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该公司致力于将“一切系统化”。Google还宣布,其使命是“将全世界的信息组织起来,使之随处可得,并且有用”。通过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让它能够“准确领会你的意图,并精确地回馈给你所要的东西”。问题是,它会使我们越变越蠢吗?
“戴夫,停下。停下好吗?停下,戴夫。你能停下吗,戴夫?”这个著名的场景出现在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的片尾:超级电脑HAL恳求宇航员戴夫·鲍曼手下留情,放他一条生路。由于电脑故障,戴夫被送入茫茫太空,前路未卜,目的地不明,只好“视死如不归”。最后,他对HAL下了手,平静而冷酷地切断了它的内存(记忆体)电路。
“戴夫,我的思想要没了。”HAL绝望地说,“我感觉得到,我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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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古拉斯·G.卡尔想起HAL的哀号,不由得脸皮有些酥麻,手脚略感冰凉。
“我也感觉得到。”他说。卡尔在2008年7—8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以《Google是否让我们越变越傻》为题,痛苦地剖析自己和互联网一代的大脑退化历程。
“过去几年来,我老有一种不祥之感,觉得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我脑袋里鼓捣个不停,重绘我的‘脑电图’,重写我的‘脑内存’。”他写道,“我的思想倒没跑掉——到目前为止我还能这么说,但它正在改变。我不再用过去的方式来思考了。”
他注意到,过去读一本书或一篇长文章时,总是不费什么劲儿,脑袋瓜子就专注地跟着其中的叙述或论点转个没完。可如今这都不灵了。“现在,往往读过了两三页,我的注意力就飘走了。我好烦,思绪断了,开始找别的事儿干。”他总想把心收回来,好好看会儿书。投入地阅读在以往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则成了一场战斗。
卡尔找到了原因。过去这十多年来,他在网上花了好多时间,在互联网的信息汪洋中冲浪、搜寻。对作家而言,网络就像个天上掉下来的聚宝盆,过去要在书堆里花上好几天做的研究,现在几分钟就搞定。
Google几下,动两下鼠标,一切就都有了。即便不工作的时候,他也很可能是在网络密林里“觅食”:要么读、写电邮,浏览新闻标题和blog,看视频节目,听podcast;要么就一个链接一个链接地瞎转悠。
“对我来说,”卡尔写道,“对别人也是如此,网络正在变成一种万有媒介、一种管道,经由它,信息流过我的眼、耳,进入我的思想。”
信息太丰富了,我们受用不尽,也不忘感恩戴德,却往往忽视了要付出的代价。正如麦克卢汉40年前所说,媒体可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提供思考的原料,但同时也在定义着思考的过程!“网络似乎粉碎了我专注与沉思的能力。现如今,我的脑袋就盼着以网络提供信息的方式来获取信息:飞快的微粒运动。”卡尔说,“过去我是个深海潜水者,现在我好像踩着滑水板,从海面上飞驰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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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不是唯一一个遇到此种问题的人。他向朋友们倾诉,竟然得到许多共鸣。在网上,也有人遇到同样的麻烦。一位名叫斯科特·卡普的公开承认,他已完全放弃了读书。“这是咋了?”卡普写道,“我在大学时主修文学,一度是个大书虫。”他力图找到原因。但与其说是在网上读的太多,不如说是阅读的方式已经改变。“我到底只是求个方便,还是我‘思考’的方式变了呢?”
长期在密歇根医学院任教的布鲁斯·弗里德曼,今年早些时候也在自己的blog上写到互联网如何改变了他的思维习惯。“现在我几乎完全丧失了阅读稍长些文章的能力,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纸上。”
他在电话里告诉卡尔,他的思维呈现出一种“碎读”(staccato)特性,源自上网快速浏览大量短文的习惯。“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弗里德曼承认,“我失去了这种本事。即便是一篇blog,超过了三四段,也难以下咽。我瞅一眼就跑。”
伦敦大学学院用五年时间,做了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学者们以两个学术网站为对象——它们均提供电子期刊、电子书及其他文字信息的在线阅读,分析它们的浏览记录,结果发现,读者大多“一掠而过”,忙于一篇又一篇地浏览,极少回看已经访问过的文章。他们打开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通常读上一两页,便“蹦”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有时他们会把文章保存下来,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日后确曾回头再读。
报告说:“很明显,用户们不是在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反,一种新阅读方式的迹象已经出现:用户们在标题、内容页和摘要之间进行着一视同仁的‘海量浏览’,以求快速得到结果。这几乎可被视为,他们上网正是为了回避传统意义上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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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或许还有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自我意识。塔夫茨大学的心理学家、《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思维的科学与故事》一书的作者玛雅妮·沃尔夫说:“我们并非只由阅读的内容定义,我们也被我们阅读的方式所定义。”她担心,将“效率”和“直接”置于一切之上的新阅读风格,或许会降低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几百年前的印刷术,令阅读长且复杂的作品成为家常之事,如今的互联网技术莫非使它退回了又短又简单的中世纪?沃尔夫说,上网阅读时,我们充其量只是一台“信息解码器”,而我们专注地进行深度阅读时所形成的那种理解文本的能力、那种丰富的精神联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流失掉了。
沃尔夫认为,阅读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技巧,不像说话那样融入我们的基因。我们得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学会如何将我们所看到的字符译解成自己可以理解的语言。
1882年,尼采买了台打字机。此时的他,视力下降得厉害,盯着纸看的时间长了,他会感到十分痛苦,动不动头疼得要死,他担心会被迫停止写作。但打字机救了他。他终于熟能生巧,闭着眼睛也能打字——盲打。然而,新机器也使其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的一个作曲家朋友为此写信给他,还说自己写曲子时,风格经常因纸和笔的特性不同而改变。
“您说得对,”尼采复信道,“我们的写作工具渗入了我们的思想。”德国媒体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则认为,改用打字机后,尼采的文风“从争辩变成了格言,从思索变成了一语双关,从繁琐论证变成了电报式的风格”。
卡尔引用神经学家的观点,证明成年人的大脑仍然颇具可塑性,而历史上机械钟表和地图的发明,同样说明了人类如何因此改变了对时间与空间的思维。互联网正是今日的钟表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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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电脑屏幕的界限。当人们的思维方式适应了互联网媒体的大拼盘范式后,传统媒体也会做出改变,以迎合读者或观众的新愿望。电视节目加入了滚动字幕和不断跳出的小广告,报刊则缩短其文章的长度,引入一小块一小块的摘要,在版面上堆砌各种易于浏览的零碎信息。今年3月,《纽约时报》便决定将其第2版和第3版改为内容精粹,以使忙碌的读者可以快速“品尝”新闻。
“没有哪种沟通系统能像互联网今日所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如此众多的作用——或者对我们的思维模式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卡尔写道。
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该公司致力于将“一切系统化”。Google还宣布,其使命是“将全世界的信息组织起来,使之随处可得,并且有用”。通过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让它能够“准确领会你的意图,并精确地回馈给你所要的东西”。问题是,它会使我们越变越蠢吗?
“我感觉得到,我感觉得到。”卡尔最后说,库布里克黑色预言的实质在于:当我们依赖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时,它就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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