将被免除他诚心实意告解的罪过。尤金并不打算开出一张赎罪的空白支票，但他提供了一项保证：即使并未杀身成仁，也能享有十字军的精神犒赏。
通过其明确的构想和广泛宣传，《吾等之前辈》塑造了第二次十字军，并有助于确保更大程度上地统一布道与加强该观念——一场合法的十字军须由教皇发动。这份文件甚至因其后世影响，可能对十字军历史举足轻重。中世纪的教廷以其性质而言，是一个重视回溯的机构。当希望做出决定或起草宣言时，罗马官方总是着眼于先例。就此来说，《吾等之前辈》成为了十字军的标杆，它提供了一份对教皇乌尔班二世1095年布道（推测的）的正式回忆并将关于第一次十字军自身本质的某些想法奉为圭臬。进入12世纪后半叶及之后，这份通谕被用来阐释十字军的范围、身份与实践，因为未来的教皇们以它作为范本。许多文件沿用了它的风格、格式、主旨；还有一些仅仅是原封不动地再版。
尽管如此，尤金的通谕在一个关键点上令人意外地模糊：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明确目标。埃德萨的命运被大书特书，但并无夺回该城的清晰的指示，赞吉也未当做敌人被提起。相反，十字军被告诫去“保卫……东方教会”和解放如今穆斯林手中“成千上万被俘的兄弟们”。1145年、1146年中实际战略目标的不明可能导致了这种语焉不详，而它预示了未来远征里围绕其方向、焦点将产生争端。
《吾等之前辈》中的这一缺陷也反映出十字军与十字军国家在二者关系上根深蒂固的问题。事实上，二者不幸地貌合神离。十字军在精神层面本质上是自私的，其宗教远征为期不久，并由一群各怀心事（包括实现前往圣地朝圣）的人领导。然而为了生存，东方的法兰克移民实际上需要的是可靠、听从指挥的援军，后者应乐于遵循海外之地统治者的意愿。
但无论如何，在尤金三世的竭力鼓动下，多达6万的第二次十字军渐渐在欧洲各地汇集，虽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传奇令所有人心潮澎湃，但前路漫漫，他们的征程必将布满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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