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幽灵

原标题：奥斯曼帝国的幽灵

黄荭，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大高研院兼职研究员，翻译家。

黄荭 文

这是我一开始就想推掉不译的一本书，后来勉强答应下来，断断续续拖拖拉拉译了有一年半，最后架不住出版社编辑三番四次催逼才紧赶慢赶交了稿。

书的作者是2005年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得主伊斯梅尔·卡达莱，1936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南部山城吉诺卡斯特的他1990年才移居法国，所以1969年底出版的《雨鼓》是他用母语创作的。我一直不赞成转译，从阿尔巴尼亚语到法语再到中文，文本经过翻译的二度变形，冲淡再冲淡，丢失再丢失，即便译者认真，推敲再推敲，纠结再纠结，原文一不小心还是容易串了味道，变了模样。再则，小说编了一个如假包换的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入侵阿尔巴尼亚城邦的故事：苏丹的大军在图尔桑帕夏的率领下远征阿尔巴尼亚，兵临城下，一攻一防，数月的对峙。我是女人，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打仗的故事，阿尔巴尼亚离我很远，奥斯曼帝国对我也很陌生。卡达莱复调的叙事天才吸引了我，但在这个围城的故事里，陷在等待和绝望之中的是两军对垒的将士，也是被各种遍查字典不见的从土耳其语变身法语的专有或普通词汇层层围困的我。

冬天一过，当苏丹的使者再次离去，我们终于明白：战争在所难免。使者千方百计对我们施压，想让我们同意做苏丹的附庸。他们先是花言巧语，许诺让我们参与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随后又诬蔑我们是法兰克人的走卒，换言之是投靠欧洲的叛徒。最后，不出所料，他们的把戏以威胁收场。你们以为你们的城池都是铜墙铁壁，他们对我们说，就算它们的确如此，我们也会在你们周围筑起另一层铜墙铁壁，那就是饥饿和干渴。

战争开始了：信仰基督教的阿尔巴尼亚城邦守卫军把家人送到山里去躲避战乱。“跟他们掏心掏肺地道完别后，我们回到了要塞。在高高的塔楼上，我们一直目送他们走到十字高地，之后，又看到他们出现在陡坡上，最后消失在风峡口。之后，我们关上重重的城门，整座堡垒沉寂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们把第二道城门也一一放下，缩在堡垒里，任由寂静淹没我们。”一片孤城万仞山，留下来的，都是铁了心誓和要塞共存亡的死士。城外，是新月旗和像大章鱼一样伸展着触须把阿尔巴尼亚人的要塞慢慢缠住不放的苏丹大军一长溜一长溜的白色营帐。

力量悬殊的较量，围城旷日持久，强攻、炮轰、断水、断粮、瘟疫、挖地道……阿尔巴尼亚人以寡敌众，用山民特殊的坚韧和彪悍挡住了苏丹军队一次次猛烈的进攻。最终或许是祈祷灵验了，就在城里士兵即将被渴死的时候，下雨了。“有一股浓浓的土腥味，泥土久旱之后被雨水打湿的味道，从地面升腾起来。天空中铅云密布，凝结不散，下起一场没完没了的绵绵细雨，一场真正的秋雨。”围城宣告失败，苏丹大军不得不赶在冬季冰雪封路之前撤退回首都，小说的最后，帕夏阵亡了，一辆载着他女眷的马车缓缓穿过凄凉的村庄，雨一直下……

“我每次写一本书，都感觉是在将匕首刺向专制。”卡达莱如是说。的确，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看得出来，1969年的《雨鼓》是借奥斯曼帝国的镰月弯刀来暗喻苏联在布拉格之春后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1968年初杜布切克提出“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让苏联老大哥很不爽，政治民主化运动显然是对苏联专制集权统治的公然挑衅。就在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阿尔巴尼亚退出了在1961年加入的华沙条约组织，与苏联彻底决裂。就像作者自己说的，对十五世纪这场战争的描绘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反历史的作品，它刺中的是今天依然飘着血腥味的现实。